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有关《论语》“三年无改”章诠释中的义理探究与经世关怀

正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历代学者常以诠释经典的方式,深入开掘经典的思想内涵与精神价值,承续历史传统,解答现实课题,以回应时代挑战。南宋的学术思想大家朱子,即将其思想创获,融入所编撰之《四书章句集注》,对此后历史,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论语》"三年无改"章,乃孔子对"观人"与"孝行"所作之议论。然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究竟为孔子所提出的一条普遍性的孝道原则,还是针对具     

朱子的“三纲五常”与角色间的有限尊卑

朱熹认可"三纲五常",惟提及次数较少,且纲常说在朱学体系中只是应用性伦理,而非本体之论。"三纲"有二义:普通义指君臣、父子、夫妇三伦构成人世纲领,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普通义下的多种特殊义之一。朱子述此特殊义,仅见于《论语集注》《通书注》。其所暗含的尊卑关系,在朱子所继承的儒家礼法中,倒也充分体现。特此尊卑不是无限尊卑,乃可量化的有限尊卑。依三礼、朱子《家礼》、《唐律》、《宋刑统》等所具,夫妻同尊而有别,父子尊卑至多相去一等,而君臣尊卑可相去四等。凡此皆就社会角色而言,非在某角色,即无某尊卑可言。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朱子在《太极解义》中分别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可追溯至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而朱子进一步借助张咏“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一普遍内涵，朱子在《太极图》诠释中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分别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必然”)与可能性之“用”(“能然”)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推进了古代哲学关于阴阳统一性问题的思考。     

《四书集注》“改易本文”述作精神发微

朱子《四书集注》于所引二程学派之说,多以己意改之,然似因"每有增减"乃古人引书通例之故,"增损改易本文"(以下简称"改文")历来成为《集注》诠释中一个向被忽视的重要问题。《集注》"改文"略分两类:一为"述而不作"型,即循古人惯例,引其意而改其文,以求表达简要、典雅;二是"寓作于述"型,因不满被引之说而改之以就己意,甚至改为对立看法。朱子对引文的增删调并,运用了数字简化、副词指代、语序调整、文本对应、突出虚词、化俗为雅、引文杂糅、概念修改等方法,实现了精密称等之效。《集注》改文的曲折反复,直观反映了朱子自身思想的前后演变,有助于从发生学角度认识《集注》的创作过程。改文之取舍出入,显示了朱子与二程学派思想异同和在批判中传承创新的述作兼具之精神;改文之文、意兼顾,显示了朱子融训考据与义理为一的诠释取向,实现了经典诠释与思想建构的内在一体性。深入分析《集注》改文现象,是读懂《集注》用心,落实朱子"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训诫的必由之路,对中国哲学的转化与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朱熹“与道为体”思想的哲学意义

朱子在道体思想的论述中，提出了所谓“与道为体”思想。万物“与道为体”指道体之发见流行处，在此意义上“与道为体”可谓道体之“用”。但是，“与道为体”之“体”指形体，道之本然之体无形体，有形体之万物不能成为道体，万物只能成为道体通过此形体体现自已的一种场所。朱子为解决以上两种论点之冲突，不采取如“太极为体，阴阳五行为用”的说法，而采取“无体之体”与“与道为体”。这对待关系更胜于单纯的体用模式。这关系更具体体现于“道底骨子”思想。     

一部图解《四书集注》的力作——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探析

元人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列图750余幅,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对朱子《四书集注》作了独特阐发。惜乎该书国内原本无存,据日本内阁文库本可知,该书具有总要与分论、章图与纂释、义理与考证的两分结构。其采用类聚、比较、析疑等方式对朱子《四书集注》"析章为图",体现了元代四书经疑的特质。在袭用《四书纂疏》之说的同时,对前人之说亦有所批判发明,显示了元代朱子学不囿前贤、精于辨析的学术风格。     

朱熹论《太玄》

本文梳理了《朱子语类》中对《太玄》的评价。朱子基于儒学正统立场,对扬雄的拟《易》之作《太玄》的主要方面都进行了评说。朱子认为扬雄的模仿不足道,《太玄》高处乃是道家之学;其以三起数,失《易》之本义;《太玄》只是在作历,其数零星凑补得可笑,而其卦气有气无朔,是没有道理的;且《太玄》的“爻位”吉凶太笃定,把《易》变动不居之理说死了。总之,朱子认为,扬雄虽费力安排,但《太玄》的内容和形式都不足道。     

