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亲子关系与“好资源”对未婚男性性开放态度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实验启动的方式探讨“好资源”和童年环境对未婚男性性开放态度的影响, 结果发现童年亲子关系(而不是童年经济状况)在资源线索启动和性开放态度之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研究1采用想象启动来控制个体的资源获取状况, 结果发现：童年亲子关系差的个体在“好资源”想象时其性开放态度较“差资源”想象时明显提升。研究2采用图片情境的资源想象方式, 在研究1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亲子关系细分成亲子沟通、亲子焦虑和亲子回避三个维度, 结果表明：童年亲子回避在男性资源状况启动和性开放态度之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童年亲子高回避的个体在“好资源”照片情境想象下其性开放态度显著提升, 而童年亲子低回避的个体在“好资源”照片情境想象下其性开放态度明显下降; 此外, 童年亲子回避在性开放态度上的主效应显著, 亲子回避程度高的个体其性开放态度也更高。两个研究共同揭示了“男人有钱就变坏”的情境和群体特殊性。     

不同性别比和童年经济状况对未婚男性性态度的影响

基于进化心理学的生命史理论,通过两个实验探讨性别比和童年经济状况同男性性态度间的关系。实验1和实验2分别采用图片和文字材料启动被试的性别比感知,结果发现感知性别比和童年经济状况对未婚男性的"随意性行为"态度表现出显著的交互效应：童年家庭经济状况差的未婚男性在感知到周围女性数量相对充裕的情境下,其性开放态度会较感知到周围男性数量充裕时明显上升;童年家庭富裕的男性的性开放态度在不同感知性别比下保持相对稳定。     

不同性别比和童年经济状况对未婚男性性态度的影响

基于进化心理学的生命史理论,通过两个实验探讨性别比和童年经济状况同男性性态度间的关系。实验1和实验2分别采用图片和文字材料启动被试的性别比感知,结果发现感知性别比和童年经济状况对未婚男性的"随意性行为"态度表现出显著的交互效应：童年家庭经济状况差的未婚男性在感知到周围女性数量相对充裕的情境下,其性开放态度会较感知到周围男性数量充裕时明显上升;童年家庭富裕的男性的性开放态度在不同感知性别比下保持相对稳定。     

性别比与童年经济状况对女性长短期择偶偏好的影响：“暖男”需求变化的进化分析

基于进化领域的生命史理论,采用两种实验启动的途径探讨性别比、童年经济状况和女性长短期择偶偏好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女性在长期择偶中更为重视男性的“好爸爸”和“好资源”,在短期择偶中更为重视男性的“好基因”;性别比在女性长期择偶的“好爸爸”偏好上具有显著主效应,在“女多男少”情境下女性对“好爸爸”的偏好水平会较“男多女少”时明显提高;性别比和童年经济状况在女性长期择偶“好爸爸”偏好上的交互效应显著：童年贫穷女性在“女多”情境下会明显提高对长期择偶“好爸爸”的偏好水平,童年富裕女性在性别失衡情境下对长期“好爸爸”的偏好保持相对稳定。     

不同性别比和资源获取能力对未婚男性择偶标准的影响

本研究分别采用文字启动和图片启动两种方式,探讨不同性别比下男性择偶标准的动态变化。实验1和实验2的结果均显示:相比于男多女少启动,在女多男少启动下,男性对女性"好资源"的要求会明显升高。不同性别比启动和男性资源获取能力(而不是童年经济状况)在男性择偶标准上存在着交互效应。相比于男多女少启动,资源获取能力强的男性在女多男少启动下对女性好资源的要求会明显提高,而资源获取能力弱的男性在两种启动下对女性好资源的要求没有显著变化。结论:对资源获取能力强的男性而言,对女性"好资源"的偏好是择偶选择过多时所产生的奢侈需求。     

童年压力及死亡威胁启动对择偶要求的影响

本实验从生命史理论出发, 研究童年期环境压力如何与当前环境中的压力线索相互作用并影响个体对异性的择偶要求。被试为70名大学本科生, 其中一部分被试被分配到死亡威胁启动组, 他们阅读一篇描述近期国内暴力犯罪及死亡率上升的新闻报道, 另一部分被试被分配到控制组, 他们阅读一篇描述一个人花了很长时间寻找遗失钱包的文章。被试自我报告对异性的理想择偶要求及其童年压力。控制了性别及恋爱状态后, 多元回归分析表明：童年压力与启动条件仅在身体吸引力的理想标准上有显著交互作用。其中, 低童年压力组在死亡威胁启动下对异性身体吸引力的理想标准显著高于控制条件, 而高童年压力组在死亡威胁启动下对异性身体吸引力的理想要求则显著低于控制条件。此外, 启动条件在异性做“好父母”的择偶标准上有显著主效应, 死亡威胁启动下的被试对异性做好父母的择偶标准高于控制组被试。而在对资源的择偶标准上既不存在童年压力和死亡威胁启动的主效应, 也不存在交互作用。研究说明童年压力与当前环境压力会影响个体对异性的择偶要求, 但对不同择偶要求的影响作用不同。     

