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冯友兰的“境界说”到蒙培元的“新境界说”——兼评蒙培元的“情感哲学”北大核心CSSCI

蒙培元先生作为冯友兰先生的弟子,他是自觉地传承"冯学"并期望对之加以发扬光大的知名学者。冯先生创立了以"境界说"为"灵魂"的新理学哲学体系,蒙先生则接着冯先生的"境界说"讲出了自己的"新境界说",并创立了"情感哲学"的哲学体系。冯先生把"境界说"理性化,蒙先生则把"境界说"情感化。因此可以说,两位先生的"境界说"有着实质的不同:蒙先生将"境界"问题归结为情感问题、精神生活问题、心灵问题而不是概念问题,表明他在纠偏的同时,又偏离了冯先生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方向。     

略论新理学─—关于接着新理学讲的几点思考

引言：接着讲与创造的诠释新理学一开始就标明是“接着”程朱理学讲而不是“照着”讲,那么,从方法的意义上,此接着讲究竟有什么含义呢？冯友兰对于其接着讲的思路,有一个逻辑的说明。冯认为,哲学是形式的释义,只是“以。心观大全”,只讲事物各有其理,而不研究各个理的具体内容（属于科学）,因而古今哲学不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新哲学不可能超出前人的“大致轮廓”,只能更“完备精密”而已,此所谓“完备精密”,即在于思之能力即逻辑的进步。所以,冯友兰说：“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分期:学着讲、照着讲、接着讲

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开头就说 :此书“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 ,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冯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又说 :“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 ,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 ,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 ,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 ,这就是‘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分别。” (冯友兰 :《中国现代哲学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 1 999年版 ,第 2 0 0页 )张立文教授也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 0 0 0年第 2期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哲学 :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的文章。笔者受冯、张两先生的启…     

中国传统生态哲学论

本文从生态文明之生态哲学的新视野透视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包含了内在关系存在论(“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生态存在观、自然无为的生态实践观、道在万物的的生态价值观、人副天数的生态伦理观以及“寡欲”“节葬”的朴素生态主义的适度消费观。     

论庄子的人生哲学

本文解庄子哲学为人生哲学。文中首先探讨了庄子人生哲学思想的本体论基础。接着阐述了庄子的人生理想及其理想人格,指出天人合一是庄子界设的人生最高理想境界,自然无为与逍遥自由构成了这种境界两方面的内容,体现这种境界的理想人格兼有精神超越又逃避现实的矛盾品格。文章最后部分从”有待”到“无待”、“有己”到“无己”、保身全生的养生观与安时处顺的生死观等方面,揭示了庄子关于人生理想实现道路与途径的思想。     

张荫麟、贺麟朱子太极动静说论辩简析

1930年贺麟发表了论朱子与黑格尔太极说的文章，张荫麟即作了评议和讨论。1934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出版，张荫麟又对其中所述的朱子太极动静说提出了意见。1938年张荫麟以对冯友兰书中朱子太极动静说的意见为基础，发表了关于这一讨论的专论文章，贺麟则对之进行了细致的讨论评议，使得相关讨论更为深化。这一轮关于朱子哲学的讨论，其中涉及广泛的比较哲学讨论和对朱子哲学理之动静观点的理解诠释，很值得进一步加以推进。     

退溪与阳明:朱熹哲学的不同走向

陈荣捷先生曾从儒学的整体发展上把理学看作一大模式,认为从广义上可以把朱熹也看作心学,从朱熹到王阳明,亦是理学的发展进程。退溪学对理学的发展不仅是继承朱子,亦可以说是以阳明心学的传播及对阳明心学的批判为中介。退溪学与阳明学大约处于同时代,面对朱子学在明初以后向着心性道德之学发展的形势,及提出的理论课题,他们从不同方向上发展了朱子的心性之学(或可从广义上称为心学)。阳明学走了体用合一之路,他以“一性”消解心、物对立,将外物移至心中,以期杜绝士大夫外事物以求理的“口耳之学”;而退溪学走了体用重整之路,他分析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同,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上主“性情理气分发”说,侧重理、气在性中及情中的分别。退溪的“四端七情”说是坚持朱子的以“理”为本体的路线,而对朱子心性学的发展,也是对宋明理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的贡献。     

