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荀子对告子人性论的继承与扬弃

本文认为 ,孟子人性论中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均一体性地来源于天命 ,它们之间具有一种包容关系 ,其中的两个连接纽带“情”与“理”也一体性地处于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之中。告子在与孟子的争论中则打破了这种一体性 ,他以情为纽带衔接人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 ,这使告子陷入了两难境地。荀子则发展了告子的“生之谓性”的含义 ,并以“知”“虑”为关键点连接起人的道德属性与自然属性 ,从而消除了告子的困境。这样 ,荀子关于仁义内外的思想既继承了告子的思想又扬弃了告子的思想     

伦理原则与心性本体——儒家"仁内义外"与"仁义内在"说的内在一致性

郭简《六德》篇讲“仁内义外”,孟子则批评告子“仁内义外说”,而主仁义内在。学者疑之,至有据此否定郭简思想属思孟学派者。本文指出：《六德》篇与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名词相同,但内涵迥异。郭简《六德》篇的“仁内义外说”,讲家族内、外治理方法的区别;告子所持“仁内义外说”,则是由人的情感生活与道德普遍性之割裂,而引生一人性“白板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言治道,表达了儒家的一贯思想,亦为孟子所肯定。但告子“仁内义外说”所表述的人性论,则与儒家尤其思孟一系的核心思想相抵触,故为孟子所驳斥。孟子与告子有关“仁内义外说”的论辩,凸显了孟子人性论的根本特色和精神实质。孟子仁义内在于人的实存和情感生活的性善论,为《六德》篇“仁内义外说”所表达的儒家治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者本无矛盾,不能据此而将《六德》乃至郭店儒简排拒于思孟学派之外。     

辟佛、反本与开新:二程“生之谓性”新解

"生之谓性"是先秦告子提出的命题,二程进行了新的阐发,将儒家的心性论哲学提高到新的高度。二程引入"气"的概念,以"生之谓性"诠释"性即气",以"天命之谓性"诠释"性即理",折衷告子与孟子之间的歧异,打通生命实存与德性超越之间的隔阂,用以对抗佛教空无寂静之性,解除佛教对儒家心性哲学的威胁。二程又通过生、性、气、理的沟通,不仅使"生"上升为本体概念,也使"理"不再是一个悬置的抽象本体,而是内蕴于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宇宙大化之中,进而打通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隔阂,以"生意"作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显现,并落实到人的生存境域,成为其工夫修养的本体论基础。     

郭店竹简“性”“情”说

“性”“情”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郭店楚墓竹简》的出版使对先秦性情说的展开研究成为可能。本文以竹简儒家著作为七十子弟子所作为前提,从孔子的“性近习远”说开始,将其性情思想置于孔、孟之间的历史背景下,重点围绕物之动性、悦之逢性、故之交性、义之厉性、势之出性、习之养性、道之长性等七个性情发展阶段和类型进行分析。认为性在竹简属于原始质朴,而非确定不变的哲学本体。性生情,民性善,人情当然合理,注重物、势尤其是习对性情发展的影响。道出入性情又培养之,以便使质朴善性走向适应王天下要求的现实人性。     

《性自命出》、《中庸》、《孟子》思想的比较研究

《性自命出》、《中庸》、《孟子》三者都讨论了性、命问题,都把"性"看作为来自天命的,就这方面说,它们的思想是相通的。但由于它们对"性"各有不同的解释,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特点。《性自命出》以情释性,提出了"喜怒哀悲之气,性也"的思想。《中庸》则受其影响,也以情释性,以喜怒哀乐的情之未发,处于不偏不倚的中态为性。而《孟子》与《性自命出》、《中庸》不同,主张以社会道德观念(道德心)释性,提出了天赋道德观念的人性善思想。这一思想直接来自于《五行篇》。《性自命出》、告子的以生理心理情感欲望释性,最后为荀子所发挥,提出了人性恶的思想,从而形成了战国时期在人性论上的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向。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荀子的情性哲学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思想归属问题,学术界有子思说、子游说、公孙尼子说等不同观点,其中以子思说影响最大.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根据,但都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本文认为,<性自命出>主要是以情、性为中心所展开的哲学说明,因而要弄清其学术归属关键在于弄清其"性"的本质.种种证据说明,<性自命出>之性不是思孟学派的道德之性、义理之性,而是气性,或者说更接近于荀学的材性--本始材朴之性;从性的可动、可逆、可交、可厉、可绌、可养、可长等来看,与荀学的对治性的手段--"化性"与"积善"完全相通.由此我们认为,该篇文献可能是荀子情性哲学的直接源头.荀子学术传统是顺应孔子、仲弓而来,<性自命出>很可能是子弓即冉雍或其后学的作品.     

