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美佛教研究的分期与转型

本文把欧美佛教研究学术史划为四个阶段:一、19世纪20-70年代,是起步阶段,确立了以"佛教文献学"为主导的研究范式;二、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是成熟阶段,在佛典校勘、佛教考古与思想解读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形成了旧英德学派、列宁格勒学派与法比学派;三、二战结束到70年代,是转型阶段,东亚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传统的文献学与哲学研究之余,兼顾适应国际政治需要的"地区研究",在方法上更多涉及佛教的社会史、政治史等领域。四、80年代以来,欧美佛教研究中心从欧洲转到北美,佛教学术空前繁荣,西方佛教学者置疑他们自身的学术传统与理论预设,探讨佛教与西方社会深度交流的可能。     

胡适的禅宗观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学术思想有着异常广阔的域度,从哲学到文学,再到文化教育等,无不成就斐然。他从科学主义立场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其中对佛教禅宗的研究,是其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章,在学术界和佛教界有着重要影响。胡适倾注了大量心血于佛教,著述颇丰,所涉猎的内容有佛教史、佛教人物等。他的一生皆与佛教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世界史与解经学的并重 当代佛教研究的方法论与新领域

正文献学与解经学的结合,将是佛教研究的主导范式之一;跨学科研究,是当代佛教学术的基本形态。在这场佛教学术的转型过程中,"世界史"观念是决定性的思想要素。20世纪80年代以后,佛教研究在我国得以全面展开,从编纂大藏经、撰写佛教史,到研究重要的佛教人物、典籍与宗派,从佛教文献、哲学,到佛教艺术、建筑等领域,涌现了大批重要学术成果。特别是在最近的十余年里,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方立天的佛学研究及其学术贡献

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佛教哲学的现代阐释、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其中,用当代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对佛教哲学的解读发挥了佛教文化启蒙的历史作用;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为“佛教是文化”的论断提供了学理支撑;而佛教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作为佛教中国化研究的核心论述之一,迄今对学术界思考宗教中国化问题仍富有启发意义。方立天先生的佛学研究是当代东亚佛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构成东亚大乘佛教研究现代化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对佛教思想在现代社会应用价值的关注体现出一位佛教学者的学术洞见。     

论冉云华的中国佛教研究

冉云华先生为国际著名学者，在佛教研究、禅学、敦煌学、道教研究等领域均有精湛之研究，其中尤以中国佛教研究享誉学界。本文从冉云华先生生平、其学术成就、“从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的探索三个方面较为深入地展开论述；本文认为在其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围绕“佛教从印度到中国的转变及其过程”这一宏大的学术目标而开展诸多个案研究，后者是其佛教研究的初衷和一生探讨的主题。冉云华认为在公元8世纪形成了中国佛教的核心思想即“一心”的思想。这一思想最早由澄观(738-839)建立，由宗密(780-841)和延寿(904-976)最后完成。“一心”的概念首先由天台宗倡导，再由华严思想补充和丰富，经过禅教合一的酝酿，又加上禅宗，后来成为中国佛教主流的发展，终于成为中国佛教的核心思想。     

亚洲佛教的美国弘法与本土化 评《美国佛教:亚洲佛教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与转型》

继《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系统探讨了佛教学术传统在欧美的大致发展轮廓后,李四龙教授又进一步通过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出版《美国佛教:亚洲佛教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与转型》一书,叙论结合,介绍了亚洲佛教自19世纪伊始在美国发展和学术探讨的过程。本书关注美国佛教的视角,也正是为了反思亚洲佛教自身的发展理念,以及宗教在现代社会的     

古印度那烂陀寺教育管窥北大核心SSCI

那烂陀寺是古印度在佛教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印度佛教从起源到衰落都与那烂陀寺密切相关,它是研究佛教及印度各种学问的重要教育中心。那烂陀寺的学术代表着当时印度文化的最高水平,并广泛传播至亚洲多个国家。如今虽然业已衰落,但该寺曾经培养出众多学识渊博、德才兼备的学者和思想家,其在教育方面的宝贵经验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山西北朝墓葬所见装饰图率的佛教因素

佛教装饰图案既与佛教教义密切相关,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佛教东传以来,无论其教义本身,还是外在的文化表现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与东土文化进行了杂糅,经历了一个从冲突、相持到融合的发展过程.山西是研究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重要区域之一,而墓葬文化又是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其中的佛教装饰图案从一个独特的...     

从传戒制度的演变看佛教中国化的时代命题

在佛教戒、定、慧三学的修习体系中,戒被奉为成就之基。僧团的传戒对求戒者而言就是受戒,此传戒受戒的宗教行为是佛教修行者身份认同乃至宗教修持的逻辑起点,因此传戒制度在整个佛教制度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像印度佛教传戒法从佛陀创教时的"善来比丘"法最终演化为具足法、事、人、处的"白四羯磨"传戒法仪一样,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中国佛教传戒制度经历了从初传时期声闻戒法的简单授受到宋代于小乘声闻戒法外别受大乘菩萨戒,再到明清时期一期顿受大小乘戒的"三坛大戒"制度演变。这一历史演变与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相表里,既是佛教中国化的表征与结果,也是佛教中国化在礼仪制度层面的动力与保障。     

当代佛教研究的新趋势 以“北京大学佛教文献、历史与哲学工作坊”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21世纪以来,我国的佛教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新生代佛教学者的研究领域更趋多样化,普遍具有较好的语言基础,问题意识与方法论有跨学科的学术视野。本文结合北京大学近期举办的系列佛教学术活动,借以分析当前我国佛教研究的新趋势。佛教研究在中国大陆,主要依附中国哲学或中国历史专业。相关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佛教哲学或佛教史领域,往往围绕某个人物、宗派或某部典籍的思想或历史研究,尤以宗派史、断代佛教史或地方佛教史的研究成果最多。     

