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守益戒惧以致良知的工夫实践历程

本文以江右阳明学者邹守益为个案,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呈现其以戒惧工夫致良知的阶次和历程:早年戒惧于形下念虑,嘉靖七年以后戒惧于形上心体,由最初的理欲交战到克治私欲为主的负面工夫,再转为心体做得主宰的正面工夫,进而在心性隐微处更深入地反省,终于在嘉靖三十年默识心体,为其戒惧工夫及境界的突破性提升。这一过程,呈现了心性的自我修养由形下经验意识向良知心体之境不断深化、拓展、飞跃的历程,不仅提供了致良知渐修工夫形态的又一例证,而且在阳明后学的工夫进路中具有典型性意义。     

论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邹守益继承阳明学说注重心上工夫的特点,援引程朱理学涵养省察工夫论,提出了以“主敬”、“戒慎恐惧”为主要内容的“致良知”工夫论.他认为,要使“良知”这种先验的本然之知转为明觉之知,就必须保持道德主体心灵上的庄敬态度.他以“心学”贯通《大学》之“格物致知”与《中庸》的“戒慎恐惧”,在继承阳明“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观点的同时又对“戒惧”作了发挥.邹守益对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继承与发展不仅表现在持守师说、不偏左右,而且以“主敬”和“戒惧”为主要内容充实了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工夫论,被视为王学之真传.     

以良知开物成务——阳明学者以心性贯通事功的道德实践与工夫障难论析

王阳明在军政生涯中的道德实践工夫在于,军政措施从良知开出,一体之仁是其真切体认,良知统摄一切视听言动、方略权变而不杂私意。理论上,良知与事功的关系基于心无内外、学无内外的意义视野,故以纯然无杂的心灵状态去主动有效地融摄一切事为知识,必致心性与事功合一。邹守益、罗洪先、唐顺之等阳明学者的事功活动,都以自觉实践良知学为核心,时时警惕气魄承当、认欲为理的工夫障碍。阳明学者以心性贯通事功、以正人心来改变社会的理念和实践,昭示出道德与事功原本一体的实践可行性,极具现实意义。     

王门后学罗念庵思想辨正

本文在讨论以往学界观点的同时对念庵之学进行了重新考量:一、念庵之学的学派归属。通过念庵与朱子学、濂洛之学的关系,其自身及中晚明学者的学派认同,念庵晚年拒称阳明门人事件等方面分析,判念庵之学为致良知教分化背景中诸多渐修进路中之一途。二、念庵之学的特点和思想意义。念庵之学具有强烈的实践特色,“体悟(悟、见性)——言说(立言)——工夫(入道)”之关系链表明其学呈现为一个以行论解、动态发展、对阳明学由不相应到不断深化诠释的历程。念庵严辨理欲混淆的问题感以及对致知工夫的重视,指示出“复心体之同然”需要一个艰苦的自我转化历程,其收摄保聚说对于完善致良知之工夫论、补救王学被误用而致的流弊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王阳明道德哲学的情感之维北大核心CSSCI

在中国思想史上,对情感的讨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宋代理学倾向于性情二分,且呈现出一种性体情用的关系,使情感受到了理性的压抑和限制。阳明心学调整了宋代以来的性情关系,使情感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并获得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独立性。这样的一种情感本体,需要在致良知的具体实践中得到呈现。致良知展开为"着实用功"和"自然用功"两个向度,在阳明肯定个体自然情感的同时,一种纯任自然的工夫进路也得到承认。依此进路,在阳明后学那里,良知逐渐转变为一种"情识",而致良知也逐渐发展为"作用是性",展现出一种情识而肆、以欲为理的思想倾向。这是心学将道德情感自然化,以自然知觉之发用为致良知的必然结果。     

融摄与会通——与佛教交涉中生成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在与佛教的交涉中充分吸收、融摄佛理，会通儒释，建构起新的心学体系。阳明的心本论与佛学的心本论思维、心如虚空、含容万物、无相无住、心性本觉、“寂知”等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王阳明对禅定较为熟谙，曾亲历从澄心静虑到明心见性的过程，龙场悟道与这种体验紧密相关。阳明提出良知毋需外求，应以良知而非圣人经典为是非的标准，这种思想与佛教反对外在权威的思想具有一致性。阳明转化佛教顿悟渐修的哲理，强调悟后仍当起修，同时还认为致良知工夫无有穷已。阳明还吸纳佛门的无相无住思想，构建了良知境界。     

