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关学与朱子学之关系

明代前期,关学以程朱学为宗,恪守主敬穷理之传,并继承张载之学读经重礼的传统,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自河东的薛瑄之学以及本地的三原学派。正德、嘉靖年间,随着阳明学的兴起,为关学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但这一时期阳明学在关中的传播还主要局限于渭南一带,关学的主流仍然是以吕柟、马理等人为代表的朱子学,他们坚守程朱,从各个方面对阳明学进行了批评,并影响了此后数十年间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朱子学在关学中的主流地位一直持续到晚明万历初期,冯从吾用理学传统的体用方法建构起以心性为本体,以学问为工夫的新的思想体系,将朱子学与阳明学统一起来,从而完成了明代关学对二者的吸收与融合。     

取法程朱,辨乎阳明——吕柟的《孟子》学及其思想意义

吕柟乃明代与王阳明中分其盛的关学集大成者,以"取法程朱、辨乎阳明"为宗旨对《孟子》展开创造性诠释。在理(性)气关系上,他反对张载、朱子的"理气为二",主张"性在气上求"的"理气非二"说;在"良知"上,他批判阳明的"良知"之教过于浑沦和笼统,并以朱子的"知先行后"纠正阳明的"知行合一";在"浩然之气"上,他认为这恰恰是孟子不及孔子处;在心性工夫上,他提出"收心之学,以仁为主",以求凸显仁学的本旨和地位。吕柟的《孟子》学折射出秉承张载关学重视践履、批驳阳明心学、羽翼、修正朱子学的诠释特质,有力推动张载关学、朱子学的深化与发展,对于探究张载关学、朱子学在明代的流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明代关学与阳明学之关系略论

明代关学中兴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是来自于当时盛行的阳明学,但关学对阳明学的接受和吸收却不是被动的和无条件的。在阳明学于嘉靖初年传入关中地区时,即遭到吕柟与马理、杨爵等人的批评和拒绝,从而使阳明学直到晚明万历中期才最终取代朱子学成为关中理学的主流。南大吉与冯从吾、张舜典等人虽然笃信良知学,但又在不同程度上对其进行了改造,遂使关中的心学呈现出重视躬行实践与调和朱、王的特色。     

明代朱子学的羽翼、修正与转向——以吕柟《四书因问》为中心

朱子学在明代中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一统天下的地位面临耸动的危险。以朱子学为依归、与阳明"中分其盛"、与湛若水共主讲席的吕柟,藉由《四书》的诠释,以重构理气关系、归宗古典仁学、慎独统领工夫、力辟知行合一为学术进路,从理气关系到心性仁学,再到涵养工夫,既羽翼和修正朱子学,更推动朱子学在明代中期转向浑沦、笼统,开辟出回到张载、辩难阳明以补救朱子学的新路径,为明末由阳明心学返归朱子学学术思潮的到来埋下伏笔,亦在一定程度上有发明阳明心学之功,成为探究明代中期朱子学与阳明学竞合、消长的一个具体而鲜活的个案。     

金元时期关学的学术面向

元代关学在关学史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单元:一方面由于张载去世后弟子投到二程门下,零落星散,其学渐衰。另一方,由于金元南侵,关中屡遭兵燹,儒术中绝。此时关中张载之学虽有传播,但在地域意识未萌的背景下,张载仅被视为"北宋五子"的一员,其学未能成为关中士人着意继承的对象,但关中注重经学的传统得以继承。同时由于赵枢、许衡等人在关中传播理学,在南宋已经成为学术主流的朱子学逐渐被关中士人接受,且后来成为关中理学的主流。这一时期的关学既非北宋张载之学,也非明中期以来关中学者所倡的关学,而是融汇了诸多学术思想的"新理学"。关中成为北方理学重镇,为明代关学的复兴奠定了学理基础。     

宋明理学视域中的朱子学与阳明学

朱子学与阳明学可以有广狭两义的理解,狭义指朱子或阳明个人的哲学思想,广义则包含朱子或阳明之后学以及后世的朱子学者或阳明学者有关朱子学和阳明学的思想诠释、理论发展。由此以观,朱子学和阳明学就不是封闭的静止的理论系统,而是可以不断发展和开拓的动态的思想体系。这就需要我们转换审视的角度,既要将朱子学和阳明学置于广义宋明理学视域中,同时亦须将宋明理学视作一场整体的思想运动,才能对朱子学和阳明学获得整体性的思想了解和历史把握,以重现作为广义宋明理学视域中的朱子学和阳明学的理论意义及其思想价值。     

