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道德评价理论研究

休谟认为,道德评价的依据不能是理性,而是道德感;同情原则是道德感产生和发生作用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休谟忽视了理性在道德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其道德感理论存在着理论困难,产生这种困难的原因是休谟不能理解理性与情感的辩证关系,以及他没有意识到客观的经济利益关系对道德评价的重要性。     

智性的情感——康德道德感问题辨析

康德的道德哲学建立在对传统道德感理论的批判之上,但他也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改造,将它定义为一种建立在道德法则之上的先天情感,并在道德哲学中赋予这个概念一个重要的作用,即纯粹实践理性的动机,以解释抽象的理性法则如何能应用到具体的感性-理性存在者之上。康德的道德感理论的难点在于,一方面要解释道德法则如何能在人心中产生出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情感,另一方面要通过分析情感的内在结构解释其普遍有效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种建构可以划归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即天性和智性的关系。一般来说,主动的知性和被动的感性被康德定义为完全不同的能力,但道德感作为一种智性情感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让我们可以重新界定这种关系。     

从道德感到道德情感——论休谟对情感问题的贡献

从道德情感主义的道德感(moral sense)到康德的道德情感(moral feeling),情感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不再落实于经验的基础上,而是通过与道德法则相关联,成为可以被先天认识的对象。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休谟的同情概念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不过,由道德感到道德情感,期间的变化并不只是由经验的层面转到先天的层面。本文通过分析休谟同情概念的旁观者视角,阐明了这一概念所带来的另一层影响,它使康德的情感概念不只是成为一个先天概念,还获得了与认识领域的界分线,情感以一个从感知觉中摆脱出来的独立因素出现在道德领域。     

何为情感理性

西方道德情感主义者主张人类天生的情感或情感反应能力是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最终根据。但如果情感自身的合理性得不到说明,或者需要情感以外的理性概念来加以辩护,那么,以情感来理解、解释和辩护道德的道德情感主义路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难以成立的。我们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传统理性概念的情感理性概念来为道德情感主义做根本的辩护。情感理性既可以界定为一种推理能力,即通过情感反应从某些事实前提推出规范性判断或价值判断的能力,也可以界定为规范性或应当性的来源之一。情感理性的思想为近期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所证实。历史经验也表明,恻隐之心所产生的道德情感往往是我们判断道德是非更为可靠的标准。自然选择的理论也为情感理性的思想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哈奇森论道德的情感之源

哈奇森认为,道德的根源不会来自外在于人的外在自然,也不会来自人的理性、知识、最高者的条律以及利益,只会来自人的情感。作为道德判断的对象,情感构成了道德判断的起点;在道德判断过程中,以情感为基础的道德感官是唯一的判断依据;作为道德判断的结果,对人的情感以及受到情感推动的行为的激发是道德判断的唯一目的所在。     

情感何以与理性相关联?——论情感在康德哲学中的三重功能

从深受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影响到重新回到理性主义传统,康德尽管取消了情感作为普遍依据的资格,却未抛弃这一概念,而是对其作出了新的解说。由此,情感与理性第一次产生了关联。这一关联对情感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情感概念不仅摆脱经验状态从而获得自身的普遍性,并且以道德情感与精神情感两种方式拥有了自身的内涵。更重要的是,情感由此进入先验过程,并在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中呈现出三重不同的功能:作为准则,它辅佐道德法则保证了道德行为的必然性;作为动机,它协助实践理性展示出道德行为的现实性;作为评判,它和直观形式一起完成了自由与自然的结合。     

“道德感”抑或“道德情感”——论休谟和哈奇森道德基本根据的分野

休谟和哈奇森同为18世纪英国道德情感主义的主要代表。尽管休谟继承了哈奇森道德根据于情感的观点,但他在讨论道德根据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逐渐呈现出由“道德感”向“道德情感”转化的现象。休谟的根本目的是彻底瓦解道德感的神学基础,将道德完全奠定在人性真实的、普遍的情感之上。在基础概念的转化中,休谟一方面为道德情感增加了历史内涵,出现用历史给道德定位的显著倾向;另一方面休谟为道德情感增加了社会内涵,反映出他对道德和社会关系的深刻思考。因而,系统全面地辨析休谟和哈奇森关于道德根据的论述,不仅可以清晰展现两者道德学说的不同进路,还有助于把握整个道德情感主义的发展历程。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关怀”伦理路径

