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人性的善恶

康德关于人性善恶的思想建立在他对人之本性的界定上,就人的自然本性而言,人并不涉及道德上的善恶问题;就人的理性本质而言,人的本性中既有向善的原初禀赋,又有趋恶的倾向,这为人向善或趋恶提供了可能性。康德说人的本性意味着出自自由的行动的根据,由此人性的善或恶取决于自由的任意将道德法则作为动机或将违背道德法则的动机纳入准则的自由。按照康德的严峻主义观点,人的本性天生就存在一种根本恶,这种恶败坏了一切准则的根据,造成了心灵的颠倒,但正因为其源于人的自由本性,也为人改恶向善提供了可能性。     

康德论人性中普遍的趋恶倾向

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康德一方面指出人性中的趋恶倾向是普遍的,是人生而具有的,另一方面却又坚持认为这种趋恶倾向是人自由地招致的,因而可以被归咎于人。问题在于,如果人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普遍的趋恶倾向,它如何可能是人自由地招致的呢?这个问题可以联系康德的人性论和他的自由概念而得到回答。人的双重本性是康德论述人性善恶的基础,感性和理性是人性的两重维度,它们体现了人性中的张力。人的意志必然受到感性本性的影响,这是人性中普遍的趋恶倾向的根源。然而,如果没有人对自由的应用,任何颠倒都不会造成,有的将仅仅是理性与感性的并存,没有孰先孰后,也就无所谓善恶。因此,人性中的趋恶倾向既是普遍的,又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     

试论康德的人性与"原罪"学说

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以人性的善恶问题开始了他在后批判时期的宗教哲学论著。在《论恶的原则与善的原则的共居或论人性中的根本恶》一篇中,康德集中论述了人性的善恶和原罪的含义。本文通过梳理康德的人性论和原罪观及其交互关系,从中引出康德与基督教传统教义的原罪观在自由意志层面上的比较分析。     

康德宗教哲学对我们的启示

在这个演讲里,笔者试图从康德的哲学与宗教观里发现西方文化的心理镜像结构,并以此来参照对比中国文化的心灵结构,结合个人的经验对二者都有所论衡。     

康德论述根本恶的三重维度及其矛盾

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对根本恶的论述贯穿了三种维度,即先验维度、自由维度和进步维度。但这三种维度之间并不是自恰的,而是存在着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及康德对矛盾的解决的成败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矛盾是内在于康德的哲学的。对（善）恶的理解只有与人的生存处境和价值追求相联系才有可能。     

康德对理性事实的诉求

康德把道德的任务规定为对无条件的善的寻求.无条件的善的内涵中包含了无条件的命令式,即定言命令.定言命令要求道德哲学进入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要求理性的自我立法能力,即自律.由于自律和自由是交互性的概念,所以不能从自由中推论出道德律.于是康德在第二批判中转向对理性事实的诉求.理性的事实是个颇多微词的提法,就海德格尔的观点看,它本身的存在方式恰恰是没有充分给出的.而且它并不是不可追溯的,它根源于社会存在.     

康德哲学中政治对道德的促进

康德坚信正义的制度设计能够促进民众的道德进步,但从他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中又很难看出政治促进道德的具体机制,这就使康德面临盖尔斯顿所作出的"未能澄清道德进步的来源"的指责.结合康德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相关论述可以重构出政治促进道德的三条途径:第一,通过消解人们对自我价值的焦虑,消减人性中的趋恶倾向;第二,通过对公共性条件的满足,强化人们的道德动机;第三,通过在制度设计中嵌入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念,促使人们把他人当作道德平等者来对待.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及其对自由的证明

康德实践理性的事实概念指的是道德律或道德律的意识,而道德律本身实际上是道德律的意识。道德律是某种自身肯定的东西,它作为事实肯定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客观实在性,并通过理性的这一积极的概念,证明了它自身在实践上的客观实在性。正是通过道德律这一事实,在思辨哲学那里只具有消极性的自由的原因性的概念,在实践哲学中获得了积极的规定,也成为了一个“事实”。     

从矛盾辩证法到和谐辩证法 --辩证法的历史变迁

本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新提法为契机,系统地考察了自黑格尔以来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历史变迁,提出了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和谐辩证法的新概念。和谐辩证法是对矛盾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是时代精神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厚的思想积淀,承认对立面的肯定因素、实现对立面的结合和双赢等是和谐辩证法的基本内涵。     

康德对理性事实的诉求

康德把道德的任务规定为对无条件的善的寻求。无条件的善的内涵中包含了无条件的命令式,即绝对命令。绝对命令要求道德哲学进入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要求理性的自我立法能力,即自律。由于自律和自由是交互性的概念,所以不能从自由中推论出道德律。于是康德在第二批判中转向对理性事实的诉求。理性的事实是个颇多微词的提法,就海德格尔的观点看,它本身的存在方式恰恰是没有充分给出的。而且它并不是不可追溯的,它根源于社会存在。     

Kant's Pragmatism

This article offers a definition of the term ‘pragmatic’, as it is used i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he definition offered does not make any reference to the affinities between Kant's pragmatism and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American or other pragmatists but draws its definiens entirely from the Kantian conceptual framework. It states that the term ‘pragmatic’ denotes imperatives, laws and beliefs of a specific type: an imperative is pragmatic if and only if it is concerned with the choice of means to individual or universal happiness; a law is pragmatic if and only if our willingness to presuppose it results from our obedience to a pragmatic imperative; and a belief is pragmatic if and only if it relates to the objective validity of pragmatic laws.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wo rival definitions of the term ‘pragmatic’ (as used by Kant) that have been brought forward by Sidney Axinn and Nicholas Rescher.     

辩证法与实践智慧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辩证法属于理论哲学的方法或研究对象,而实践智慧或明智则只限于实践哲学,只是作为能在社会生活中正确处理对人自身有益处的能力和品质而被讨论[1].但笔者以为,这种辩证法与实践智慧的分离,只是囿于理论哲学视野的缘故.而这一分离的结果是,辩证法由于用错了地方而丧失了信誉,实践智慧则被人们只看成了某种关于生活的常识性琐谈.笔者这里试图表明,辩证法能够作为实践智慧而发挥其作用,且其合法形态只能是实践哲学的实践智慧.本文将从辩证法的实质及其与实践智慧的比较来阐明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