朱熹经典诠释的理念、标准与方法——以《论语·学而》四种诠释为例

朱熹的哲学与方法虽集中反映在倾其毕生精力的《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但欲真正了解《集注》的哲学与方法,则必须与《论孟精义》(以下简称《精义》)、《四书或问》(以下简称《或问》)和《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的相关部分对照着研读。本文试图通过此四种诠释,探讨其中所呈现的理念、标准和方法。然《四书》体大思精,难窥全豹。《论语集注·学而》题注:“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朱子全书》第6册,第67页。下引只注册数与页码)《语类》则讲:“今读《论语》,且熟读《学而…     

论朱张“未发之说”之辨与“己丑之悟”的关联

代表朱子“中和新说”的文献中暗含有对张栻“未发之旨”的回应。朱张之间的互动从张栻向朱子寄送《吕氏中庸辨》开始，直到朱子给张栻的书信《诸说例蒙印可》为止，贯穿了朱子“己丑之悟”的整个过程。张栻“未发之旨”的要义包括“心之昭昭分为已发”和“喜怒哀乐之中与寂然不动不同”两点，而这极有可能是触发朱子与蔡元定1169年中的问辨，进而触发朱子“己丑之悟”的原因。     

黄榦的《朱子行状》

<正>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1394年),汪仲鲁撰《文公先生年谱序》有云,“当时《年谱》与《行状》二文并传,故《年谱》所载,求师取友,注述本末,出处进退,居官蒞政,前后次第,悉详年月书之。而《行状》则惟以发明求端用力之精义微旨,造道成德之渊奥要归。所以承先圣,道统之传,信有在也。”此《年谱》与《行状》之大别也。《年谱》指朱子门人李方子所撰之最初《年谱》,久已失传。王懋(?)《朱子年谱》沿之。《行状》则指黄榦之《朱子行状》。《行状》、《年谱》     

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

关于朱子四书学的形成似乎已经形成某种结论,但事实上其中重要关节仍值得重新讨论。朱子四书学的形成贯穿其毕生,大致可分为启蒙期、准备期、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五个阶段,期间朱子对四书的注释刊刻既齐头并进又分合有度,或各书单刻,或《学庸章句》合刻,或《论孟集注》合刻,应特别注意的是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至于《四书或问》,虽编为一帙而实包含丁酉1177年《论孟或问》与晚年《学庸或问》两个不同时期、层次的著作,不可视而为一。《论孟精义》为系列著作,先后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庚辰1160年《孟子集解》)、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论孟集义》)、庚子1180年《语孟要义》三个不同版本,壬辰《精义》、《集义》仅是名称之别,但与庚子《要义》存在内容差别,不可混淆前后《要义》,亦不可视壬辰《集义》在庚子《要义》后。今流传通行本《论孟精义》似为壬辰前后之盗本。准确把握朱子四书学的形成,对朱子四书学的理解具有基础性意义。     

论张志和的道之有无观

以“有”“无”论“道”,始于老子。老子把“道”看作是“有”与“无”的统一体,认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一章)。他还主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同上,第四十章)。庄子亦以“有”“无”论“道”,认为大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庄子·大宗师》)。又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庄子·天地》)。后来,东晋葛洪承继老庄之说,强调大道是“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     

对朱子、阳明、牟宗三解“尽心知性”章之批判

朱子、阳明、牟宗三对《孟子》"尽心知性"章都有详尽的论述。朱子是知行相须的《大学》解,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为智之尽、仁之至,其失在从认知角度解尽心不合孟子的义理框架。阳明是知行合一的《中庸》解,将此章比配为生知安行的圣人工夫、学知利行的贤人工夫以及困知勉行的学者工夫,其失在如此比配使此章失去了在成德实践中的普遍意义。牟宗三则是修身立命的《孟子》解,在道德实践中证知本心真性,在存心养性中事天无违,从而挺立正命、超越气命,其失一在以心、性、天为本体上是一,不知通过工夫也可实现是一,二在以尽心知性与存心养性对应于积极工夫与消极工夫,不解其有创业工夫与守成工夫之别。     

易学与《中庸》《孟子》的交锋——从朱陆“无极太极之辩”切入

宋明理学与经典关联紧密，经典义理与理学家的阐发处于相互“交织”的状态。交织意味着被解释的经典本身的思路与作为解释者的哲学家的洞见都是哲学的主体。先秦经典之间存在分歧，但理学家试图将群经统为一贯，使得儒家哲学内部存在分裂与统一的对拉力量，因此需要以一种理路为“解释主轴”来统合其他经典。朱子与象山分别以易学与《中庸》《孟子》为主轴，“无极太极之辩”正是二者交锋的集中体现。朱子坚持易学本体论结构，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下，将“无极而太极”解释为天理，这种结构源于《易传》的道器之分；而象山则从《中庸》《孟子》心性论的贯通性出发，认为极就是中，无极就是无中，因此“无极而太极”必非周子本义。朱陆之辩也与四书升格运动的高峰相耦合。儒家哲学的内在张力也是发展的动力之源。经典与哲学的互动为中国哲学史书写提供了新视角。     

