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的关系：职场排斥的中介作用

从资源保存理论出发,分析社会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幸福感及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检验职场排斥的中介作用。对188名员工及其上司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员工的社会自我效能感与其感受到的职场排斥有显著负向关系;职场排斥与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有显著负向关系;职场排斥在社会自我效能感与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这表明高社会自我效能感的员工能够削弱受到的职场排斥,进而体验到更高的工作幸福感,并获得更好的工作表现。     

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的溢出效应：归属需求和工作家庭区隔偏好的作用

以往研究证实了职场排斥会对员工组织内诸多方面产生危害, 然而关于职场排斥向组织外部特别是家庭领域的溢出效应还知之甚少。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探讨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溢出效应和具体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1)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贬损有显著正向作用, 对家庭满意度有显著负向作用; (2)工作压力中介了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关系; (3)员工归属需求调节了职场排斥对工作压力的影响, 同时调节了工作压力在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家庭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4)员工工作家庭区隔偏好调节了工作压力对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作用, 并且调节了职场排斥通过工作压力对家庭贬损和家庭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工作反刍及其“双刃剑”效应

工作反刍指在没有要求其出现的情境下,有意识的、重复发生的工作方面的相关想法,分为工作相关情感反刍与工作相关问题解决沉思两个维度。工作反刍对个体健康、工作及幸福感的影响有"双刃剑"效应。持续性认知理论、压力认知激活模型与认知资源视角理论,可以解释该效应的内在机制。未来研究应分析影响双刃剑效应的边界条件,寻求减少消极效应、增加积极效应的途径,拓展其双刃剑效应心理机制的分析视角和该效应的作用层面。     

工作自主性对中小学教师幸福感的影响：工作重塑与工作家庭平衡的链式中介效应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997名中小学教师,考量工作自主性与中小学教师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检验工作重塑和工作家庭平衡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工作自主性不仅对中小学教师幸福感具有显著直接影响,且能通过工作重塑与工作家庭平衡各自的中介效应及二者的链式中介效应三条路径,对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     

工作反刍及其“双刃剑”效应

工作反刍指在没有要求其出现的情境下, 有意识的、重复发生的工作方面的相关想法, 分为工作相关情感反刍与工作相关问题解决沉思两个维度。工作反刍对个体健康、工作及幸福感的影响有“双刃剑”效应。持续性认知理论、压力认知激活模型与认知资源视角理论, 可以解释该效应的内在机制。未来研究应分析影响双刃剑效应的边界条件, 寻求减少消极效应、增加积极效应的途径, 拓展其双刃剑效应心理机制的分析视角和该效应的作用层面。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间的螺旋效应

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与职场排斥间的螺旋效应模型可用道德排除理论和情感事件理论解释。根据道德排除理论遭受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会导致受害者与实施者心理距离增加, 进而对实施者实施职场排斥; 从旁观者视角来看, 目睹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会影响旁观者的道义公正感和互动公平感进而表现出对实施者的职场排斥, 且该中介过程受到利他性的调节。同样,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 遭受职场排斥会导致职场排斥受害者的消极情绪水平增加促使其成为工作场所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     

“颜值”值几何?

<正>"颜值"作为网络词语,近年来比较流行。"颜"当指容颜、外貌,"值"则是指数。"颜值"又名为"靓丽指数",是一个人的容颜或英俊或靓丽与否的一个指数。眼下比较流行的说法有"颜值高"、"颜值飙升",更有"颜值爆表"之说,可见,这"爆表"说明的是"颜值"高得不行,与旧时所描写的"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有得一拼。这似乎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在今日社会评价体系中,"颜值"俨然成为排在权     