王阳明晚年工夫论中的致知与诚意

致良知宗旨的提出标志着致良知或致知获得了在阳明工夫论中的首出地位。致知即是依循良知以好善恶恶。良知本体在为工夫提供明确准则的同时,也直接提供了充分的动力。由此,工夫变得不仅可靠,而且简易,这是阳明将致知提至首出地位的主要原因。不过,阳明并未放弃诚意的首出地位,只是诚意在他中晚年工夫论中发挥着不同作用。诚意的含义是努力使发自本体的好善恶恶之念充实于意念,阳明中年工夫论主要以此克服支离而保证工夫的切要,其晚年工夫论则以此督促学者真切用功,从而纠正学者出于工夫简易而不信良知或轻忽怠惰的倾向。事实上,致知和诚意均包含好善恶恶这一良知工夫的核心意涵,只不过两者侧重有所不同。致知突出了工夫具有本体指引和推动这一面向,诚意突出的则是意念专一与自我驱动的面向,正是后者促成学者落实致知工夫。也正因为致知和诚意只是从不同角度揭示同一工夫的内涵,故两者同具首出地位这一点并不构成矛盾。     

刘蕺山对王阳明“无善无恶”思想的发展

心学发展到明代晚期已产生诸多流弊,致良知的实践工夫不能落实到实处。刘蕺山批评王阳明"四句教"与王畿"四无说",并提出自己的"四句教",强调心体只是个"有善而无恶"。然而在其晚年重要著作《人谱》中却明确地提出并详细地阐发了心体"无善无恶"的思想,作为其心性理论的基础,此与阳明"四句教"之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之提法无异。故本文从"无善无恶"之本体、工夫与境界的层面来解析蕺山对于阳明"无善无恶"思想的发展。蕺山学说在思想史上做出了承先启后的重大贡献,对明清实学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     

王阳明九声四气歌法的思想意蕴

在明中叶以来儒者复兴古乐、古歌法的历史背景中，王阳明基于心学理论创制了九声四气歌法作为致良知的重要工夫，在讲会及书院教育中得到广泛流传。阳明歌法以春夏秋冬四气互摄的结构，演绎道体生生变化的丰富节律，具有两层唱法与境界：普通唱法通过调适音声，达到平和气机、怡情养性之目的；深层唱法以音声直入心体本原，呈现心体—元气—元声—天地运化一体贯通的生命结构，体现了阳明学“心物同构互摄、同一运化节律”的宇宙观。阳明歌法的义理体现了儒家以先天心气建构本真世界的一脉传衍。     

韩国江华阳明学派郑齐斗的良知本体论和致良知功夫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论文是关于韩国江华阳明学派泰斗郑齐斗良知本体论和致良知功夫论的研究。郑齐斗的思想由良知本体论、致良知功夫论构成。郑齐斗所谓良知是知是知非、好善恶恶的道德判断、道德情感。这是对王阳明良知论的继承发扬。郑齐斗反对朱子的即物穷理功夫,认为只有阳明的致良知才算是真正的功夫。他所说的致良知是循体而达用的功夫,而发挥良知明觉必须排除气禀物欲之私。阳明后学中侧重于前者的以王畿为代表,侧重于后者的以聂豹为代表。郑齐斗的理论就是对聂豹的"充其实"和王畿的"顺其体"的调和。     

北方王门后学孟秋之良知学发微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孟秋主张现成良知之说,故工夫上简而不烦。依照阳明学的内在理路,梨洲此说甚确。然就其学说的整体而言,孟秋不仅学宗阳明,且回溯孔孟周程,提出了以"志仁"、"求仁"为宗旨而收摄良知之学于其内的独得之见。基于此种见解,本文对孟秋以成圣为目标的诸说展开分析,并着重对以此目标为导向而展开的含摄良知学于其中的本体和工夫论展开讨论,分析其良知学在体用一源的架构统摄下的丰富义理内蕴和工夫面相,以见其对阳明之良知说的继承和发展。     

