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源于“身”的治理思想研究

"身"是王艮治理思想的逻辑起点与核心思想。首先,王艮视身与天下国家统一于"一物",以"本末"分析此物,得出"身"为本的结论。"身"具有个体、身躯与精神的三重内涵,王艮视身躯之"生"为根本,进而推衍出"身"生为身之根本。他以"即事是道"解"道",故"尊身为道",又将"道"具体化为"百姓日用"。其次,王艮以"身"生为普遍原则,从个人之安身与百姓之安身两个层面构筑社会治理的理路,而治理效果最终落脚于个人修身层面。最后,王艮将身与心分离,从顺性乐心与反己自修的统一来推进修养工夫的落实。王艮从"身"本体出发向"身"本性的回归,由"身"思天下,以安身治社会、反己修身的治理思路超越了以往阳明学致思模式,有别于传统儒家政治治理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王艮“乐学”思想探论

王艮继承并发展了阳明的乐学思想,并将之作为其立言宗旨。一方面他上承阳明"乐是心之本体"以及"常快活便是功夫"的说法,倡导良知本体的自然、活泼、快乐,以及工夫过程之自然、简易之乐。另一方面,他把关注点置于百姓日用之上,通过对安身立本之工夫论的解说,将道德践履与安身相统一,从而使得"乐"之指向不仅包括精神方面的自得、洒落,也包括与此相关的生命存在。由于王艮的"乐学"是在"万物一体之仁"观念下的展开,故而其所言之"乐"最后呈现出一种"独乐"与"众乐"的结合状态,即个人得其"自乐"的过程正是众人得其"众乐"的过程。     

道学视野下的船山心性学--以《读四书大全说》的大学部分为中心

本文力图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看船山的《四书》诠释。作者认为:船山读《大学》说,其中以正心说和诚意说为其核心,呈现出其独特的心性-工夫论。船山有关《大学》的讲法,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诺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但顺承程朱《大学》解说的脉络,延续程朱大学诠释的问题性,吸取程朱许多的诠释学资源,同时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提出广泛的批评,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大学》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的一部分,其心性-工夫论虽未及开展到清代儒学以接受理论和实践的辩证,但在儒学思想史上确有其意义。     

论儒家修身工夫的三种进路——从《中庸》戒、惧、慎独三义说起

关于《中庸》中的戒、惧、慎独,郑康成、朱子、王阳明三人的解释互有关联而又各有侧重。基于此三人的解释,以事(身)、意念、心(本体)为线索,可概括出儒家修身工夫的三种进路,它们亦可视为儒家修身学的三个演变阶段:其一,以事(身)为焦点而统摄意念、心来做修身工夫,此为经学进路;其二,以意念为焦点而统摄事、本体(心),此为理学进路;其三,以本体(心)为焦点而统摄事、意念,此为心学进路。从思想史视野厘清这三种修身进路的特征,及各自的利弊和合理性,可为修身学及其实践的当下开展提供参照。     

论《大学》古义——以“格物致知”与“诚意”的诠释为中心

《大学》是宋明工夫论的渊薮。宋明思想与先秦文本之间的紧张,导致了《大学》文本与义理的诸多争议。这些争议,应在宋明思想的内部寻求同情之了解。《大学》古义,旨在重构孔门之学的格局与次第。《大学》从"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两个方面确立了"先后之序",最终归结为"八条目"。所谓"格物、致知",是即物而求其至善之所在,结果是"知至"。所谓"诚意",是在"知至"的前提下,诚实其好之之意,使意向变为志向,结果是"知止"。然后,再有"正心""修身"的具体工夫。"身修"即"明德"之成,是一切人伦政治实践之本,故曰"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对"格物、致知"的设定,带有七十子后学的思想特征;对"诚意"的强调,源于孔门的实践关切。     

王心斋晚年工夫论新探

王艮根据古本《大学》,明确将"八条目"划分为三个次第:一是"格物致知",即在以身格家国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吾身为本,并认识到吾身应当达到的至善境界;二是诚意,即躬身践履,把"格物致知"的内容实现出来;三是正心以及修齐治平,即在践履过程中自觉本心,使本心在吾身与世界的交接过程中真体存存,进而将本心推扩到一家、一国乃至天下,最终达到至善之境。王艮的工夫论特重践履,对阳明心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儒道思想中的具身认知观

身心合一论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基本观念。身是以“气”为根基, 并通过“修身-修心”与“修心-修身”可至天人合一的身体。本文选取中国古代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儒道两家思想, 融合现象学视角来诠释中国古代儒道思想中的身体观对身体主体性的生动凸显, 以及从“身-心-世界”三者互为交涉的层次上所建构的特有的认知观。随着国内外学者对具身认知观的日益关注, 结合中国古代思想视角开展的具身认知研究可在促进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同时促进具身认知研究范式的成熟。     

