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幽暗性与欺诈性道德风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欺诈性道德风险是经济运行活动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商业欺诈的动机在于谋取更大的利益或非分的利益。在经济活动的非人为的、客观性的风险之外,出现了另一种风险,这就是道德风险。道德风险的存在表明人性总有幽暗性的一面。人们或以诚信的手段,或以欺诈的手段,来满足自己追求利益的欲望。进一步完善法制,加强自我的道德修养,是我们与经济欺诈进行斗争,减少道德风险的有效武器之一;重建经济诚信,则是防范道德风险的根本所在。     

反思“人性自利”

动物的本性是趣乐避苦,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二者存在本质差异。好利恶害的人必怀赏畏罚,故人皆有好利恶害、怀赏畏罚的自利性。说人性自利,属于事实陈述,不等于说人性恶。只有当人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自利时,才会出现善恶问题。说人性自利,也不是理论假设,而是事实如此。非但经济人自利,政治人自利,道德人也自利。哪怕最高尚的道德人,也是为了追求自己所看重的利益而行动。所以,无人不自利。很多著名思想家在承认人性自利的同时,也声称人有利他性。但这一意味人性存在分裂症的说法,实属运思不当的误解。实际的情况是:人虽有利他行为,并无利他人性;其他各种人性,也内在地服从于自利性。     

中国儒家传统金融伦理思想初探

本文试图探讨儒家的金融伦理思想。文章认为:儒家由人性自利的基础出发,强调金融合理的自然主义立场;由此进一步导出仁义为本的民本主义;智勇兼重的理性精神;礼让为先的合作精神等主要金融伦理原则。这些原则与诚信原则、互利互惠原则、节俭原则等一起构造了中国古代金融伦理体系。我们应该积极有效地从这些资源中吸取养料,在改造发展的原则下为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崭新的金融体系而努力。     

技术理性的伦理表征及其超越

技术理性作为一种观念和能力,通过其伦理表征引导人类的行为。技术理性主要表现为追求最大化力量和力量最大化的力量伦理、追求产出最大化和投入最小化的效率伦理、追求规则与目标一致性的计算伦理、追求永无止境增长的增长伦理,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繁荣的同时也招致诸多负面影响和伦理风险。为了克服技术理性的负面影响,人类需要构建包括非力量伦理、责任伦理和发展伦理在内的新伦理。     

伦理氛围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道德辩护的中介效应

与纯粹的私利性非伦理行为不同,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是个体为了组织利益而实施的非伦理行为。探讨了伦理氛围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以及道德辩护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自利型、关怀型伦理氛围分别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规则型伦理氛围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具有负向影响,道德辩护分别在三种伦理氛围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关系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组织诚信:超越个体品德的组织伦理和行为

由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交易行为更多是组织层面的行为,企业组织诚信相比较于个体诚信来说对社会公众就具有更广泛和更普遍的影响。本文辨析了组织诚信与个体诚信的异同,指出组织诚信是组织作为社会环境中的道德行为者,自觉遵守商业经营的一系列价值和伦理规则。文章揭示了组织诚信的作用,以及它成为组织战略性资产的定位,并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组织诚信的基本路径。     

不对称伦理：境遇危机下医患诚信的一种解读

医患诚信是一种不对称伦理形态,主体责任和缺失补偿不对等构成其伦理特质,崇敬生命承载其价值本质,原则倒置表征其正义诉求.我国医患诚信深陷境遇危机,人们对医患诚信的读误致使医患冲突进一步加剧.从伦理视域直面医患矛盾,重新解读深陷境遇危机的医患诚信,对于重建医患诚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经济伦理的价值蕴含

本文试图从伦理意义揭示经济伦理的价值 ,认为经济伦理的价值应该是功利价值、道义价值与文化价值三个方面的统一。功利价值体现着经济伦理的经济本性 ,在于促成经济利益最大化 ;道义价值体现着经济伦理的伦理本性 ,旨在促成自利行为公益化 ;文化价值体现着经济伦理的文化本性 ,致力于促成物性文化人性化。     

试论信息伦理的特点与本质

信息伦理学作为科技哲学与伦理学的边缘学科 ,不仅要关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行为 ,而且要深入研究信息的“元伦理学”问题 ,同时还要对信息化与传统社会现象交融过程中出现的“交叉伦理”问题进行相关分析 ,准确把握。信息伦理本质上有三个层面。即从信息伦理的起源上看 ,信息伦理是人类交往活动的现实需要和规律反映 ;从信息伦理的应用上看 ,信息伦理调节着人们在信息交往活动中的功利实现 ;从信息伦理的目的上看 ,信息伦理追求人类社会在信息时代的和谐与进步。     

金融监管中的道德风险探究

金融监管在体制转型和金融发展过程产生了道德风险,新时代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金融监管制度缝隙中滋长的道德风险,对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形成了挑战,具体表现在:金融俘获、道德责任缺失、自利性冲动以及金融创新引起监管缝隙。金融监管中的道德风险带来了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的风险传递,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供给与需求、委托与代理、权利与义务的矛盾。未来,防范金融监管中的道德风险,需要平衡内修和外治,处理好金融监管体系中制度建设、法律规制和伦理规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