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灵商”与“属灵智慧”

最近看到几篇关于“智商、情商、灵商”的文章,作为基督徒,颇感兴趣.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灵”的概念？圣经强调人是“有灵”的活人（参创2∶7）,基督徒是不是一群“高灵商”的人？这里的“灵商”与我们信仰中常说的“属灵智慧”是不是一个概念范畴,有什么异同？在信仰层面遐想这些问题,也是一种有趣的思考.     

走出生活技术化的生存论困境:技术的袪魅与生活的去远——试论“生活”与“技术”的关系

技术在其产生之初就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联,几乎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人的生活;然而在其发展历程中与生活渐行渐远的同时也让生活的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旦现代技术成为人们改善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物质手段、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操控人的独立力量,生活就完全地技术化。在生活技术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技术的便利来改善生活的质量和丰富生活的内容,另一方面人们也面临着生活无意义与人生无价值的生存论困境。基于生活的多维性与技术的二重性,技术的功能定位必须服务于生活的价值旨归,生活的终极关怀必须眷顾技术的良性发展,生活技术化的同时也必须进行技术的生活化。     

祖先有灵:香火、陪席与灵验

根据湖南茶陵的田野调查,本文考察了烧香、敬拜以及灵验所表达的人与祖先/神交往互动的方式,探讨了民间信仰实践体现出的人神关系及其建构方式.本文指出民间信仰实践体系的根基是以差序格局为原则发展出的神界观念与宗教实践方式.神灵不是笼罩万有的上帝,而是需要与每位信仰者和实践者建立具体直接关联的神.个体从已出发,从私人关系的角度去理解并建立和神界的关系,其基本原则是从己出发的攀关系、讲交情.从差序格局出发的神人关系和神界秩序奠基于祖先和敬祖的实践,因此家庭、家庭内以敬祖为核心的实践应成为我们研究民间信仰实践的基点之一.     

《春秋繁露》中的“神”与修身为政之道

《春秋繁露》中的神,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作为祭祀对象的神(鬼神)、作为变化之道的神(化神)和作为生命主体的神(心神)。在董仲舒天人同构的观念下,天是最大的神,天子祭天有着绝对的神圣性,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懈怠荒废。通过祭祀,可以见到平常见不到的神。作为君主还要尊神、贵神,这里所说的神是讲最高统治者的修养,是化道之神,无形无象无声,是形而上的整体的一,它能主宰形下世界的变化。《春秋繁露》还讨论心神之义,认为只有平意、静神才能养气长生,这种虚静体神聚精的思想受到道家的一定影响。在董子看来,养生与治国是一个道理,身为国,心为君,这种身体政治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董子认为,人的喜怒哀乐与天之春夏秋冬相应,是天道自然,只可顺调无滞,不可制止。     

“复者道之动”——论罗近溪的“复”思想

作为"良知现成派"的代表人物,罗近溪常为后人诟病为近禅。然而近溪不仅主张重返孔孟的仁礼之宗旨,而且非常重视"天-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对先秦的儒家思想有明确的继承与发展意识。本文即以近溪的"复"思想为线索来展开探讨。"复"在近溪这里首先是"乾"或者"天地之心"的作用,因而具有本体论意味,是"万物之源头""善之长"。人继承此"生生"之"复",在生活中也无时无刻不有此"复"之发用。"复"不仅有创生、生生之意,还有返回、归来之意,人能够自知自己的"原日之心",就是"复以自知";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既然"天"与"人"同源,那么"天"也有此往返的"复"之义:"生"而有"成","成"又复"生",是无限的"生→成"循环。     

理性的危机——马克斯·韦伯的“祛魅”思想探析

"祛魅"一词在马克斯·韦伯的历史哲学和宗教哲学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其"祛魅"思想的多角度解读具有深远的意义。"理性化"和"祛魅"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两个鲜明特征。这个世界已是理性主导的世界,工具理性的张扬,价值理性的遮盖,已经成为理解行动本身意义的障碍。宗教的神秘被理性化彰显,如何获得"救赎"让人深感不安。纵有繁多的选择,人却活得很累,纵然有目的和价值,却相互冲突,难以共存。通过对韦伯"祛魅"思想的再考察,能更好地理解现代文明中的进步与危机,合理运用理性,重建行动的价值与意义。     

“形”与“神”在历代绘画美学中的嬗变

我国的绘画美学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形”与“神”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优秀的绘画作品既让人惊叹其“形”的工巧,又让人盛赞其“神”的精妙。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形神兼具成为绘画作品追求的准则之一,所以,从“形”与“神”在绘画中的关系、不同历史阶段的美学思想潮流出发,探究其变化历程。     

也谈谢林早期思想中的“Potenz”概念

Potenz概念是谢林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无论是在其早期、还是在中后期的思想中。谢林对于它的使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两层内涵,一是“幂次”、一是“潜能”。这两种用法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各自具有不同的论述背景。而在谢林早期思想的论述背景中,谢林主要是在“幂次”这一内涵上来使用Potenz的。     

《搜神记》“赵公明参佐”故事中的早期道教

《搜神记》赵公明参佐故事主人公王祐实为晋汝南王司马祐,参佐则是早期天师道教团的重要人物.“赵公明参佐”故事中所说的三将军赵公明等内容与天师道早期道书《女青鬼律》内容相符.赵公明参佐拜见汝南王司马祐一事是早期天师道教团传教形式的一次真实记录,其中很多细节可以作为道教史资料的参考.     

