先秦儒家道德认同智慧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诸多道德观念与道德要求得到中华民族的广泛认同和长久传承,有些直至今天还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体现了先秦儒家的道德认同智慧:如从"天人合一""人性同一""己他相通"角度回答"人为什么要认同道德",从现实人伦建构道德理论体系,形成"伦—道—德—行"道德认同模式,提出"家国天下"道德认同目标,形成"内修"和"外铄"道德认同机制等。这些智慧在如何确立道德认同基点、树立共同道德价值目标、形成道德共同体、增强道德文化自信等方面对当今社会的道德认同构建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儒家德治的实质与启示——以两汉为中心的考察

儒家"仁政""王道"思想中有伦理道德优先、以伦理超越法律治理的含义,这是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层面。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儒家伦理的贯彻实施须以各种制度为凭依,以法律治理手段为保障。董仲舒承认了法律在构建国家制度以及维系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将儒家的价值观熔铸在各种制度与法律体系之中,将政治、制度、法律儒家化、价值化。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实际上也是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有机结合,这是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关系的实质。     

先秦儒家王道理想的应然指向与现实困境——以《孟子》为探讨中心

王道政治是先秦诸子共同面对的传统政治资源,各家人物都借此来阐述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应对方案,对于儒家而言更是如此。儒家认为源于天道的王道具有自明的正当性,理应是理想且可行的政治制度。基于这一政治立场,儒家审视春秋战国时期现实政治制度的时候,往往以此为评判标准,并对王道政治作了理想化处理,进而将理想化了的王道政治视为一种必然会实现的政治制度,在侯王间游说。礼乐的崩坏与霸道的盛行,让王道政治在现实社会的落实困难重重。面对这样的困境,儒门在产生分化的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让王道理想得以在传统政治文化资源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西汉儒生的王道情结及其文化意义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关于儒法互补的理论设计,是在借鉴秦朝暴亡教训的基础上建立的,客观上适应了汉代政治实践的需要,但随着西汉中后期孟子一派儒家理想主义的崛起,儒生们很有一股实现儒家王道理想的冲动,此最终演化为两汉之间以儒家经典中的王道理想为依托、以三代古制为蓝本的王莽新政。王莽新政的失败,表明纯粹儒家王道具有较浓厚的乌托邦性质,东汉儒生也因此对现实政治实践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对社会政治作彻底改造的不切实际的热情日益降温,从而再次认同儒法互补的政治文化模式。     

法先王:儒家王道政治合法性伦理

"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伦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统治合法性政治伦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题之中。这个命题有两大尴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蜕化为"王圣"现实;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政、执法者。不过,儒家的王道政治伦理为救济这些弊端准备了资源,在现代宪政条件下仍然有着革新的内在空间。     

儒家士大夫的身份认同与孟荀之争

士大夫兼有"士"与"大夫"的不同社会身份。儒家士大夫的丰富思想光谱,源于其不同的身份认同,以及与此相关的价值取向、思想视角。"士"的独立性、理想性与"大夫"的依附性、现实性,使得儒家学者形成不同的思想形态,导致旨趣各异的学派形成。孟子、荀子的思想差异,就是源于其不同的身份认同。孟学、荀学在良知自觉与礼法制度、王道与霸道、为师与为臣等方面均形成思想差异,均与他们对"士大夫"社会身份的理解与认同相关。     

重思先秦儒家的王霸之辨

王霸之辨是儒家由道德哲学通向政治哲学的重要一步,并能反映儒家对政治的最核心与最底色的看法。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初步奠定了王霸之辨的思想,认为王道是德礼之治,霸道是刑罚之治。孟子经由反思战国残酷的政治与战争现实,认识到王霸之辨的核心是是否得民心,也即王道以民为本,霸道以利为本。荀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家政治的效果,但是他认为法家的治理因为缺乏儒家的礼义,所以不能实现长治久安,而王道是以礼义为根本原则的。     