配偶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员工生活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本文关注配偶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投入的跨领域的人际间影响。基于努力-恢复模型视角和情绪智力文献, 本文提出高情绪智力的配偶能够通过提升员工生活幸福感, 从而促进员工工作投入。此外, 通过整合社会性别角色理论, 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员工性别的调节作用。通过两个子研究, 本文发现：配偶情绪智力与员工生活幸福感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员工生活幸福感与员工工作投入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员工生活幸福感中介了配偶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投入的影响; 并且, 员工性别调节了配偶情绪智力和员工生活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即当员工为男性时, 配偶情绪智力对该员工生活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更强; 此外, 员工性别还调节了员工生活幸福感在配偶情绪智力和员工工作投入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首次提出和检验了配偶情绪智力对员工工作投入的跨领域的人际间积极影响, 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高绩效工作系统会降低员工幸福感吗？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基于53篇文献的55项独立研究、研究样本总人数达51750的数据,对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元分析,并检验了文化和行业差异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幸福感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即具有“一致效应”,而非“矛盾效应”。(2)文化情境调节了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在高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文化情境下,员工感知的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健康幸福感的正相关更强。(3)行业对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相比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服务业员工感知的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更强;但医疗服务业员工感知的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健康幸福感的正相关低于生产性服务业。研究结论有助于全面理解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启示学界重新认识和审视高绩效工作系统的价值。     

大学生共情对利他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探究大学生共情、幸福感和神经质对利他行为的影响,为促进大学生利他行为提供依据。采用方便取样,选取辽宁省某高校选修课程学生273名,完成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神经质人格问卷、幸福感指数量表和大学生利他行为问卷。结果显示:(1) 神经质在共情和利他行为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共情既对利他行为产生直接影响,也通过神经质间接地影响着利他行为;(2) 幸福感是神经质部分中介共情和利他行为关系的调节变量。幸福感调节的是中介作用的后半路径,即共情通过神经质对利他行为的间接效应受到幸福感的调节。具体的说,相对于低幸福感的大学生,间接效应对于高幸福感的大学生更加显著。因此,共情对利他行为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对增强大学生利他行为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     

中国城镇低龄退休老年人工作与幸福感的关系

为探讨老年人工作与幸福感的关系,并对其机制作出解释,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选取具有城镇户籍、60~69周岁的男性和50~69周岁的女性,形成3406人的样本,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回归发现,我国城镇低龄退休老年人工作与幸福感负相关;交互效应分析指出这种关系随着老年人社会地位的提高逐渐弱化;工作对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收入、人际交往、积极心态中介效应不显著,闲暇活动中介效应显著。因此,由前三者构成的工作对幸福感的正效应无法抵消因为闲暇损失所造成的负效应。     

工作幸福感：概念、测量水平与因果模型

工作幸福感是个体工作目标和潜能充分实现的心理感受及愉悦体验, 是一个需要组织和个人持久努力和投资的动态过程, 包括工作投入、心流体验、工作旺盛感、工作满意度、工作积极情感等宽泛的结构。有必要从暂时、个体和单元三个水平对工作幸福感进行研究。随着研究方法的进展, 工作幸福感的研究呈现出个体差异和个体内波动结合的趋势。工作幸福感多水平动态形成机制模型整合了组织和工作环境因素、个人特征以及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体现了工作幸福感的动态特征, 解释了人类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是工作幸福感形成的心理机制。外溢?交叉动态模型解释了幸福感在不同生活领域的外溢以及在工作团队成员或家庭配偶之间的传递, 有助于推动工作幸福感不同测量水平的效应研究。未来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检验工作幸福感的动态因果模型, 探讨不同水平的工作幸福感对绩效的影响机制, 更多地研究心流体验、心理旺盛感、高兴和自豪等工作幸福感指标, 加强对工作幸福感的干预研究。     

目标坚持性和目标灵活性对老年夫妻幸福感的影响:基于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

采用目标坚持性/灵活性量表和费城老年中心信心量表对北京的258对老年夫妻进行问卷调查,基于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探讨目标处理策略对老年夫妻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1）夫妻双方的目标处理策略和幸福感分别具有一致性;（2）目标坚持性和灵活性均对自身幸福感有积极效应;（3）丈夫目标坚持性对妻子幸福感有积极效应,但妻子目标坚持性对丈夫幸福感作用不显著;丈夫和妻子的目标灵活性均对配偶幸福感有积极效应;（4）对于丈夫的幸福感,目标灵活性的行动者效应和对象效应均强于目标坚持性;对于妻子的幸福感,目标坚持性和灵活性的行动者效应和对象效应差异均不显著。目标坚持性和目标灵活性对夫妻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智慧时代的螺丝钉：机器人凸显对职场物化的影响

