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摄福:牟宗三对康德圆善论的儒学诠释

与康德不同,牟宗三肯定人有智的直觉,并以孟子本心为根基,借鉴康德形上学之架构,沟通道德与存在,试图构建儒家的道德形上学。在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架构中,乃以道德涵摄存在,进而以德摄福,其构建形上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哲学上的一个终极话题,即康德意义上的圆善问题。     

牟宗三圆善论之再分析

牟宗三先生提出的以道德形上学为圆教解决德福一致的命题,不少学者认为这仅是赋予存在以道德意义,主观上的解决等于没有解决。本文完整地分析了道德形上学的各个要素,认为该理论有自身的逻辑推衍,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要,立足于精英式的实践与体证,对圆善问题有着独到的解决方式。     

道体与道德——道体学内外的牟宗三

牟宗三在《道体学引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丁耘教授一方面接续了牟宗三的基本洞见,以四因说为基本问题来判摄中西哲学,但另一方面也对牟宗三提出了三个主要批评:1.误认乾元;2.以心统天;3.重流行而无主宰。在批评牟宗三用存在论取代了熊十力的体用论后,丁耘提出了存有与活动之外的道体新义:虚静。但是牟宗三的思想并非不涉及体用论与虚静问题,而是将其统摄于圣人之道与实践工夫之中。首先,牟宗三通过乾道各正性命的“善终”义来强调“天道性命相贯通”是实德成物之流行,肯定了个体终成意义上的目的因,以此与玄学以“乾元”为主的体用论相区分;在《易经》诠释中,牟宗三提出兼赅“静正”与“沛然”的“寂感真幾”的概念,主张通过圣人精诚感应的德性生命呈现道体;在主静问题上,牟宗三以具有德性内容的圣人之道为第一序,并将其作为区分儒道的义理骨干,从而将主静限定在“静复以立体”的儒家工夫论上。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与丁耘的道体学之根本差异是前者侧重“心性对扬”而非对道体自身之体悟,时刻突出道德实践的警策义,其着重呈现的是道德、形上学与宗教的源初交互境界。     

历史的诠释与创造的诠释──论牟宗三后期哲学中的“物自身”是价值意味概念的命题

“物自身”是康德哲学中最为复杂、最难理解和最为重要的基本概念与中心概念,也是牟宗三后期哲学即道德的形上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牟宗三把“物自身”诠释为一个具有价值意味的概念,是在对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与会通的过程中完成的。这项诠释既是历史的诠释也是创造的诠释,开启了从价值论的形上学的视角审视与诠释康德哲学的新路。无论是对于康德或者牟宗三来说,伦理学也只是透视与契近物自身的一个支点。因此,物自身作为一个价值界域具有比伦理学更为广泛与丰富的意义。对康德来说,其终极的指向是一个宗教的界域;对牟宗三而言,其终极的指向则是一个价值论的形上学的界域,即一个“无执的存有论” 的界域。     

我们应该如何研究《圆善论》

牟宗三对《圆善论》非常看重,认为该书借助儒家思想已经解决了康德未能解决的圆善问题。但这部著作不仅未能真正解决这一难题,在某些重要理论环节,特别是幸福的两种不同性质上,还存在着一定的混乱,其学术地位是有待讨论的。牟宗三有此失误的根本原因,是他以存有论说明圆善问题的特殊思路。这一思路决定牟宗三未能看到幸福主要不是存有论赋予的,而是道德要求得到满足的结果,而且不明白儒家纵然对德福关系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这一看法也极有价值,但并不能真正解决康德意义的圆善问题。出于对牟宗三的尊重,人们往往不能发现这些不足,即使或有发现,也未能正视并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非常可惜的。     

康德道德形上学及其意味辩释──兼及牟宗三先生有关康德伦理思想的理解

一、引子：关于“道德形上学”及文化比较的可能性“道德形上学”作为复合词是个需澄清的概念。“道德”与“形上学”在复合时谁为主词，谁为宾词，结果大不一样。宾词具有解释主词的功能，在复合后充当修饰词。用“形上学”解释“道德”，是要给道德寻找形上学的根据；用“道德”解释“形上学”，是要为形上学寻找道德的根据。牟宗三先生意识到这种区别并由此搭起比较儒家伦理思想与康德伦理思想的一个解释框架。他说，“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cofMorafa）与“道德的形上学”（MoralMeta．PhysicS）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前者是…     