诗可以怨

<正> 1980年11月20日,钱默存先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团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演讲“诗可以怨”,钱先生从文学创作的观点来谈“诗可以怨”,从孔子、司马迁、刘勰、钟嵘、韩愈一直讲到明清时代的“诗可以怨”这个主张的提出、发展、变化,又辨他们对这个观点的不同理解,成为一篇著名的演讲。对于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儒家的伦理政教观点来谈,我想就这个观点来谈一下。《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从儒家的伦理政教观点来谈“诗可以怨”即结合“事父”“事君”来谈。朱熹《论语集注》“可以怨”注:“怨而不怒”。“事父”“事君”注:“人伦     

诚则有神诚则兴道--学习张宇初《道门十规》的一点体会

学习明代四十三代天师所著的《道门十规》,我想的最多的是,作为一名道教徒,在学道、修道、弘道的过程中,是否做到了一个“诚”字。“诚”是修道之基,也是为人之本。道教历来都非常重视。《西升经集注》称:“道以无为上,德以仁为主,礼以义为谦,施以恩为友,惠以利为先,信以诚为首。”显然,这是强调“诚”在道教信仰中的重要地位。同时,道教还对人类社会提出了“诚”的要求。《道德经》第十九章称:“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其意是说,人与人应以诚相待,不要以奸巧的手段去骗人,这样就不会有盗贼,社会就会太平。其经又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老子论教育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教育思想丰富而富有辩证法,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一大渊源。 一、论教育与人、教育与社会 老子将“道”改造成为一个特定的哲学范畴,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以下凡引《老子》只注章数）道“渊兮,似万物之宗”（《第七章》）。不仅如此,老子认为这个“万物恃之以生”的道又是世界万物发展、变化、灭亡莫不遵循的规律和法则。老子把道与天、地、人并为宇宙中的“四大”,并且认为四者的关系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朱子学的治学方法、精神及其当代意义——以朱子、勉斋《论语精义》之辨为中心

探究理学集大成者朱子的治学方法,是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题中之义。朱子的治学方法,集中体现于其最有代表性的四书学中。《论孟精义》作为朱子《论孟集注》的蓝本和阶梯,充分反映了朱子对二程学派思想的传承与吸收,构成了朱子《四书》思想演变的重要一环。而朱子与勉斋就《精义》的讨论,体现了朱子学"虚心熟读而审择"的治学方法、"会看文字"的治学要求、"读书不可不仔细"的治学理念,彰显了朱子学长于分析、善于继承、当仁不让的反思批评精神,显示了朱子学实是"略一绰过"浮浅学风之"天敌"。因此,朱子学对于当前传统儒学之创新与转化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     

谈儒家精神——致朱熹诞辰860周年学术讨论会

记得1930年我在美国读书时,曾于大洋彼岸为朱子诞辰800周年而作《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一文,载于当时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而今,转瞬又到了朱子的860周年诞辰纪念日。此间,中国、世界均经历了何等沧桑巨变,确乎令人有“几年回首梦云关,此日重来两鬓斑”之感慨。在这仲秋时节,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并福建闽学研究会,及中国孔子基金会三家于朱子出生、生活和讲学地召开这次规模宏大的国际性学术盛会,实乃可喜可贺之幸事;我心中亦有“鸿雁欲南飞”之愿,无奈体衰多病,难以成行,不能于会聆听诸君高论,是所憾也,只能草此函札,略述几点想法。     

王船山《洪范》诠释中的政治思想北大核心CSSCISSCI

《尚书·洪范》之作,相传为周武王克商后访问箕子并请教治国临民之道,箕子演说“九畴”大法以为治道之要。后代儒者对《洪范》极为重视,常借诠释《洪范》以论述治道之主张。朱子即曾言《洪范》“此是个大纲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概备于此矣”。（《朱子语类》卷七十九）明清之际的学者王船山,由天人关系问题着眼,对于《洪范》所蕴含的政治思想进行深入发掘,特别是他经由详细分析与诠释“五行”与“皇极”两畴之内涵,从而对王政之要、为政之德与成德之学等问题做出了深刻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