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代天命观对认知事理的误导影响

一、惧天惩罚,实施退思补过的策应措施古代统治阶级遇见祸从天降的灾难打击,往往要把不祥的事因归结到天意惩戒问题上。因此不断地揣测天意,作出相应对策。如果无法弭患,也要表现出拱手听命的恳切样子,或查找自身问题,或转嫁责任,或祭祀求谅解,或修政思过,在打躬作揖中,采取一些修整措施。1.遇灾寻因,归罪辅臣办事不利古代君主遇见不可解脱的麻烦,除了自己作反省外,还要往下追究责任。这种追究责任制,一般要把板子打在辅臣身上,找个“替罪羊”来承当责任。例如,从汉安帝开始遇灾就罢免辅臣之职,叫做“灾眚变咎,辄切免三公”《(资治通鉴》卷…     

公羊家政治敬畏观念的灾异表达

灾异在公羊家的眼中绝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昭示天意天命的祥瑞谴告。公羊寿所著于竹帛的《公羊传》中已有明确表达;董仲舒既结合五行进行解说,同时又对灾异给予了理论概括;何休详细解诂《春秋》灾异,更是极尽其能事。灾异说的政治本意是谴告人君保持政治敬畏,检讨政治行为,调整政策政令,坚持民本政治,帝王的罪己诏是灾异政治的集中体现。就帝王君主而言,灾异不仅是一面自然之镜,是必须面对的铁定事实;而且是一把神圣之剑,是必须敬畏的天意民心。公羊家政治敬畏观念的灾异表达体现了一种可贵的人文关切和政治智慧。     

论黄宗羲的“治法”思想——以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为中心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认为，在中国传统政治统治中，存在着君主掌控的立法权、官僚掌控的行政权和胥吏掌控的执法权相互钳制的混乱状态，此种状态是由不同利益群体间私意、私利的争斗所导致，其本质是“三代以下无法”。故而，黄宗羲设计出“治法”。此“法”是“治天下之具”,目的是限制一切的私意，实现其理想的“依法治国”。“治法”的主要内容是：把立法权交给学校，并由学校对行政权进行监督；把行政权交给官僚系统，并通过去除君主、裁并胥吏、专业分工来保障其运作的独立性。黄宗羲的“治法”思想反映出当时政治哲学思考的特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时代局限性。     

董仲舒儒教建构中的类比思维与世界图式

董仲舒运用类比思维建构儒教,该思维贯穿于他对天人、古今关系与阴阳五行世界图式的论述中。董仲舒认为天是人的曾祖父,首次提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重要观念。他主张灾异乃天意之呈现,并把《春秋》灾异与当时灾异对比阐释,进行政治实践。基于天人相类与灾异,董仲舒强调天与人均具有儒家的核心价值之仁,这是他建构儒教的重要标志。董仲舒借用阴阳五行世界图式来论说天意天志,为其儒教提供自然主义与阴阳分类认知模式的理论说明。西汉象数易学家继承并完善了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世界图式,并运用类比思维论述灾异,这反映董仲舒对两汉思想家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的强力塑造与深刻影响。董仲舒的类比思维来源于《周易》的意象与类比思维。阴阳八卦“通神明”与“类万物”的双重功能是集宗教、自然与政治三位一体经学思想体系得以确立的深层原因。     

伏生《洪范五行传》对“五行学说”的吸收与应用

“五行学说”是一套对宇宙构成及事物之间的联系性予以探讨的学说体系 ,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 :一是对宇宙共时层面的剖析 ,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宇宙的核心 ,自然界的万物莫不与之息息相关。二是对宇宙历时层面的剖析 ,认为自然界的一切变化、人类社会的发展、朝代的嬗替等都可用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正是这两个层面的思维模式启迪了《洪范》的诠释著作———《洪范五行传》 ,使之把帝王五事、灾异现象与木、火、土、金、水一一相配 ,并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解读灾异之变发生的原因 ,从而开创了经学史上用“五行灾异”之说解释儒家经典的先河。     

驯服傲慢：《乌托邦》的道德哲学及其历史意义

《乌托邦》首版于1516年，正值英国社会大转型之初，贫富分化引发的社会动荡备受学者重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罪恶由贪婪引起，而应对之道在于强调共同体中各阶层间的相互义务。与之不同，《乌托邦》的作者莫尔认为罪恶的根源是“傲慢”,应从调整社会结构的角度寻求应对之道。他将“傲慢”理解为因占有更多财富而产生的优越感，认为傲慢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与对立。为了驯服傲慢，莫尔提出一套以追求“真正的快乐”为核心的道德哲学，并以此为基础谋划社会制度，最终颇具创造性地构想出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     