易学与良知学的融通——以江右王门后学宋仪望为例

宋仪望是王阳明再传弟子,因其有长期研读《周易》的经历,故而尝试以易学诠释良知学。他认为,圣人之学以求仁为要,仁是天地之心,是《易》所谓生生不已的生理,此理具于人心,即所谓性,故求仁即复性。性之虚明灵觉即良知,故求仁、复性就是阳明学的致良知。宋仪望将《周易》复卦的爻辞"不远复"解释为力求本心、直悟本体的"顿"的工夫,同时也赋予其改过迁善、为善去恶以复其本体的"渐"的工夫论义涵,以祛除阳明后学中存在的忽略躬行实践的弊病。     

持志以定心——王船山的“正心教”及其定位

船山提出"正心之学不讲久矣",明确主张以"先正其心"为圣学提纲之要;以志解心,持志以定心,提出学者当"以大心正志为本",着重阐发了"志"作为本体与工夫的双重意蕴。在《大学》系统,尤其是"心意之辨"的分疏中,船山厘清了"正心"的内涵及其主宰下的工夫脉络。船山构建出"正心"作为工夫节目的独特意义以及以之基础的理论系统。从朱子"格物教"、阳明"良知教"、蕺山"诚意教"进一步转进到船山"正心教",再次印证了《大学》对宋明理学范式转换的型塑作用,体现了理学心性论内在接续与转进的新形态。     

阳明之教法与王学之裂变

王阳明作为一个政治家 ,具有洞察现世的慧眼和感触人生的悟性 ,所以其思想会随着社会环境、政治氛围及个人生活经历的改变而改变。作为教育家 ,他又具有因材施教 ,“随人分限所及” ,“因病立方 ,时时权实互用”的特点 ,因而使得他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学术旨趣 ,针对不同对象也会有不同的教法。阳明学说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就是对心本体深化与把握的过程 ,除此之外还应包括对致良知工夫的具体选择过程。如果说从天理到良知主要反映了阳明心本体内涵的演化 ,而从诚意到致知主要反映了其对心之本体工夫认识层面的深化 ,那么对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儒学诸工夫的具体选择过程 ,则不仅反映了阳明工夫论的兼容性和包融性 ,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阳明思想从早期的偏一到晚期的浑一的演变发展过程。尽管他也有过“教人为学 ,不可执一偏”的教导 ,但实际上他在教法上往往有所偏重 ,时而互为所用 ,时而只讲一面。所以其门下各执一端 ,以至意见掺和 ,喜为高论 ,分歧日显 ,趋至崩裂。     

明儒邹东廓的良知学简述

作为阳明高弟,邹东廓之学以"戒惧"为宗旨,较为明晰、简捷,于阳明之教又无走作,看似只是谨守师说而已,但是否如学者所说只是"守师说而无逾越"、"顺适"而已呢?较之龙溪、心斋、双江、念庵立说之特色鲜明,东廓的一惟师说是守则不显特色,因而往往容易被归于平实,相应地,对其思想的研究在数量上相比于对前面所列诸子的研究都要少许多,且多散见于各种明代哲学史、思想史或阳明学研究的著作中。其次,从相关研究的内容来看,学者对邹东廓的思想的定性与定位存在分歧,如牟宗三、侯外庐、蔡仁厚等先生认为东廓最能发明阳明致良知之旨,为王门宗子;木村庆二、吉田公平等人则认为东廓之谨守师说与阳明致良知说的排斥僵固的开拓、自由精神相悖逆,因此非但不是王门正宗,反而是阳明学的保守派;另有学者以程朱-陆王的理学架构来判别和疏解邹东廓的思想,如冈田武彦、容肇祖、唐君毅、劳思光等人皆认为邹东廓的"主敬"、"戒惧"思想具有接近或通于宋学尤其是程朱之学的倾向。再次,前述建立在流派判分基础上的研究往往导致对邹东廓思想内涵的发掘偏于疏阔,常沦于概括性地概说而未能展现东廓思想的个体特色。因此,本文从邹东廓立说的过程入手,对其致良知说的建构过程展开分析,以见邹东廓之学的特色。     