先秦儒家“法先王”的伦理之维

一段时间以来,受救亡运动、疑古风潮和极端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先秦儒家的“法先王”思想屡遭抨击和批判,其实质被保守、虚妄、反动的表象所遮蔽,其价值被“厚古薄今”的思维定式所消解。从伦理向度看,“法先王”是先秦儒家以“立德”“弘道”为基本价值取向对先王之德、先王之道的形塑与倡扬,是阐旧邦以开新命的政治智慧。先秦儒家以“可施于礼义”的伦理标准,萃取和凝练了“五经”中的王道思想;从伦理维度进行理论开新,奠定了王道政治的坚实根基;用中庸之道为王道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先秦儒家“法先王”思想既具有强烈的批判功能,又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王道政治范式,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     

儒学普世化的基本路向

儒学之所以在现代遭遇极大的生存困境 ,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制度保护和缺乏正确的理解 ,而是因为它遭到了现代民众的冷漠、淡漠和疏离。既然现代民众如此从情感上拒斥儒学 ,则儒学要发挥现代作用、实现现代意义 ,应首先考虑如何使自己化为现代民众的观念 ,变成现代民众的情感认同。为此 ,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儒学欲实现世俗化 ,就不能如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的 ,从超越的层面抉发其现代价值和谋求其现代发展 ,而必须彻底抛弃轻视民众世俗价值的精神贵族化的倾向 ,重新发扬原始儒家人文主义精神传统 ,尊重普通民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 ,同情地理解他们的世俗情感、愿望、要求和行动 ,将儒学彻底化为与现代民众情感认同合拍的意识形态 ,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     

心理学视角下的政治认同研究

政治认同发源于政治共同体成员人格中与所属共同体及亚群体有关的自我认同的叙事建构,是共同体成员对所属共同体及亚群体过去历史、当下主权、现行政体、未来使命的综合的能动性反应,包括认知层面的认可和赞同、情感层面的归属和依恋、行为层面的支持和拥护,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认同状态,并且会随着人格的成长、自我认同的发展、以及共同体命运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政治认同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已有研究多是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对其进行论述,随着近年来大众对社会心态的日益关注,理解政治认同议题中的心理学因素愈显迫切。目前心理学视角下的政治认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厘清政治认同结构、编制测量工具、探讨形成过程,关注未来预期和移情的影响、关注中国现实问题、以及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论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

王道是先秦儒家所努力追寻的一种理想政治状态。先秦儒家的王道理想往往效法古代先王,尧舜禹文武周公的美德传说、事迹记载以及礼乐制度成为他们提倡王道的思想素材。虽然儒家预设先王之道为王道存在的历史依据,却进行了创造性的内容充实,仁政学说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思路,贯穿于儒家仁政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利民为民、关注民生,展现出一种利民价值取向和为民情怀。与此同时,先秦儒家通过批驳"霸道"进一步彰显了"王道"之道义内涵。在当今社会,思考王道理想的问题与出路依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王道天下与世界治理——论儒家政治传统与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构建

在有关"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争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本文试图从世界治理的视角,重新理解儒家政治传统的现代价值。民族国家并非人类政治中的永恒存在,其产生与西方近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构建的国际政治秩序无法突破"诸神之争"的无秩序状态,它仅仅是对"国家间关系"的调整,却远不能以世界的眼光看世界。儒家政治有着悠久的"王道天下"的传统,其出发点不是对一家一国的治理,而是对世界的治理。尽管其中的具体制度不可能再适应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治理,但"王道天下"的观念对于构建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却有着全新的启示。苟能重新认识儒家政治"王道天下"的传统,并能对此进行更化,将之融入到中国道路的变革中,必将会对世界治理与人类和平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伦理认同的现代形态及其发展路向

当前,道德冷漠、道德怨恨等社会现象的频繁讨论,使得"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认同问题成为现代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在现代道德哲学家的探究中,认同伦理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于一种现代社会新自我观的形成与盛行。而诸道德哲学家为之提出的解决方案虽异彩纷呈,但归纳起来主要源自两大思想传统即康德与黑格尔。在泰勒、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代表性的现代认同理论形态的辩驳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如何对待形而上学这一问题的态度上的分歧,生发出伦理型认同与道德型认同方式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其实质展现出现代性道德难题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当前社会所需要的,到底是伦理优先还是道德优先?尽管辩驳仍在行进,但对于处在现实伦理生活场域中的道德自我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过一种属人的精神生活,那么,对伦理认同问题的未来思考就必须舍弃非此即彼的对立式思维模式,开创一种有关"我们"的全新和解式思维模式,以此来迎接伦理道德发展的新世界。     