政治中的代表性与正当性

通过“代表”治理社会，构成了社会治理的一般形式。在传统的君主政体下，君主既在“君权神授”的意义上“代表”形上之天，又作为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担负着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职责。近代以来的政治形态以代议制为形式，其中包含无法摆脱的内在紧张。一方面，代议制中的各类政治人物首先以“选民”代表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代表“全民”来看待和应对相关问题。在民主协商的形式下，人民成为中心，这一意义上的人民既是治理的主体，也是治理的对象。政治领域的代表性不仅涉及代表什么，而且关乎代表本身如何产生。在不同的时代和政治体制中，代表的社会性质不同，其形成的方式也各异。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与代表产生的方式相关，但又呈现更为复杂的形态。代表形成之后，如何具体地实施代表性?政治领域代表的正当性一方面体现于代表产生的方式(代表如何形成),另一方面又与代表的实施方式(如何实际地代表)相关。在社会治理活动中，“如何代表”这一问题体现于不同方面，其意义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多重展示。     

如何应对临场演讲中的意外

演讲者应如何应对“意外之变”呢?在演讲过程中突然忘词怎么办?对于大多数类型的演讲而言，在临场演讲之前都可以草拟一份演讲稿，并熟记之。在演讲过程中，有时会发生突然忘词的“意外之变”。这种“意外之变”，如果应对不当，会令演讲者出尽洋相。遇到这种“意外之变”，演讲者除了稳定住自己的情绪外，最重要的是采用一些巧妙方法，使演讲继续下去。第一个方法是，创造思索、回忆的机会，从而想起遗忘的内容。具体方式有两个。一是把刚才说过的话，用加重语气，放慢语速的方式，再重复一遍，用这种方法唤起演讲者的记忆；二是把刚才说过…     

论法家的"法治秩序"思想

法家基于人性趋利避害的假设 ,提出“以暴制恶”的治国路线 ,期求通过君主高度集权、以暴力控制群臣、役使全民而寻得“安定秩序”。对君主不作任何伦理与理性的诉求 ,只以能否保证君主实现国家控制为惟一目的 ,强调君主必须集中全部权力以造势 ,以暴力作为最基本治理手段 ,首先以阴谋权术控制群臣 ,进而通过臣以严刑峻法控制民 ,建构金字塔式高度集中的权力格局。“法治秩序”是君主专制秩序、绝对的人治秩序和恐怖秩序 ,是进入政治权力圈的士人为君主集权需要进行的功利主义精心设计。它完全排斥历史、理性、伦理的价值与依据 ,只要求以恶制恶方法的有效性 ,虽能收一时之效 ,却难得一世之功。     

陆九渊《春秋》“讲义”的经学思辨

不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六经”及其“注”本身都是不可或缺的主题。陆九渊积极评价唐代《春秋》学的发展,要求区分实理与行事,“知本”明理是治学的根本所在。“先立乎其大”的“大”并不与心划等号,它其实是指心中所具之理。陆九渊《春秋讲义》的中心在“讲”义。义或礼义作为“中国”的标志,体现了华夏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实理实说”,孔子修《春秋》是包括匡扶正义的霸业在内的。但在华夏内部,则重在君臣大义与维护它的礼制制度。陆九渊不满于汉儒天人感应论走向歧途的牵强附会,但更在意人们对天人感应神圣性的疏忽和懈怠。他要求从宇宙论的根源去看待灾异,而这根源实乃发明圣人之心而来,最后则落实到君王救助灾异的主体职责上。     

试论王充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

批判“天人感应论”是王充思想的特色之一,也是王充在现代多受褒扬的重要原因。“五四”以来,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人开始在近代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以科学的手段去认识和改造自然。在科学之光的照耀下,“天人感应论”及其影响下所孳生的种种迷信暴露出其神秘     

从“黄帝”与“一”的勾连中再谈“黄老”并称的缘由

“一”是黄老哲学的重要标识性概念，在宇宙论上代表造化万物之始，在哲学品格上强调兼综百家之旨，在政治实践上表达人君治国之要。自战国至秦汉期间被塑造出的“黄帝形象”凝结着黄老学以推崇“一”为标识的哲学主张和理想人格，具体表现为：黄老学者对于“一”作为万物之生成者的要求以及在政治上主张超拔于“众”的“君主”地位的诉求在黄帝作为华夏共祖的形象上得到了落实；黄老学融百家思想为“一”的哲学努力及其包容气象与黄帝促进民族融合、实现天下统一的政治功业相呼应；黄老学强调“执一”“无为”的治国之术也相契于黄帝法天则地、垂拱而治的政治实践。黄帝是黄老学注重“一”的哲学思维和政治愿景的形象化表达，二者的高度契合促成了“黄帝”与“老子”的自然结合，也使黄老学具备了迥异于道家其他分支的学术特质。     