儒家的政治思想与美德政治观

儒家政治哲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政治思考的主要部分,自孔子以来就提出了德与政的一系列讨论,孔子以为政者的“自正”转变了西周春秋政治“政以正民”的方向,孟子则引入“他正”的“批评政治”,并被朱子继承。以美德政治为古代中国政治特色,就刻画传统中国政治而言是不充分的,必须同时强调批评政治,才能反映古代中国政治与传统的实际。儒家与西方人文主义的政治观相接近,而与立宪主义有较大区别。     

论朱子的理气动静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太极或理的动静问题,是朱子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学界历来争议较大甚至观点截然相反的一个问题。冯友兰先生是在哲学范式下进行朱子哲学研究的首创者,他认为在朱子哲学中,有动之理,亦有静之理,但理不动亦不静。他说:"太极亦无动静。"[1]又说:     

理:形式本体与道德本体──新理学与程朱理学的一种比较

新理学旨在建立一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冯友兰认为,新理学不是“凭空创造”一新哲学,而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明道学中的程朱理学（以下称旧理学）讲的。与“照着讲”相对,“接着讲”确乎是在标明新理学的创新面,不过,如撇开与“照着讲”相对的语境,“接着讲”实际上意味着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既然是“接着讲”,就必有所“接”,就必有继承或依照的部分,否则就成了与传统哲学无关的“凭空创造”;同时,又必有自家的创新,不然就成了“照着讲”,也就与近代化的新哲学毫无干系。根本的问题是新理学如何继承如何创新,新理学究竟依…     

康有为视界中的二程

关于康有为视界中的二程,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分析：审视维度、学术归属、思想解读和态度评价。就审视维度而言,康有为是最早将二程纳入近代哲学视野的哲学家。二程在他那里的境遇与大多数国学人物的情况类似,集中出现在其戊戌维新之前的早期思想中。就学术归属而言,康有为对二程的思想来源和身份归属津津乐道,与其热衷于考辨中国文化的“学术源流”密不可分。就思想解读而言,康有为注意到了二程的义理、中庸和变化气质方面的内容。就态度评价而言,康有为对待二程的态度取决于他的孔教立场,给予二程的评价褒贬参半。康有为的二程观信息量丰富,对于体悟康有为的国学观以及宋明理学观提供了有益资源。     

论朱子学“未发之前气不用事”的思想

随着“气质之性”说的确立,“气”的观念成为朱子晚年讨论已发未发问题时的一个要素。文章从黄榦论性时所引述朱子“气不用事”的思想出发,梳理分析明清朱子学和朝鲜性理学中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对于朱子学中所说的“未发”,如果从性去理解可称为主性派,从心去理解则是主心派。主性派中,又可细分为主“天地之性”说和主“气质之性”说。主心派中,又可细分为“未发为中”说和“未发不中”说。通过这些不同理解,可见有的问题朱子本人虽论述较少,但却成为后世朱子学者的重要讨论对象。正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朱子学内部的不同观点或派别,这一过程也使得朱子哲学体系中的各种逻辑可能性得以渐次展开。     

论“生态儒学”及其理论与现实意义北大核心

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生态儒学”概念可以成立。儒家把自然分为动物、植物、土地、山川四种对象,从宗教、道德、政治法律三个维度对这些对象提出生态性质的认识和对待措施。生态儒学有一个由气、通、和、生、时、道、仁等概念构成的范畴体系,有一个由生态本体论、生态功夫论、生态境界论构成的生态观,有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发展史。儒家哲学主张的心灵和谐、人际和谐、社会和谐、国际和谐,都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生态儒学不仅可以推进对于儒家哲学以至于中国哲学的理解,也有助于推进对于哲学本身的突破,促使我们重新认识“主体”“客体”概念,重建主客关系理论,由此对世界哲学进行第二次启蒙。     