童年及当前环境压力对跨期选择的影响:时间感知的中介作用

本文分别以90名和70名大学生为被试,通过问卷调查和实验任务的方式,探究童年环境、当前环境压力、时间感知和跨期选择四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童年环境影响时间感知,相比童年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个体,童年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个体更倾向于高估时距。(2)在正常环境下,个体时间感知完全中介作用于童年环境和跨期选择之间的关系,童年环境通过影响个体时间感知进而影响个体的跨期选择。(3)在当前环境压力下,时间感知并未起到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时间感知在童年压力与在当前环境压力条件下,对跨期选择的影响作用不同。     

童年环境、生命史策略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传统价值观“团结和谐”维度的调节作用

从进化心理学生命史理论视角探究童年环境和典型消费行为的关系。通过专项问卷调查收集1028个有效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证实童年环境的核心变量——童年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成年后的绿色消费和炫耀性消费行为,生命史策略和"团结和谐"的传统价值观维度在其中分别起显著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研究有助于理解炫耀攀比、奢侈浪费等非理性消费的深层原因,并从生命史和价值观角度提供可能的解决思路,为大众培养健康理性消费提供借鉴。     

教师态度与指导方式对幼儿坚持性影响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采用3×2×2(年龄×教师态度×言语指导方式)三因素完全随机实验设计,考察了教师态度和言语指导对3~6岁幼儿坚持性的影响。其中幼儿年龄、教师态度及言语指导方式为实验的自变量,幼儿坚持完成任务的时间为实验因变量,设计4种实验情境,并随机选择沈阳市两所幼儿园,分层选取小、中、大班的幼儿作为实验研究的被试,年龄分布在3~6岁之间,每种情境下每个年龄段的有效被试各为30人,男女各半,共360人。研究结果表明:(1)3~6岁幼儿的坚持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发展,且4~5岁是幼儿坚持性发展的转折期;(2)不同的教师态度对幼儿的坚持性影响显著;(3)不同的言语指导方式对幼儿坚持性影响显著;(4)教师积极态度下,多次言语指导对幼儿的坚持性会产生最积极的影响。     

大学生主观童年创伤症状对抑郁的影响:抗挫折能力和外向性的多重中介效应

本研究将"童年创伤"定义为"个体14岁以前所经历的,站在主体的角度主观感受到的创伤性事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30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通过定量加定性的方式探索了童年创伤与抑郁之间的关系。相关分析表明：主观童年创伤症状、外向性、抗挫折能力、抑郁之间两两显著相关;结构方程模型表明：主观童年创伤症状通过外向性、抗挫折能力完全、多重中介作用间接预测抑郁。本研究结果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大学生抑郁问题的预防和干预工作提供重要的借鉴依据。     

大学生主观童年创伤症状对抑郁的影响:抗挫折能力和外向性的多重中介效应

本研究将"童年创伤"定义为"个体14岁以前所经历的,站在主体的角度主观感受到的创伤性事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302名大学生进行调查,通过定量加定性的方式探索了童年创伤与抑郁之间的关系。相关分析表明：主观童年创伤症状、外向性、抗挫折能力、抑郁之间两两显著相关;结构方程模型表明：主观童年创伤症状通过外向性、抗挫折能力完全、多重中介作用间接预测抑郁。本研究结果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大学生抑郁问题的预防和干预工作提供重要的借鉴依据。     

“桑美”台风下受创学生的特质应对方式对自杀态度的影响

为了探讨自然灾害事件下受创学生的特质应对方式对自杀态度的影响,采用创伤后症状反应问卷、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和自杀态度问卷对“桑美”台风重灾区的650名中小学生进行了测查,结果表明：（1）学生的创伤后症状反应与自杀态度有着显著的相关;（2）特质应对方式对创伤后症状反应与自杀态度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结果支持了应对的关联模式,应对具有情境化特点。     

“权力”的游戏：品牌标识中字母大小写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

基于符号联想理论,通过两组实验探讨感知权力倾向在字母大小写对消费者态度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和品牌奢侈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大写字母会提升消费者对品牌权力展示倾向的感知,进而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2）感知奢侈程度在字母大小写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对于高感知奢侈程度的品牌,大写字母标识会获得更好的消费者态度;对于低感知奢侈程度的品牌,小写字母标识会获得更好的消费者态度。     

“审美相关性”与艾伦·卡尔松的环境美学

“审美相关性”作为卡尔松环境鉴赏理论的根本规则和规范性方法长期被学术界忽视。在20世纪美国,此概念经由艾肯、佩珀、斯托尔尼茨、伊顿等美学家的阐发逐渐形成特定观念史,其目的在于从感性直观经验向外寻求语境知识介入审美的可能性。其建构方式在传统美学中有两种类别：第一种将直观内容与语境知识作经验结构的静态切割,并在“相关性”意义上再将两者结合,其代表人物为艾肯、伊顿;第二种直接从经验整体出发探讨“相关性”的判定标准,未作内核、外延的对举,其代表人物是佩珀、斯托尔尼茨。卡尔松延续了斯托尔尼茨的讨论方式并批判了保守路径、分析美学路径、后现代路径,创立了“对象聚焦路径”,而此路径正是其环境鉴赏理论客观性审美的具体规范方式。与传统“审美相关性”将经验的开放性与丰富性视为基石与归宿不同,卡尔松钟情于对象给予的“那一个”审美。这种“审美必然性”的单一化、符合论倾向源于其“本质主义”的对象观,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其“相关性”知识能否导向“必然性”的驳难。     