从“君道无为”到“上下无为”——君臣关系视域下《韩非子》对《老子》的诠释

《韩非子》诸多篇章受到《老子》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不仅体现为其对《老子》语句的直接引用或化用，也体现为《韩非子》诸篇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对《老子》的文本给予例证和诠释，从而使得《老子》所阐述的抽象原理下贯于现实政治层面。在道物结构方面，《韩非子》否定了万物先天和谐的“自然”状态，由此，它否认了统治者的普遍贤能，洞察到“臣”的政治角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韩非子》强调“臣道”应“顺上之所为”,从而将“下必有为为天下用”的“臣道有为”思想诠释为“臣道无为”。在《韩非子》中，作为“臣道无为”标准的“法”与“术”,一方面脱离了《老子》的“智”的范畴，成为了具有神圣意义的政治观念；另一方面又与“无为”关联，成为君主“无不为”的治理手段。《韩非子》对《老子》的诠释，不仅体现了法家哲学对“臣道”问题的关注，也反映了“臣道”观念在战国中晚期的凸显。     

“君主本位”还是“君子本位”：论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两条线索

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两条线索。备受学界关注的“从周”与“正名”的思想线索，接续的是春秋霸政时期以礼维护层级秩序的传统，并非单一维护君主集权。而“小邦君子政治”的思想线索，依托于春秋末期出现的邑宰政治，是由君子在底层担负政治责任，以实现良好的政治局面。与孔子维护“君主本位政治”的传统看法不同，这两条思想线索皆为“君子本位”。它们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是孔子政治思想中尤其值得重视的一个面向。     

人性诘问与早期儒家政治哲学

人性为何可“以善通约”从政治哲学聚集能否解开此“结”请看本文──从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建构的必然需要着眼，在人性假设上，善应当是一个共同认可的思维焦点。不承认善作为人性的预设，势必不能进一步陈述伦理政治的德治之术。但以孔孟苟董四人的言述来看，尽管一方面可以以善通约、从而保证了伦理政治有可靠的人性基石；另一方面，四人撑开人性之善的格架之方式，却有明显不同，有直陈的（盂）、有曲表的（苟），也有不言而喻，而将关注力转向一般秉赋之人向善可能性的（董）。但其一致之处是，善为其共同嘉许。因此，人性问题落到政治治…     

法度与民情：王安石与苏辙解“道法自然”之殊见

在注《老》史上，解读“道法自然”历来有一分歧：一说以“道”为至高依据；一说以“自然”为最终依据。王安石和苏辙的《老子注》亦体现出这一区分。王安石认为“道法自然”以“道”为万物之本；“法”乃道体在现象界展示自己的方式，即所谓“法度”;“自然”意为“道”成法度乃自己如此。苏辙将“道法自然”解释为“道”效法“自然”,将“自然”置于“道”之上，“自然”既是万物生发的内在力量，也是人真实本性的自然呈现，其发展趋势具有自发的秩序性。王、苏二人之解读分歧肇始于“道”与“自然”的关系，并以此建构起各自的政治实践活动，王安石强调“尽法”,而苏辙更强调“复性”;在此基础上，两人以人为中心阐释出政治秩序构建的两种不同模式，即落实在政治治理中的推崇“法度”和关照“民情”。     

孔子论晋文公争霸战争

晋文公（前636年－前628年在位）是继齐桓公之后，在中原地区出现的又一个声名显赫的霸主。晋文公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他在当公子时，长期流亡各国，政治经验丰富。他的争霸对手楚成王说他“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并称他“有德不可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果然，晋文公只用三四年时间，使疲弱之晋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迅速振兴，而后精心运筹，城濮一战，大败楚军，遂霸天下。历史家常常以“齐桓晋文’讲称，可见其霸业之盛，影响之大。孔子在其史学和教学活动中，多侧面的总结…     

“子奚不为政?”——试论儒家的“为政”方式

分析一下《论语》中孔子对“子奚不为政”问题的回答,可知儒家认为为政的方式有两种:居位而为政与非居位而为政;这两种为政方式的区分,取决于儒者在政治与伦理秩序中所处之地位和所担当的角色;对居位为政与非居位为政的不同为政方式的区分,来源于儒家“思不出其位”的思想。     

孔子的政治理想与现实主张纵议

８０年代初，针对“文革”中全面否定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教授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重新评价孔子；他进而认为，在孔子诸多有价值的思想中，其大同理想和建造小康社会的具体主张更值得深入研究。在他所著《孔子评传》一书中，讲到孔子政治思想时，就专门将《礼记·礼运》篇的“天下为公”与《论语》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思想、将《礼运》篇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与《论语》中“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提法相比较，郑重指出两者间存在一脉相承的联系。近年来，学术界又陆续整理出版了…     

张尔岐的学问与思想

张尔岐以治经学、独精“三礼”而闻名于世。他遭遇明清鼎革之变,隐居不仕,以教学、著书为事。一生好学乐学,务广博而有宗旨,尊崇程朱,发扬“正学”,提倡笃志力行,重视学以致用。他出入于经学、理学,既有汉学的细密功夫,又擅长宋学的理论思维,在形似、神似之外,又提出了“影似”的概念,认为《周易》的卦爻象对于物象来说,既不是形似,也不是神似,而是“影似”;他学宗程朱,又不盲从程朱,在理气论、心性论、有对论三方面,左右采获,造诣极深,多有自己的独立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