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生态伦理审思

生态伦理视阈中的儒家核心价值现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儒家"一体之仁"观将人与自然看成是道德共同体,强调人在这一共同体中的道德主体地位,以"爱有差等"作为现实的安排,体现了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宗教情怀的人类中心意识,儒家在生活方式上"宁俭勿奢"的价值取向包含适度消费的思想,启发人们对自己的消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约束,纠正一味追求物质丰受的消费倾向,这是符合生态学规则的,儒家"为己之学"与"推已及人"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有助于我们超越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核心价值观.然而,儒家的上述价值观又与维护宗法制度的价值取向纠姑在一起,因此,必须实现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现代转化.     

儒家的困境与君子的责任——以狄百瑞论君子为线索

儒学的真正价值和道德实践都离不开教化,教化的目的是培养既有高尚道德又能够服务社会的人。君子作为儒家完美人格的代表和群体领袖,肩负着以德为政、教化大众的责任。狄百瑞教授认为儒家君子在某些特点上可以被称为"儒家先知",但他们缺乏世俗上和宗教上的合理性来源与正当性根基,总是处在现实与理想的困境之中。君子并非看到不现实政治的问题,但他们的道德感要求他们在社会政治中完成自我的实现和道德的实践。     

中国传统王道理念及其现代转换

中国传统王道是以"仁义"为核心思想,包含道德、经济和军事要求在内的、旨在治国安邦的政治理念和方略,它以人心为准绳,以天下为取向,无分内外。君主专制时代,它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全球化所推动的人类社会的形成及其所导致的普遍紧张,恰恰需要一种类似中国传统王道的新的世界政治理念和政治设计。经过创造性转换,中国传统王道理念能够为"天下为公"的现代政治伦理和政治秩序的建立做出应有的贡献。     

论孟子“义利之辨”展开的基础及其政治走向

孟子"义利之辨"的展开有赖于两大基础,一个是现实基础,另一个是理论基础。现实基础是,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各国的统治者都想快速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理论基础是儒家的"心性论"和"天人论"。其中,孟子本人的心性论和天人论是核心理论。孟子"义利之辨"的最终政治走向是"仁政",也即"王道政治"。从义利之辨出发,孟子的王道政治侧重于"仁义"这个价值要求,忽略了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无法对统治者做出有效的限制。正常的政治实践要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应该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总而言之,虽然孟子的"义利之辨"可以从理论上推导出"王道政治",张扬价值理性,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诸多困难。     

论作为公民义务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作为公民的义务,不仅有助于国家获得稳定性和统一性,也是公民获得身份认同与归属感的条件。我们有理由践行作为公民义务的爱国主义,确保作为一条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的爱国主义得到深思熟虑和审慎的贯彻实行,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公民义务的爱国主义源于国家政治生活、公民身份认同与价值依归的内在需要,蕴含着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要求公民自觉加强对国家的政治忠诚、热爱祖国的文化,践行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     

社会认知取向的道德认同研究

德性是人之自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多年来,作为个体认同形成和道德发展的汇聚之处,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引领了广泛的研究.其中社会认知取向作为主流范式,为道德认同的理论和测量提供了深厚的基础.该范式之下,当前的道德认同研究的前沿主要包括道德认同与道德行为的关系、道德认同的形成与发展、道德认同与环境的关系等议题.展望未来,该领域的研究需要在道德认同的个体发展(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理论整合以及生态化等方面作进一步探究.     

文化全球化视野中的“和而不同”

文化全球化问题由隐而显,这个历古常新的话题关系到人类的共同命运,探寻传统文化在其目标和机制中的现代价值,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文化全球化是文化认同与文化整合的统一,提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经典儒家的精髓思想“和而不同”在其视野中的重要价值。文章从趋势和过程两个角度出发分别探讨“和而不同”在文化认同中的目标价值和在文化整合中的工具价值,阐发经典儒家精神的现代价值,指出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是人类文化的大传统,其过程则是传承与创新、冲突与融合的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