告子人性论思想新思考——以卢梭人性论思想为参照

人性论的研究有两条进路,一是从自然的层面上研究人性,另一是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研究人性。孟子的研究显然属于后者,而告子属于前者。从自然的层面研究人性并不意味着肤浅。例如,虽然告子的人性论思想往往被理解为材质之性,但实际上告子的人性论思想远不仅此,告子的人性论思想是复杂且深刻的。通过阅读卢梭对于人性的理解,我们发现卢梭与告子有许多相似之处。以卢梭的人性论思想为参照来理解告子的人性论思想,不仅可以加深对告子思想的理解,同时,卢梭的一些观点也是对告子思想的一种解释或者补充。     

“即工夫即本体”:《孟子·告子上》“求放心”说的工夫论特质

《孟子·告子上》有“学问之道无他，求放心而已”的论断，“求放心”也就成为中国哲学道德修养论中的“公案”。在孟子那里，“放心”是指因利欲熏染而不能始终“居仁由义”和不能自觉“居仁由义”的“个体之心”,但“放心”不代表“本心”“良心”的“丢失”,只是被“遮蔽”而已；“求放心”是自我主体性的自觉发挥，是“本心”“良心”的自我澄明，体现了“即工夫即本体”的工夫论特质。孟子论“求放心”是以善根本性为始基，以“性”“情”“才”(“四端之心”)的“三位一体”为内在逻辑，贯通生存世界中善恶杂陈的“实然”镜像与可能世界中的性善“本然”,挺立意义世界中道德判断和价值评判的“应然”,其本质是以“应然”的“求放心”工夫回归“本然”的性善世界。尽管先秦儒学并没有“工夫论”的具体概念，但其道德修养论对工夫论的有益探索，为后来宋明新儒学构建工夫哲学夯实了思想基础。     

儒家环境哲学思想对建构和谐社会的意义

环境哲学是现代哲学。诚然,儒家没有提出环境哲学,但它关注宇宙和人生,有丰富深刻的关于人与生命、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刻论述,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宝库,它的环境哲学思想对于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天人合一”:环境哲学的思想基础“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六千多年前伏羲氏时代,《系辞下传》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的每一卦体都由三个线段所组成,每个线段有一个象征意义:上…     

“色”与“礼”的关系——《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之比较

《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孟子.告子下》均有关于“色”和“礼”的论述。《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两者相同,有讨论“色”(情、欲)和“礼”(外在规范)关系的问题意识,也有“礼”来自于情欲,是对情欲之调节或引导的表述,《孟子.告子下》则不讨论这些问题。对情欲和礼之关系的认识,《孔子诗论》、马王堆帛书《五行》的思想倾向更接近《荀子》。用诗来改变人的情性之观念,《孔子诗论》和《毛诗序》一脉相承。     

“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

<正> 中国传统哲学可以概括为“天人之学”。“心性之学”是“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或主要发展趋向。“心性之学”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殊性质,也反映了不同学派和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分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心性”思想。儒家“心性”思想的实质是要为伦理     

从孟告之辩看告子思想

《孟子·告子上》中孟子与告子之间的论辩,是记载告子思想的主要素材。在孟学史的传统解释中,孟告之辩的主题是人性论,孟子通过对告子的批判,捍卫了其"仁义内在"的性善论主张。然而在《荀子》和近年出土文献中可以发现,"善"的含义并不限于孟子式的道德心理意向。通过对孟告之辩的分析可以发现,告子思想的核心问题是"义外",在人性中并没有生来具备规范性的伦理原则。告子的义外说导向"学礼"的修养工夫,在儒家传统中接近荀子一脉。     

论戴震复兴儒学的努力

戴震是清代中叶县具个性的儒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树，对他生活的时代和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又说：“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足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梁氏甚至认为，戴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本质绝相类”以清代学术概论》）。胡适也认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戴东原的哲学》）梁、胡二人都强调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创新，是很有见地的。侯外庐等学者则强调戴震哲学的启蒙意义。随着戴…     

中庸：无过无不及于什么

“中庸”观念是理解儒家思想乃至中国思想的关键。但要准确理解中庸，仅将其界定为“无过无不及”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中庸究竟无过无不及于什么。此前的无过无不及于“礼”、无过无不及于“度”、无过无不及于“三”等解释，都不能充分刻画中庸。从《中庸》的文本来看，中庸应是无过无不及于“性”。这里的“性”是“天命之谓性”的性，其首要含义是万物“共生”之生。无过无不及于“共生”之生的中庸，昭示着万物并育的宇宙理想，指示着并行不悖的通达之道。借助中庸理想与中庸之道，儒家思想和中国思想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试论朱谦之《周易哲学》中的"情"