以《易》解《华严经》──李通玄对《华严经》的新诠释

《易》和《华严经》分别是儒家和佛教的经典。李通玄以《易》及儒家传统的观点诠释《华严经》，开创了理解华严的新途径。本文从“外道”概念的理解和李氏运用易学思想解释《华严经》中“十方神”入手，分析了他的思想特色，文章最后对这种沟通儒佛之尝试的哲学意义作了发掘。     

“默识”如何成为一种工夫？——基于历史与哲学的考察

“默识”在汉唐期间的《论语》诠释中本属一般性的知识论议题。至宋明,伴随心性哲学的发展,得力于理学对“心”之认知力的开拓、心学对认知隐默面向的极力发挥,乃至佛学之禅修理念的影响,“默识”逐步转变为冥契本体之认知方式与主体涵养之实践要求。“默识”的工夫论演化呈现了儒家心性修养路径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间的微妙转换,同时凸显了儒家心性哲学乃是朝向两个层面的确定性寻求,即确定得者为真（朝向本体）与确定真得（朝向主体）。对“默识”的工夫化进程的梳理和分析可为儒家心性哲学工夫论的探讨提供一历史与逻辑的线索。     

“即工夫即本体”:《孟子·告子上》“求放心”说的工夫论特质

《孟子·告子上》有“学问之道无他，求放心而已”的论断，“求放心”也就成为中国哲学道德修养论中的“公案”。在孟子那里，“放心”是指因利欲熏染而不能始终“居仁由义”和不能自觉“居仁由义”的“个体之心”,但“放心”不代表“本心”“良心”的“丢失”,只是被“遮蔽”而已；“求放心”是自我主体性的自觉发挥，是“本心”“良心”的自我澄明，体现了“即工夫即本体”的工夫论特质。孟子论“求放心”是以善根本性为始基，以“性”“情”“才”(“四端之心”)的“三位一体”为内在逻辑，贯通生存世界中善恶杂陈的“实然”镜像与可能世界中的性善“本然”,挺立意义世界中道德判断和价值评判的“应然”,其本质是以“应然”的“求放心”工夫回归“本然”的性善世界。尽管先秦儒学并没有“工夫论”的具体概念，但其道德修养论对工夫论的有益探索，为后来宋明新儒学构建工夫哲学夯实了思想基础。     

王艮心学易学思想浅说

作为阳明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王艮延续了阳明心学以良知解<易>、以<易>印证良知的传统,基于自身的学术视野,将<易>道诠释为明进退保身之道.其中,他通过对<周易>中"安身"、"时"等智慧的开显,修正了宋明传统对"身"的理解,阐发了不同时遇下以安身为旨的进退、出处之义,并通过对<乾>九二爻的注重,豁显了孔门的修身讲学之路,为儒者成已成物的圣贤情怀之践行提供了民间社会这一广阔的空间,从而发展了心学.     

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与明清之际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无疑是明清之际多元学术思潮中的显题和主线。“王学护法”毛奇龄积极介入和回应此全国性学术议题，成为转移一世学风的学者。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毛奇龄用力最勤、用心最笃、体例多样、诠释独到的《大学》注本切入，最能极致地显豁经典诠释与明清之际“朱、王之争”这一学术思潮的生成与互动。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从文本和义理两面介入“朱、王之争”,以拒斥朱子改本、提揭“诚意”地位和重释“知行合一”为旨趣，显豁出逆时代主流思潮“由王返朱”而动的“尊王斥朱”的鲜明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更新和挺立日益衰败的阳明心学，推动心学从脱略经典、一任本心向经典主义转进；二是拔擢方兴未艾的汉学，既纠补凌虚蹈空的阳明心学，亦为乾嘉汉学的崛起起到开山之功。毛奇龄的《大学》诠释不仅展现出由经典诠释重构思想义理的“依经立言”之学术传统，也映照出时代思潮“朱、王之争”在经典诠释中的应用和落实，成为推究明清之际王学阵营应对“朱、王之争”学术思潮的典范个案。     

默识与体认：薛的穷理工夫论

在理学的话语体系中，“默识”不仅指默记住所学知识，而更具有体悟、认识的意思，它强调的是认知主体可以通过超越言语的方式来认识理和道，其指向的乃是形上本体，因此理学家很自然地将默识的概念运用于对“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的诠释中。薛瑄重视默识的概念，是因为贯通性与天道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从薛瑄对默识工夫的重视，可以看出他在工夫论上明显有注重内向体验的倾向。薛瑄对默识概念的使用仍然是继承程朱，他所说的默识并不单纯指默坐澄心、体验未发的工夫，而是兼具内外的默识心通。在薛瑄的工夫论中，默识与体认又是相通的概念，默识主要是心地工夫，体认则更注重身的维度。     