明儒王龙溪的一念工夫论

“念”是王龙溪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基于“本念”与“欲念”、“正念”与“邪念”的区分 ,龙溪晚年反复强调的一念工夫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当“念”作为本念与正念时 ,一念之微的工夫便基本上相当于心体立根的先天正心之学 ,这时作为良知心体直接发动之端倪与萌芽的“一念之微” ,龙溪又称之为“几”,一念工夫于是相应展开为“知几”、“庶几”与“审几”的工夫 ;当“念”作为欲念与邪念时 ,一念之微的工夫便相当于后天的诚意工夫。但由于“念”构成意的最小单位和瞬时状态 ,较之一般意义上的诚意工夫 ,用力于一念之微的诚意工夫又更为深邃绵密。因此 ,作为一体两套的完整的致良知工夫论 ,龙溪的一念工夫不仅在自己的思想系统内统合了用力于良知心体的先天正心工夫和用力于经验意识的后天诚意工夫 ,更使王阳明以诚意为中心的致良知工夫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佛教视域下的阳明心学——以太虚为中心

太虚高度评价阳明心学,其原因在于:阳明心学在工夫论和整体风格上都近于禅宗;有事功之能,能有益于当时社会;为儒家之正宗,可作为文化统合枢纽构建新的中国哲学。太虚针对“致良知”与“是非之心”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认为“良知”作为本体无法被加以“致”之工夫;“是非之心”既作为“良知”本体又作为心理功能具有逻辑困难,其必然正确性不具有充分保证,其素朴定义——“好恶”也不具备普遍性。太虚又尝试以唯识学会通、诠释“良知”与“四句教法”,以慧心所、信心所解释“是非之心”“良知”,以八识分别解说“四句教法”,其中不乏闪光之处。     

李二曲良知论研究——以《四书反身录》为主要文献基础的考察

二曲之学本于阳明,其良知论不仅立足于儒学道体、性体、心体名异实同的思维理路提出"良知即良心也,一点良心便是性"的命题,也侧重从阳明学注重道德本心的角度揭示"良知即明德","良知之外再无知","真知"与"闻见择识"、"外来填塞之知"的联系与区别。二曲强调"学贵敦本"和对良知本体的描绘,凸显了与宋明儒重视以"体认"为主要特征的理论路径的不同,并以学道原为"了心"、"放心"、"养心"作为其良知论的理论归宿,典型地展示了清初之际儒者对阳明心学的理解与继承。     

论王阳明的立诚说

立诚说是王阳明继知行合一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心学理论。王阳明倡导立诚说,旨在对治虚伪的世风,并用诚意统率格物以克服程朱格物致知说所造成的流弊。其立诚说包括诚和立诚二方面内容:诚是天理,涵物理和伦理,它是心之本然状;立诚除了立定良知之善恶判定,从善去恶外,还有诚意、慎独、戒惧义。发明致良知后,王阳明的立诚说有新发展,一是申明诚是万物的存在依据,二是立诚说由之前的偏重内圣工夫转向关注道德践履,主张知行合一。王阳明终究没让立诚说而是奉致良知说为学术宗旨,立诚说终被致良知说所含纳,这是因为:立诚说须以良知及其发用作为其终极根据;致良知说是对立诚说的传承和发展,且比立诚说博大和精致。     

“即用以求体，致和以致中”——刘蕺山对阳明工夫论的评述

刘蕺山认为,阳明“致良知”不在“未发之中”上用功,却专在念起念灭处着力,是将工夫落在“致和”上,不仅将“良知看得粗了”,也可能会导致工夫“落后一着”。故而,他试图对此“致和以致中”的工夫论进行修正,主张“谨凛于一念未起之先”,体现出自身的学术倾向。蕺山如此评述是否恰当?本文拟从蕺山对阳明工夫论的批评、阳明工夫论的固有逻辑、蕺山评述背后的价值取向,这三个方面来对此问题做出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