“鸡汤”与“灵粮”

所谓“心灵鸡汤”,一般指一些充满智慧和感情的励志话语或小故事,因了它的柔软、温暖、阳光,充满正能量,总给人以思想出路,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青睐。《读者》等杂志之所以卖得紧俏,大概与此有关。如今是社交媒体时代,微博、微信平台上,“心灵鸡汤”以其大众化口味、碎片式文本、短平快形式、励志化包装,使人们在阅读的同时转发相关五花八门的图文信息。     

关注教会“灵恩”现象——风起云涌看“灵恩”

目前,有些教会出现追求＂灵恩＂的现象,令负责同工感到困惑,为此,本期每月话题中,我们约请一些同工,从＂灵恩运动＂产生及现状等多个向度来讨论这一话题,旨在引导大家全面正确地认识圣经真理,使教会能在信仰上不偏左右。文中观点只代表作者本人的思想,供读者参考。     

礼：诗与乐之间——孔子“诗性伦理”思想研究

孔子的伦理思想可以用“诗性伦理”作为概括,这体现在他的纲领性表达“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之中。伦理主体兴起于仁爱的诗性言说,依据正当、适宜之道,建构并持守作为伦理规范的“礼”,并在“乐合同”中完成伦理精神的诗性回归。诗性伦理是从生活情感的本真言说中建立伦理规范的普遍性与历史性,“礼”的建构在诗与乐之间,并在与诗、乐合一的回环中复归仁爱情感。     

“灵甫”号事件中“国、共、英”三方的行动策略及后果

1949年中国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从胜利走向胜利,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渡江战役爆发前后的“灵甫”号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英国和国民党三方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按照条约提出提前收回租借给国民党海军“灵甫”舰的要求,国民党采取措施延缓该舰的归还,中国共产党则积极争取该舰起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灵甫”舰大部分官兵起义加入人民海军,而英国收回了该舰。该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英国和国民党三方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阳明思想“最后定见”辨证——兼论“四句教”与“致良知”之间的思想关系

正关于王阳明思想的形成与变化发展,钱绪山、王龙溪和黄梨洲有不同的概括与说明。这些不同的概括与说明不仅揭示了阳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同时也呈现了人们对阳明思想形成发展过程的差异化理解。面对阳明思想变化发展的复杂性,以及绪山、龙溪和梨洲等人的差异化论述,阳明思想的最后阶段,即阳明思想的最后定见无疑是最需要考察的问题。就相关论述来看,如何正确理解和定位龙溪《滁阳会语》中逮居越以后一段文字可谓是此问题的关键。而无论是就阳明的思想实际,还     

“语言游戏”与“空”——维特根斯坦与龙树之间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与龙树的“空”之间存在着不少深刻的一致性，本文拟从语言的性质、悖论问题、哲学的目的三方面来对此进行阐述，并试图说明他们的差异及互补的可能，及其对当代佛学研究的启示。     

海德格尔的“神与物”

在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非神学的"神"始终在场,并在"神与物"的不同关联中展现"人与物"的本质区分。在海德格尔早期思想中,神以隐而不显的方式,于其宗教神学的经验性背景及"时间"视域中在场;在其思想转折阶段,其作品直接出现"诸神""神圣者"等名称及关涉神的直接论述,它们以"非神"的方式在与"非物"的关联中在场;当"此是"在其思想晚期返回到"终有一死者"之名时,"人"与"物"在"最后之神"的经过中同归于"是者",这为思想的另一种开端做好了准备。     

商代的“巫”与“乐”

商代的巫文化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宗教、政治、历史、医学、音乐、天文、占卜等许多文化领域.商代存在着巫、官合一的现象,亦官亦巫是商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所以史家对之有"巫文化"之称.而商代社会的另一个社会特点恰恰是崇尚乐舞,商人以音乐与神鬼对话,不仅娱神,同时也娱人,进而达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因此,商代巫文化是与乐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论“现实”何以可能——马克思早期“现实”思想探析

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现实"思想经历了不断深化的历程:他从费尔巴哈那里借用"感性对象"理解"现实的人",进而批判黑格尔辩证法,把目的性与能动性等内化到现实中,后来达至现实乃人的感性活动,走向现实中的个人,现实性乃社会历史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至此奠基。至此,现实何以可能获得论证。     

法、自我意识和国家——重访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黑格尔转向”

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存在一个从康德-费希特形而上学转向黑格尔辩证法,并运用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论证自由原则的阶段。但仍存在分歧的是:自我意识究竟接近康德-费希特还是接近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如何与自由的自我意识相并存。回到1840年前后德国的思想语境以及青年马克思的探索历程中去,从历史法学派争论、基督教人格主义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演进出发,可以发现:以自由的实现为原则,建构将现实和理性结合起来的法和国家哲学,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初期聚焦的问题意识。相应的,较之借助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实现的"唯物主义转向",由"物质利益难题"所引发的"市民社会解剖",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唯物史观"的制订,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更为关键的理论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