冯友兰中国哲学“三史”中佛教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框架内理解和诠释中国佛教,胡适与冯友兰用现代学术的方法分别作了佛教“化中国”和佛教“中国化”两种解读。冯友兰历经一生写成的中国哲学“三史”中,对佛教研究在叙事方式上经历了由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到史论结合、以论为先而明其学脉,在理论分析上经历了从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佛教哲学而得其宗旨。其一以贯之的主线是从揭示中国佛教的本位性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中国佛教哲学,这不仅反映了冯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转换,也深刻体现了他的世界观转向。     

“人间佛教的当今态势与未来走向”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在扬州举行

本刊讯:5月24日到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台湾佛光大学共同主办、鉴真佛教学院协办的"人间佛教的当今态势与未来走向"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在春意盎然的文化古城扬州举行.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致开幕词.     

广西的佛教与少数民族文化

中国南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佛教从海路传入我国最早的地区之一。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广西的环北部湾沿岸与东南亚和印度等地已有了海上航线。结合文献记载及东汉至南北朝早期佛教文化遗物的考古发现，可以推测大约在西汉时期佛教就已经传到了广西地区。到了唐代，广西佛教空前繁荣，其中桂林是我国南方佛教的中心之一，是中原地区高僧大德向往的佛教胜地。宋元明清时期，广西佛教缓慢发展。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桂平等地的佛教进一步发展，成为广西两个重要的佛教文化传播地。佛教传入广西后，对壮、瑶、仫佬、侗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与少数民族固有的原始宗教信仰等结合起来，形成具有地方和民族特点的佛教文化。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以《大智度论》与中国宗派佛教的形成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大智度论》与中国宗派佛教思想的对比研究,对于比较中印佛学的特质,以及理解二者的相同相异,可以提供很多借鉴,对于佛教中国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继续深入探讨。一众所周知,印度没有类似中国的宗派佛教。佛陀涅槃后,印度佛教只是在传承的历史上大致形成部派佛教、中观佛教、唯识佛教以及秘密佛教各个时期。对于佛教经典,特别是在后期大乘佛教成为主流之后,各个时期的佛教都没有过多的偏倚。在印度,佛教就是遵奉佛陀教法的学说,并没有在内部形成相对独立化的“宗旨”。然而,大乘佛教理论的复杂性,导致修行者无法轻易把握所有的理论。     

法显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作为西行求法的第一人,法显对佛教在中国的立足与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对佛教思想、佛教制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佛教从宗教走向信仰方面有着他人无可比拟的开创作用。法显西行所取经书丰富了中国佛学宝库;律藏的搜求与翻译对佛教僧团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佛国记》中对印度各地佛教供养行为的记录与传播,对推动佛教在中国从贵族走向平民,从宗教走向信仰,起了极大的引导作用。法显西行其始也简,而成之却也巨。     

人间佛教的百年回顾与反思——以太虚、印顺和星云为中心

人间佛教是近百年来海峡两岸中国佛教的主流趋势,也是近十多年来海峡两岸学术界都非常重视和热烈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针对相关讨论,以太虚、印顺法师和星云三位公认的人间佛教思想家和实践家为代表,探讨了人间佛教百年历程中的若干重要问题,阐述了百年人间佛教三个历史座标的历史联系及其各自的特点,指出太虚是现代人间佛教运动的开创者和思想家,印顺法师是现代人间佛教学术理想的提出者和佛学家,而星云是推动现代人间佛教运动发展的最重要的实践家。     

金陵刻经处与近现代佛教义学

晚清之际的中国社会与中国佛教,都处于内忧外患的历史阴影之中,救亡图存成为许多爱国爱教人士的重大使命。在此背景下,杨仁山居士于1866年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刻经弘法、办学育人、振兴义学,成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重要奠基人。本文详细回顾了金陵刻经处创办150年以来的曲折历程与卓异成果,展现了杨仁山居士、太虚大师、欧阳竟无、赵朴初居士等著名佛教人士为全面复兴中国佛教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同时,清晰梳理了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典翻译及义学研究的嬗变脉络,尤为翔实地阐述了金陵刻经处对近现代佛教义学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文中引用大量文献资料,真实再现了金陵刻经处从出版、教育、研究到统一佛教组织、创办佛教刊物,从博搜广弘大乘经典、重兴义学研究热潮到启迪社会革新思想,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坚守到世界弘法的国际视野等多方面历史贡献,为当代中国佛教的思想文化建设、人才培养、世界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启迪。     

认知与误读--宋代儒士佛教思想论略

至有宋一代,佛教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儒士对佛教常识、佛教教义都有较深入的认知与把握,但也存在大面积的误读;宋代儒士一方面主观地批佛、排佛,另一方面却客观地成就了“批判的佛教”。宋代儒士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不仅有助于弄清宋代新儒学与佛教之关系,也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宋代学术之分野,而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佛教中国化的理解。     

东汉时期印度佛教民间化的历名嬗变

佛教民间化是佛教中国化的特殊表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探讨佛教的民间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东汉时期,印度佛教在权力阶层的允许下,以神通和民俗为基本路径,在民间的演化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不仅扩大了佛教的群众基础,而且长远影响了佛教的本土化,并为东汉以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东汉时期印度佛教民间化的历史嬗变

佛教民间化是佛教中国化的特殊表现和重要组成部分，探讨佛教的民间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东汉时期，印度佛教在权力阶层的允许下，以神通和民俗为基本路径，在民间的演化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不仅扩大了佛教的群众基础，而且长远影响了佛教的本土化。并为东汉以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