“阳刚”还是“清秀”更具吸引力?——对男性面孔二态性不同偏好的元分析

生活中,有的喜欢"清秀"的男性面孔,而有的则更偏爱长得"阳刚"的面孔,已有大量的研究致力于解释这一分歧,但是得出的研究结果各不一致。本研究用元分析方法考察对男性面孔二态性的不同偏好,通过检索、搜集了23篇有效文献,56对数据满足了元分析标准(n=8408)。结果发现,漏斗图和BeggMazumdar秩相关检验、Egger’s检验结果显示不存在发表偏差;主效应检验发现对男性面孔二态性无明显偏好;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对男性面孔二态性偏好受面孔生成技术、生理周期的调节,但不受被试性别、关系背景和文化的调节。人们对男性面孔二态性的偏好,除了本身生物学特质(生理周期)外,还受到生成技术的影响。     

论“五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坚持和发展

建国40多年来,党和国家关于宗教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我们党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我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制定和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这是从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直到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中明文规定和一贯坚持的。在宗教工作的实践中,我们党逐步作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仍具有一定的群众性、民族性、长期性、国际性和复杂性,简称宗教“五性”的理论概括。     

“赋能”还是“负担”?领导者授权行为对员工工作行为影响的双刃剑效应探究

在数字化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 领导者授权行为是一种激励员工的重要措施。然而, 以往关于领导者授权行为有效性的研究存在不一致发现。为了更深入地探讨领导者授权行为对员工的影响,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 系统地构建了领导者授权行为对员工的“双刃剑”影响机制。具体而言, 第一, 基于资源视角, 将授权视为领导者为员工提供的资源, 深入分析领导者授权行为产生的“赋能”过程机制和“负担”过程机制, 并提出员工的调节定向是影响“双刃剑”机制的边界条件; 第二, 从动态角度看待领导者授权行为, 探讨领导者每日授权行为和领导者授权行为的日波动对员工的“双刃剑”影响机制; 第三, 从动态角度看待领导者授权行为所发生的组织情景。探讨相对动态的情景, 即工作事件, 对领导者授权行为“双刃剑”机制的影响。通过结合静态和动态的双重视角, 系统地探讨了领导者授权行为对员工的“双刃剑”影响机制,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电视暴力对不同外倾性气质学前儿童社会行为的差异化影响——“一般攻击模型”与“催化剂模型”的理论之争

选取154名3~5岁学前儿童（M=4.11,SD=0.31）,采用母亲报告法收集儿童最近3个月最常观看的电视节目、外倾性气质、问题行为和亲社会行为,对19部儿童最常观看的动画片的暴力性进行编码,考察电视暴力频率和暴力残酷性和儿童外倾性对学前儿童社会行为的共同作用。结果：（1）在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时,电视暴力频率与儿童外倾性的交互作用显著,与低外倾性儿童相比,高外倾性儿童观看较多的电视暴力内容会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观看较少电视暴力内容也会表现出更少的问题行为,支持差别易感性模型;（2）在预测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时,电视暴力频率和暴力残酷性的主效应及其与儿童外倾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外倾性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高外倾性儿童表现出更多亲社会行为。     

电视暴力对不同外倾性气质学前儿童社会行为的差异化影响——“一般攻击模型”与“催化剂模型”的理论之争

选取154名3~5岁学前儿童（M=4.11,SD=0.31）,采用母亲报告法收集儿童最近3个月最常观看的电视节目、外倾性气质、问题行为和亲社会行为,对19部儿童最常观看的动画片的暴力性进行编码,考察电视暴力频率和暴力残酷性和儿童外倾性对学前儿童社会行为的共同作用。结果：（1）在预测儿童的问题行为时,电视暴力频率与儿童外倾性的交互作用显著,与低外倾性儿童相比,高外倾性儿童观看较多的电视暴力内容会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观看较少电视暴力内容也会表现出更少的问题行为,支持差别易感性模型;（2）在预测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时,电视暴力频率和暴力残酷性的主效应及其与儿童外倾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外倾性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高外倾性儿童表现出更多亲社会行为。     

“选择性遏制”与美国“印太经济新框架”——兼论对中国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自遏制战略被乔治·凯南提出以来,该战略被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和发展,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印太地区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的崛起,美国已经将战略重点东移,并将遏制目标瞄准了中国。为了打压中国,美国继承并发展了“选择性遏制”战略,将其欧洲和印太盟友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并通过“印太经济新框架”等经济机制、制度对华形成一个遏制网络,其主要目的是试图将中国框定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及地区秩序之下。同时,由于“印太经济新框架”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针对性,且以美国的联盟体系作为支撑,其必然会对中国的安全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