论张栻的本体与工夫观——以《太极图说解义》为核心

黄瑞节《朱子成书》所载张栻《太极图说解义》对“无极”的论述与其他版本不同,它考虑了“无极而太极”的“无所不该”这一无限性的超验问题,以“莫之为而为之”表达本体的自为性。张栻又以“太极,性也”之义构建起性—太极的本体结构,以心形显太极,以道德实践发明太极,实现了宇宙论与心性论的统一。他还吸收了朱子心有未发已发的观点,使湖湘学的察识端倪得以据心之已发之际介入;同时肯认未发之性的存在,存养未发的工夫亦得以进行,由此形成了存养与省察并用的工夫论。     

宋末至明初道教清微派的“正心诚意”思想

出自先秦儒家《中庸》《大学》等经典中的“正心诚意”思想,两宋时期经过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等儒家学者的重新阐释,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末至明初,道教清微派的雷法理论显然也受到了儒家“正心诚意”思想的启发,主张“至诚感神”,并认为道法是否灵验乃在于修道者平日修行“正心诚意”的工夫。通过对清微派“正心诚意”思想的考察,我们认为清微派的“正心诚意”思想与经过宋代理学家重新阐释后,《中庸》《大学》等儒家阐述“诚”思想的经典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有密切的关系。     

程朱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兼谈理学对经学的选择性凸显及其自我建构北大核心CSSCISSCI

主敬涵养论是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经典文献中关于"敬"的记载,义理性最强的莫过于《易传》"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一语,所以程朱的主敬涵养工夫多依此立论。在程朱的讨论中,《易传》的"敬、义"与《大学》的"正心"、《论语》的"直""仁"、《中庸》的"中和"、《孟子》的"集义"等都发生了直接的内在关联,"敬义夹持"的修养工夫在他们的诠释下也成为儒家有别于佛家的重要特征。正是在这些对经学的选择性凸显与内在关联性诠释中,理学逐步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空海的真言与曼荼罗

空海的密教称作真言密教，其密教思想包含在“真言”概念之中。“真言”第一是用来表达密教教宗的意思。第二是指如来的如义真实语。此真言概念出自佛教经典，在此意义上，应该说它就是真言、曼荼罗的原意。第三个含义按照空海在《声字义》、《十住心论》的解释，“真言在梵文里叫做曼荼罗”。本文主要想通过考察理解真言的内涵，达到明确空海密教思想本质的目的。     

“论道稷下:儒家工夫论”工作坊会议综述

“工夫”作为宋明儒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儒者日用常行间对修身达圣、齐家治国的追求起着关键的作用。于他们而言,工夫是贯通天人的实践法门,若工夫到处,则万事皆安。如程颐所说:“修养之所以引年,国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皆工夫到这里,则有此应。”自宋明至今,对于工夫的研究络绎不绝,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关于工夫论的探讨已经成为了一大热点,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成果上都有诸多的突破,但是其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或问题。鉴于此,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沈顺福教授及其所带领的团队承办的“论道稷下:儒家工夫论”工作坊会议,于2019年12月20日至22日在山东大学召开。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收到论文二十余篇。与会人员就儒家工夫概论、儒家工夫论与先秦思想、程朱理学工夫论、陆王心学工夫论、明清儒学工夫论、儒家工夫论与西方思想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气氛热烈,各抒己见,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兹将会议学术研讨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对朱子、阳明、牟宗三解“尽心知性”章之批判

朱子、阳明、牟宗三对《孟子》"尽心知性"章都有详尽的论述。朱子是知行相须的《大学》解,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为智之尽、仁之至,其失在从认知角度解尽心不合孟子的义理框架。阳明是知行合一的《中庸》解,将此章比配为生知安行的圣人工夫、学知利行的贤人工夫以及困知勉行的学者工夫,其失在如此比配使此章失去了在成德实践中的普遍意义。牟宗三则是修身立命的《孟子》解,在道德实践中证知本心真性,在存心养性中事天无违,从而挺立正命、超越气命,其失一在以心、性、天为本体上是一,不知通过工夫也可实现是一,二在以尽心知性与存心养性对应于积极工夫与消极工夫,不解其有创业工夫与守成工夫之别。     

“存神过化”与儒道“存神”工夫考论

"存神过化"一词在先秦文献中仅见于《孟子》和《荀子》,汉唐把孟荀"存神"之神多解为外在人格型的神明,而宋儒多解为抽象化了的神妙不测。汉唐时期,"存神"说成为道家修身的重要工夫,这种神多是心神义,宋元明清时期这种存神工夫论在道家养生修行理论中依然流行,这种"存神"说更多是来自《庄子》中丰富的养神、形神说,与《易传》、《孟子》、《荀子》似无直接关联。北宋张载《正蒙》继承发展了《易传》的神化理论,创造性地借题发挥了孟子的"存神过化"说,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又进一步彰显了丰富了张载的"存神过化"思想,把"存神"诠释为儒家的最高工夫和生命究竟之所在,这种"存神"工夫所存之神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