本文以朱谦之《周易哲学》中“情”这一概念为中心,梳理其对《周易》中“情”的本质、特点和方法的考察,阐明“情”的丰富内涵,评析其本于《周易》而建立和倡导的唯情哲学的意义。朱谦之试图以“情”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并使古老的《周易》不断涌现出现代的意蕴。     

孔孟老庄“乐”的思想意趣辨正

作为情感的乐是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概念，被先秦诸子尤其儒道两家赋予丰富内涵。孔子之乐有圣人气象，但并不是严肃、偏道德性的“乐道”，而是道、物、事、人兼有的庸常之乐，乐无所不在并与生命合为一体，可称之为“浑涵之乐”；孟子则将乐分为五个层次，以君民同乐最高，乐被赋予政治意涵，同时其道德性也凸显。此外，孟子性善论视域内，乐的形上意义被发掘并被统摄于善，有“乐善”之说，本质是性、情打通；老庄道家主虚静平淡而排斥情，故老子不言乐。不过庄子以乐发挥“逍遥游”之旨，乐得到新阐释。“天乐”“至乐”说，乐上升至天地境界，哲学性被提升至最高级。     

《性自命出》与《淮南子·缪称》论“情”

郭店楚墓所出儒书《性自命出》 ,据内容可划分为上、下两个部分。这两部分中都有不少地方论及“情” ,下一部分对“情”的重视尤其引人注目。据考察 ,这种重视“情”的思想 ,亦见于《淮南子》的《缪称》篇。而《缪称》 ,据前人研究 ,乃是一篇保存了大量儒家子思学派学说的文献。本文通过征引《子思子》佚文与《缪称》及《性自命出》比较 ,认为《性自命出》对“情”的看法可能出自《子思子》 ,为研究《性自命出》等篇的学派性质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     

“应物而无累于物”

<正> 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和《孔子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小小学术座谈会”。座谈的题目定为:“心性之学”,并且在通知单上写明:“这是一个古老的题目,但望能探得一点‘源头活水’出来”。我觉得会议召开得好,题目出得好,“探得一点源头活水来”的立意更好。“心性之学”,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对我们民族的凝聚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正面作用固然很重大,负面作用也很不小。告子提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孟夫子批评说,这是不分人和禽兽:难道人和牛和犬是一样的吗? (见《孟子·告子上》)看来,告子讲的是人性的最低层次,孟子强调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人性的第二层次;还有在人中再分出圣人和凡人的区别,这是人性的第三层次,也是最高层次了。儒家特别强调“修身”、“养心”、“养性”。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树     

关于玄学哲学基本特征的再研讨

魏晋玄学哲学的基本特征,一般人们都把它定作为宇宙本体论,以辩论有无问题为其 中。心议题。但除了何晏、王弼主张“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宇宙本体论外,玄学家嵇康、阮籍并不讨 论有无与本体问题,向秀、郭象更是主反本体论的。因此,用宇宙本体论来概括玄学哲学的基本特征 似有缺陷。我们认为玄学哲学的普遍共性,并不是字宙本体论,而确切地说,应是讨论的宇宙万物的 自然本性论问题,王弼“明自然之性”,郭象讲“自足其性”,阮籍谈“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皆 是围绕着探讨自然之本性而展开自己哲学的论说的。至于王弼玄学哲学的基本特征,则仍是可以用宇宙本体论“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思想来概括的。     

从“黄帝”与“一”的勾连中再谈“黄老”并称的缘由

“一”是黄老哲学的重要标识性概念，在宇宙论上代表造化万物之始，在哲学品格上强调兼综百家之旨，在政治实践上表达人君治国之要。自战国至秦汉期间被塑造出的“黄帝形象”凝结着黄老学以推崇“一”为标识的哲学主张和理想人格，具体表现为：黄老学者对于“一”作为万物之生成者的要求以及在政治上主张超拔于“众”的“君主”地位的诉求在黄帝作为华夏共祖的形象上得到了落实；黄老学融百家思想为“一”的哲学努力及其包容气象与黄帝促进民族融合、实现天下统一的政治功业相呼应；黄老学强调“执一”“无为”的治国之术也相契于黄帝法天则地、垂拱而治的政治实践。黄帝是黄老学注重“一”的哲学思维和政治愿景的形象化表达，二者的高度契合促成了“黄帝”与“老子”的自然结合，也使黄老学具备了迥异于道家其他分支的学术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