在“工具人” “打工人” “社畜”等流行语风靡职场的当下, 职场物化已然成为了一个亟需探讨的话题。而随着人工智能尤其是机器人在职场中的使用日益增多, 机器人产生的职场效应也值得关注。因此, 本项目旨在探讨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 机器人渗入职场是否会产生或加重职场物化现象。基于群际威胁理论和补偿控制理论, 我们假设职场中的机器人员工凸显会增加职场物化。项目采用实验、大数据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首先考察机器人员工的凸显是否会增加职场物化, 初步验证影响效应; 然后探讨机器人影响职场物化的中介机制, 试图发现感知威胁和控制补偿的链式中介效应; 最后从个人、机器人和环境三方面分别考察其对机器人影响职场物化的调节作用, 并从组织文化的角度探讨对职场物化的干预策略。对本项目的探索有助于结合人工智能尤其是机器人发展背景, 前瞻性地了解人工智能在职场中可能的负面影响, 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幼儿教师职业承诺对工作绩效的影响:职业幸福感的中介作用

为探索幼儿教师职业承诺和职业幸福感对工作绩效的影响,选取川渝两地幼儿教师328名,用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量表(KTOWBS)、教师职业承诺问卷(TOCQ)、教师工作绩效量表(TJPS)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控制学校性质、工作时间、每月收入、教师年龄以及教龄影响后,幼儿教师情感承诺和规范承诺分别对工作绩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继续承诺则对工作绩效有显著的消极影响;(2)幼儿教师职业幸福感在情感承诺、规范承诺和继续承诺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以上研究结果对保护和提高幼儿教师工作绩效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与型领导对员工幸福感的双重影响：感知同事支持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探究了参与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双重影响,并探究了感知同事支持的调节作用。基于191份互联网企业员工的三阶段追踪数据,采用路径分析发现：参与型领导既能增强员工的组织自尊进而提升员工工作幸福感,又会加重员工的工作负荷进而降低员工工作幸福感。感知同事支持在上述两条路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当员工感知到高水平同事支持时,工作负荷的中介效应被削弱,而组织自尊的中介效应被强化。上述结果能启发管理者如何有效地为企业员工谋幸福。     

全纳教育教师职业使命感对工作幸福感的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为探讨全纳教育教师职业使命感对工作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京津冀地区的全纳教育教师共378名为被试,使用职业使命感量表、自我效能感量表和工作幸福感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1）职业使命感、自我效能感和工作幸福感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2）职业使命感对工作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全纳教育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在职业使命感对工作幸福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表明,积极塑造全纳教育教师的职业使命感,提升自我效能感,可以有效提升全纳教育教师的工作幸福体验。     

企业员工人口学变量、工作特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工作压力的作用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长沙及广州266名企业员工有效样本的测查,考察了员工幸福感在人口学变量和工作特征变量上的差异,探讨了工作压力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发现不同年龄、学历、企业所有制、行业和工作岗位的员工的幸福感水平差异显著,人口学变量和工作特征对幸福感有交互作用。回归分析发现,工作压力、学历和工作类别变量分别直接影响幸福感,年龄和学历还通过工作压力间接影响幸福感。     

职场“佛系”：中国组织情境下的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

“佛系”作为传统佛文化与现代网络文化相结合的一种处世风格,已较为广泛存在于工作情境中,但管理学界尚未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本研究立足于中国组织情境,通过访谈、扎根理论研究以及问卷调查,对工作情境中佛系心态的概念和结构维度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工作情境中的佛系心态包括不以为意、安于现状、友善无争、顺其自然四个维度,并据此编制了测量量表。通过4个实证研究,累计调查了1335名员工,检验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结果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预测效度研究表明工作情境中的佛系心态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工作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工作绩效无显著相关关系。     

工作不安全感与幸福感、绩效的关系：自我效能感的作用

旨在探讨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上级评定)的影响,以及一般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共收集到513个有效样本。数据分析采用层级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结果发现：⑴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都有显著的消极影响;⑵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工作不安全感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但对工作满意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⑶一般自我效能感对不安全感—工作绩效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就表明,在当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里,工作不安全感是影响员工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的一个重要压力源,而一般自我效能感可以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