牟宗三的康德哲学著作翻译

众所周知,牟宗三是哲学大师、儒学大师,亚洲最名的康德哲学专家之一,一生研究东西方哲学,配合康德哲学消化中国哲学和化,以康德哲学为桥梁融通中西哲学,在与西方大哲学家的对话中把中国哲学推向世界。他以一人之力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和《道德底形上学之基本原则》以及作为其《圆善论》第一章附录的《限制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的第一部分,这是康德哲学作翻译史上的一个奇迹,足以堪称为一个异数。     

牟宗三对康德最高善说的呼应、批评与超克

最高善说（至善说）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牟宗三先生晚年对康德此一学说的理论意义，对康德“至善在实践上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之解决模式等，提出了基于新儒学立场的批评意见，并试图依据晚年创构的圆教模式，把最高善问题纳入圆教模式中，对问题作出新的规定和说明。牟先生的此系思想是现代新儒学对康德最高善学说的一次批判性超克。     

牟宗三先生以“自律道德”的理论诠释儒学之蠡测

关于牟宗三先生对儒学与康德哲学的比较研究,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评论,可谓见仁见智。我在时贤讨论的基础上,就牟先生以“自律道德”的理论诠释儒学的问题谈一点浅见,敬请各位专家不吝赐教。一、“仁义内在”的“自律道德”意涵康德的“自律”原则的提出,在西方伦理学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中,康德指出:“自律原则是唯一的道德原则”,“道德底原则必然是一项定言令式”。(康德,1991年,第67页)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指出:“意志自律是一切道德律和与之相符合的义务的唯一原则;反之,任意的一切他律不仅根本不建立任…     

牟宗三"实践的智慧学"探求诠论

对哲学作为“实践的智慧学”的探求是牟宗三后期哲学思考的核心。这一探索,开启了牟宗三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双向诠释的基本视域,也拓出了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建构的理论地平。“实践的智慧学”诠释具有独特的理论内涵,也隐含了牟氏道德形上学自我批判与超越的思想线索。     

康德是否证成了道德的形上学 ——兼论牟宗三对康德的批评

牟宗三通过对道德理性三义的确立与对儒家的"当下呈现"即是康德所谓智的直觉之肯定,建立了道德的形上学。他进而认为康德只证成了道德理性之第一义,而未能证成其第二义,亦未能透显出第三义,衡定康德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通过对康德理路的分析可以发现,康德建立的道德的神学在《判断力批判》中亦有道德的证明,而非只有《实践理性批判》之单纯分解地形式地建立,与儒家以良知为本体建立道德的形上学的思路有不谋而合之处。     

论牟宗三易学诠释中的本体与工夫

牟宗三的学思始于《易》亦终于《易》。牟早年视《周易》为"中国式的自然哲学",后来则以《易传》为"孔门义理"。所谓的"孔门义理",即《乾·彖》所全幅展现的一套儒家道德的形上学,而以"性与天道"之双向贯通为其真实的内容意义。"即存有即活动"的道德实体落实在《易传》,即表现为"乾坤并建"所开拓的理境,而"逆觉体证"的工夫则集中体现在牟宗三对王弼"复见天心"注解的批判性转化中。道德的形上学所彰显的是一价值世界与意义世界,由于这一形上学是逻辑地建构起来的,因而牟氏易学中的本体与工夫以及由工夫所开显的价值世界难免落入玄远抽象的空洞承诺中。     

牟宗三解决康德的圆善问题了吗?