近40年来分析哲学的转变北大核心CSSCI

早期分析哲学中的两大流派逻辑实证主义与日常语言哲学都以拒斥形而上学为重要特征。而近几十年的分析哲学中,思辨的形而上学却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增长与繁荣。本文从哲学史的角度,以作者的亲身经历,阐述了近40年来分析哲学的转变:早期分析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如何在克里普克、刘易斯、斯特劳森、奎因、达米特等人的工作中相互融合,并发展成新的语言哲学;分析的形而上学又如何从新的语言哲学中逐步发展起来并最终取得独立的地位。     

理解哲学--元哲学视域中的哲学

哲学究竟是什么 ?在追问存在的同时 ,哲学总是难以回避这一元哲学意义上的问题。以智慧的追求和探索为指向 ,哲学之思奠基于知和行的过程 ,展开于世界之“在”和人自身存在的内在统一 ,并具体化为对“性与天道”的绵绵沉思。作为对世界总体上的把握 ,哲学试图达到的 ,是真实、具体的存在。在“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应当成为什么”等追问中 ,哲学从类和个体的层面 ,不断地引导人们走向真、善、美的统一和自由的境界     

重访、拼图与激生——“做中国哲学”的“手筋”

<正>自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诞生开始，中国哲学就一直在划界:哲学在中国，抑或中国的哲学?“照着讲”的译介工作与历史叙述，抑或“接着讲”的思想探索与理论建构?划界的尝试凸显了中国哲学的三重理论困境:其一，哲学反思被预设了的“普遍性”与中国的哲学的“中国性”之间的张力;其二，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世界与精神生活中抽绎出哲学性并加以申发的哲学史，与面向当下的、基于中国经验的哲学探索之间的牵扯;其三，西方哲学的汉语化与中国思想的哲学化之间的双重他者性。     

钱穆汉宋观的转变及其意义——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

“经学即理学”是顾炎武揭橥的考据学方法论,乾嘉以来成为汉宋之争的一个焦点话题.以“经学即理学”的评价为线索,可以清晰考察钱穆汉宋观的演变.对于“经学即理学”的评价,钱穆早年秉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晚年则逐渐转向温和的认同,这反映了他在汉宋观上从“尊宋抑汉”到“汉宋等观”的转变.这一转变与他晚年研治朱子学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基...     

论朱子性情关系中的性善论假设

在朱子性情关系的多重分析中,性善论只是一种假设。此种假设体现在“性体情用”原则中,体现在“心统性情”关系中,亦体现在“心贯已发未发”命题中。此种假设在朱子哲学中是可能与必要的。对于朱子性情关系中的性善论假设进行剖析,有助于为研究朱子哲学提供新的视角。     

中国传统哲学范式的现代转型

中国传统哲学范式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古典范式、近代范式到现代范式的转型,“哲学范式转型”意味着哲学重心的转移和透视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根本的变迁。20世纪上半叶,可以称为传统哲学范式向现代转型的最初阶段。应当说,传统哲学范式的转型是与历史事件分不开的。传统哲学范式向现代的转型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有两个基本的转型路向：首先表现为由意识形态向学术资源或知识形态的转型。这种转型突出地表现为现代新儒学对传统儒学范式进行了新的思考和变革,确立了它的现代形态。其次是为传统哲学范式向现代的转型做了准备,表现在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清理,并以新的哲学思想(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整体框架给以全面审视。20世纪初的传统哲学范式的转型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自此以后,传统哲学从语言表述到问题视阈,从内容到方法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现代哲学民族化与传统哲学现代化——张岱年《事理论》评介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哲学论坛上出现了一股在传统哲学基础上“接着讲”(冯友兰先生用语)哲学的潮流。所谓“接着讲”就是有所继承(特别是基本观点、基本标念)亦有所改造、发展,实际上是在消化吸收了现代西方哲学成果的基础上谋求形式的民族化。由此而产生了诸如“新理学”“新心学”一类的哲学体系。中国近代缺乏具有重大理论成就的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民族化与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逐成为一件事的两个不同方面。因此,“接着讲”就成了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