在新冠疫情面前,伦理学的重要意义是锻造或阐释自身的概念,以便让人类社会透过冷酷病毒对于生命的摧毁认识到生命的平等价值、尊严和权利。疫情给人类一个反思生命和伦理的历史机遇,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和儒家伦理中的“关怀”可以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开启一条伦理路径。源于女性关怀体验的关怀伦理是道德情感主义传统的当代延续,这一传统在当代道德生活中愈发具有影响力,它相信道德起源和基础在于人类的道德感和同情心。与关怀伦理相似,儒家伦理也强调“仁爱”是上天赋予人的固有的能力,每个人都有爱他人、爱天地万物的情感,并且主张通过“和”来实现“共生”的目标。关怀伦理和儒家伦理的生命关怀共通性可以证明：人类社会具有一种普遍的道德或者人性,这便是出于道德情感的对于他人的关怀。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当理性计算冰冷地把人类社会隔离开来之时,关怀能以自身的伦理路径温暖世界。     

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康德与罗尔斯的诠释

公共理性是康德和罗尔斯都关注的论题之一.康德把公共理性与包括道德启蒙在内的人类启蒙相勾连,以实践理性为根据,揭示了公共理性与人格、道德律令、正义等的可能性联系.罗尔斯力图在人的一种深度自我道德启蒙的意义上,进一步阐明公共理性与自我、正义、道德感等的关系.康德和罗尔斯对公共理性及其道德意义的诠释,本质上是对现代公民道德的存在根据与根本特征的阐明.     

论道德情感及其培养

道德情感是构成道德品质的主要因素和重要环节。它是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估量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言行、处境时所产生的内心情绪体验 ,是人们基于一定的道德认识、出于满足自己的道德需要而生发的情感 ,在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能力等方面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 ,研究道德情感的培养 ,充分发挥道德情感的作用 ,是当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重要课题。一、道德情感的特点道德情感是人的一种高级社会性情感。它作为一种特定的道德意识现象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理性与感性相融合一般地说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 ,对任何一种道德关系…     

从感性到理性的反转——康德崇高概念辨析

在康德的美学中,崇高是与鉴赏相并立的重要概念,但由于审美分析中的独特性和涵义结构的复杂性使其难以得到明确的界定。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崇高和道德感三者的对照厘清崇高概念的逻辑层次和功能地位,揭示崇高概念从感性到理性、从直观对象到展示主体内在超感性基底的反转,数学与力学维度交错、激动与静观并存的特性。本文通过比照康德对鉴赏判断四个契机的说明剖析了崇高判断四个契机的内涵;从崇高概念特殊的构架入手,对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之区分进行了分析;进而探讨了崇高与道德感之间的关联和差异;展示了崇高概念中与断裂和反转并存的内在统一性,正是这种充满张力的结构使得崇高成为从自然到自由的过渡的一种可能。     

能动性与格沃思道德哲学

本文通过对能动性概念的理性结构及其在道德最高原则证成与道德规范性来源中作用的论述,系统介绍了格沃思道德哲学的基本思路。能动性是格沃思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它既是整个道德哲学的方法论起点,也是其规范性关切的终点。格沃思试图建立一种规范性的能动性概念,继而通过对能动性的理性结构及其存在的必要前提的分析来说明道德最高原则的可能。格沃思认为,一个具备基本理性的能动者只要对自己的能动性进行实践性自我理解就不得不认同一条道德原则,即"总是按照你和他人平等的普遍权利所要求的那样去行为"这一普遍一致性原则。格沃思道德哲学的规范性既不来自于外在神圣意志也非形而上学的本体预设,更不来自经验的善。它建立在主体对其能动性的反思所产生的辩证必要性之上。     

自由:源于理性设计还是情感道德--卢梭和费希特的政治哲学观之比较

自由,无论是对卢梭还是对费希特,都是其理论的内在追求和预设,并且被赋予最高的价值。然而,由于各自论证的理路不同,结果便大相径庭。卢梭注重情感与心灵的直觉,强调社会秩序的和谐取决于人们之间内在情感道德的齐一性;而费希特则秉承启蒙传统,要求理性的查审,认为理性个人之间的交往才是国家的真正基础。他们虽然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但诉诸不同的理论运思方法,故导致了极为不同的政治秩序。     