<正>《圆善论》是牟宗三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牟宗三自己对这部著作十分重视,评价甚高,认为它已经圆满而真实地解决了康德的圆善问题。但是,牟宗三是否真的达到了预期目的呢?近年来,我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否定性的结论。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宽,受主题和篇幅所限,本文所     

情理、心性和理性——论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成与特色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以康德作为会通儒家与西方思想的桥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由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思想完全否定情感在道德基础中的地位,相对而言,在道德哲学的基础方面,儒家道德思想与康德实践理性的共同点反而不及与休谟经验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共同点多,彼此沟通的难度也更大。实际上,原始儒家道德思想的建构有其独特的路径,就是情理合一,其成熟形态则是孟子的心性论。从《性自命出》的"道始于情"而"终于义",经过《五行》篇"形于内"的探索,原始儒家道德思想发展为孟子的以四端说四德,性、心、情理合一,以心性论完成了情、理合一,成为儒家道德理性的典型形态,进而为工夫论奠定了内在基础。     

从"德性优先"到"德知并建"——由"良知坎陷"问题引出的中国哲学形上学现代诠释的反思

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有三类提法.只有在道德形上学的圆善层面上进行解读,知识才能得以保存.这固然在儒家心学系统中已经达至圆满,却未必是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最佳典范.成中英先生在尊重先秦儒家经典的原义上建立了本体诠释学,以一本多体的态度看待道德与知识,在新外王的现代开展上甚于"良知坎陷"的处理方式,为现代中国哲学形上学...     

牟宗三哲学中的“道德情感”问题

在道德情感问题上,牟宗三批评康德情感与理性二分,将道德情感排除在道德法则的根据之外,致使道德的兴趣无法解明,纯粹理性无法实践,自由自律成为虚说。牟宗三也批评伊川、朱子"性情对言"与"心性情三分",致使性理的道德性、道德力减杀,沦为他律道德。同时,牟宗三警惕阳明后学因无真实工夫而"情识而肆",将道德之情与欲念之情混淆,一味留恋自然、洒脱之光景而流于狂荡。牟宗三认为,依正宗儒家义理,必须在"以心著性""本心即理"的架构下将道德情感复原为即心即理的"本体论的觉情",从而证成自律之实义,说明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先天根据。     

“曲成万物而不遗”——先秦儒家、道家哲学的原初“物”论论域

先秦儒家、道家哲学依“存在实现论”的个性特质,孕育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知识论意义上的原初“物”论论域。此论域可用《周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一语来标示。它揭示出万物的成就与实现方式乃是在天人相通、互为中介的关联中达成的。此一原初“物”论论域规定了,“物”在本原上并不是外于人的现成对象,而是经由人之修为工夫所转出的整体性的境域显象。儒家、道家哲学中的为学工夫论与境界论由此被收摄其中。在修为工夫方面,儒家、道家两家工夫的具体进路虽有所不同,但最终都落实为“复”“反”“归”“止”的“曲成”工夫。循此修为工夫,“曲成万物”最终指向一个“人”“物”各成其所是而又“独”立超越的“道”境：一方面它是“人”之“道”,是经由“人”“物”相接的修为工夫所转出的人格气象境界;另一方面它又是“物”之“道”,是“物”自身的本真成就与开显。先秦儒家、道家哲学“合外内”“一天人”的精神特质在此独立超越的道境中得以实现。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意涵及与康德、黑格尔的相关性

本文分疏了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中的康德与黑格尔哲学资源,剖析其两层存有论的内在矛盾及其缺失。牟氏在证成现代民族国家时,预设了康德式两层存有论的义理架构,在论证方式上则引入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牟宗三证成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两层存有论,但他认为现象只具有认知的意义,人的德行与法权并不在其中,使二者暗而不彰。顺着康德的理路,牟宗三哲学中法权与德行两个方面的缺失都可以得到补足。     

牟宗三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兼论中西哲学比较应有之心态

牟宗三依据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分析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指出康德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的批判基本上没有真正把握康德道德哲学的实质,因而其批判是落空的。由此,也使得我们反思在进行中西哲学比较和融通的工作时,必须本着宽容的哲学心态,依据恰当的立场,来分判中西哲学的特点,从而获得对各自哲学理论实质以及哲学问题的把握。     

罗光、牟宗三先秦儒学观比较研究

罗光与牟宗三的先秦儒学观在基本观点上有显著的不同,集中于"宗教人文化"与"形上学之有无"两个问题。这些差异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两人对先秦儒学中的道德、形上学与信仰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两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先秦儒学的复杂面貌,其结论各有得失,体现了当代台湾地区儒学研究的多元性特征,对于我们更为充分而深入地把握儒家思想的理论特质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