自由：源子理牲设计还是情感道德——卢梭和费希特的政治哲学观之比较

自由,无论是对卢梭还是对费希特,都是其理论的内在追求和预设,并且被赋予最高的价值。然而,由于各自论证的理路不同,结果便大相径庭。卢梭注重情感与心灵的直觉,强调社会秩序的和谐取决于人们之间内在情感道德的齐一性;而费希特则秉承启蒙传统,要求理性的查审,认为理性个人之间的交往才是国家的真正基础。他们虽然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但诉诸不同的理论运思方法,故导致了极为不同的政治秩序。     

感性的禀赋何以是告诫人的实践理性——对康德良知思想的一种分析

合理解释感性的禀赋与实践理性在良知定义中的共存,是阐释康德良知思想的关键。康德论述的良知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具有理性的普遍形式、被理性所规定的道德接受能力而能够被同时称为感性的禀赋、道德的禀赋与心灵的能力。同时,良知根据道德法则告诫人们有作出赦免或宣判的义务,对主体的动机以及理性自身作出判决,并且产生被主体感知的感觉,集告诫、起诉、判决以及间接的动机功能于一体。因此,不能将良知理解为一种经验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也不能将其本质理解为一种理性的道德情感。良知兼具主体接受性与客观普遍性,其真正的本质是自我审判的纯粹实践理性。以良知为切入点反观纯粹实践理性,可以发现,纯粹实践理性自身就具有实践的力量。     

同情与道德判断——由同情概念的变化看休谟的伦理学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对休谟有关文本的细致和建构性分析,本文力图证明,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并没有如诸多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以一种哈奇逊式的"广泛的仁慈"取代了《人性论》中作为道德感源泉的同情,并因此退回到传统道德感理论。相反,通过结合同情与仁慈,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克服了《人性论》中关于同情的纯粹联想式解释所引发的困难,从而更为清晰地界说了同情在道德情感的构成中的关键作用,并因此完善了他的同情的伦理学。由于道德感仍然被视为同情与自然仁爱结合的结果,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也继续坚持了他的自然主义的哲学路径。     

"情""理"之间:一种对荀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比较考察

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东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核心议题.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伦理德性是社会习俗和价值观对一个人情感和欲望塑造的结果,它使得人们具有了相应的道德情感和欲望,也成为理性思考的起点.实践智慧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的理性思考,针对具体情境而进行的道德理性判断.一个正确的伦理行为必然结合了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情感和理性.与之类似,荀子认为礼义制度通过日久天长的熏陶而逐渐矫正、教化、引导人的情感和欲望,使之趋向道德的结果."义"是一种人类独有的理性能力,它为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和框架.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融合互生发展一样,荀子的"情"与"义"也是相互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了人的完善德性的实现.荀子关于"从义不从父"的主张集中反映了理性与情感相融合这一美德伦理学的重要特征.     

同情与道德判断——由同情概念的变化看休谟的伦理学

通过对休谟有关文本的细致和建构性分析,本文力图证明,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并没有如诸多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以一种哈奇逊式的"广泛的仁慈"取代了《人性论》中作为道德感源泉的同情,并因此退回到传统道德感理论。相反,通过结合同情与仁慈,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克服了《人性论》中关于同情的纯粹联想式解释所引发的困难,从而更为清晰地界说了同情在道德情感的构成中的关键作用,并因此完善了他的同情的伦理学。由于道德感仍然被视为同情与自然仁爱结合的结果,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也继续坚持了他的自然主义的哲学路径。     

善的多元论与合理性

当代西方伦理学家布兰特和罗尔斯,一个注重现实的伦理道德规范,一个深究善的合理性之所在,都是既诉诸现实的人类理性、又关注社会生活实际,但分别独特地阐明了善恶规则的多元性与道德善的合理性,并致力于解答个人与社会、功利与道德、情感与理性、个人的自由平等与社会公平正义等的矛盾统一.他们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理论极富启发意义,而缺乏历史观的共同缺陷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     

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的追问及存在论意义上的超越

康德的道德哲学与其政治哲学是逻辑一致的,康德认为正义的优先性在于人先天的自由,而自由的主体坚持正义和遵从道德,则在于人的实践理性自身具有的善良意志,康德就这样通过自由、实践理性、善良意志等概念为道德奠定了基础。然而它仍然是先验的、空洞的,唯有从道德是人存在的方式这一存在论的根基处入手,才能理解道德并使其获得自身存在的坚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