论《明儒学案》的道统论话语建构

《明儒学案》通常被视为中国第一部学术史著作,这种观点的误区是把《明儒学案》与其所属学术传统割裂开来。《明儒学案》并没有超出传统上"以道为体、以史为用"的道统史观,它是以总结明代儒学为途径、以表彰刘宗周之学为目标的道统论著作。刘宗周建立了一种从整体上超越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哲学立场,黄宗羲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通达的道统史观,把存在诸多差异的明儒学术统合为一个价值整体。其话语特色是:既按各家思想自身的逻辑突出其特质,又使各家思想以参证、彰显刘宗周之学的方式存在于话语体系之中。     

吴廷翰及其哲学思想——对一位久被湮没的哲学家的初探

(一) 吴廷翰是我国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人,有着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和他的著作在我国湮没无闻四百余年之久,他的生平事迹,不见正史记载,我们今天所知甚少。 吴廷翰的著作和思想在日本却发生过较大的影响,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十七世纪中叶日本德川时代初期,曾在日本学术界得到传播,并成为与日本的朱子学、阳明学有同样重要地位的日本古学派的堀河学派的重要思想理论渊源。     

正负方法与心学重构——论冯友兰新理学中的阳明学

冯友兰先生以"正底方法"与"负底方法"建构了新理学体系,相较于对朱子学与禅宗的肯定,阳明学在其中却受到忽视与批判,原因在于:从"正底方法"角度看,阳明学因缺乏概念辨析而思想朴素,"心即理"命题悬置了形而上的理世界;从"负底方法"角度看,阳明学对实际多有肯定,与注重空灵的"负底方法"相悖。因此,如何接着新理学讲的问题,便归于如何以正、负方法重新理解阳明学,揭示其合理性,呈现其价值与境界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说明:(一)阳明学以概念辨析为其形而上学基础,并非朴素思想;(二)阳明学"心即理"命题是朱子学"性即理"命题在认识论上的体现;(三)阳明以"负底方法"对形而下的人伦事务,进行形而上意义的肯定,从而呈现日常践履中的圣人境界。     

梁漱溟与阳明学

<正> 阳明学是宋明理学内部朱子学的异军,由于它开始于南宋的陆九渊,明代的王阳明(守仁)为其集大成者,又由于它讲求心性,因此后世学者一般称它为“陆王心学”,或“王学”,近代以后,人们又依据日本的习惯,称它为“阳明学”。要探讨梁漱溟与阳明学,首先必须从晚清阳明学的复兴谈起。在整个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上半叶,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王学或阳明学占据了中     

陈白沙与明初儒学

陈白沙是元代以后程式化的朱子学向明代的学术主流--阳明学过渡的关键性人物,他开启了心学重光的闸门.本文从明初学术的背景出发,着重探讨了白沙思想中的"自得"、"自然"、"主静"三个问题.认为白沙倡言"自得"是和他科场屡试不第的惨痛经历有关,由落第而悟觉,开始拒斥当时的主流学术而自处边缘,重新回到心学体认的道路.对于白沙的"学宗自然",可以做不同的诠释,本文主要是从当时的学术环境,以及朱学传统和心学同调两方面不同的反应,来证验和思考其主旨.白沙之"主静",向来是后学争议的焦点,批评者谓之"近禅",欣赏者往往能心领神会、启导机杼.本文从"主敬"与"主静"之纠葛、动静合一、养善端与辨人禽等几个层面,探讨了白沙学说中"主静"的意义.     

论李朝后期从朱子学到“实学”的嬗变

实学思想能够在以朱子学为主流思想的李氏朝鲜后期兴起,不仅有社会政治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朱子学内在反思和转变的结果。当然,李朝后期的实学思想中确实有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否定的内容,但其主体还是朱子学。如果过分强调实学"反朱子学"之性质,把其与朱子学放在对立层面的话,就会忽视实学思想对朱子学的承继关系,从而不能真实地还原历史的实际面貌。所以,李朝后期的"实学者"所追求的并不是对朱子学的否定,而是朱子学的展开。     

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之辩

对《大学》中“格物”观念的不同理解与诠释,可以反映朱子学与阳明学这理学传统两大典范的基本差异。但中晚明阳明学“格物”观念的发展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由中晚明不同阳明学者的格物之辩可见,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观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以聂双江、王宗沐、王艮以及刘蕺山等人为代表,将“格物”完全收缩到自我意识的领域,不免取消了“格物”这一经典用语本身所具有的面对客观事物的致思方向。另一种以王龙溪、周海门、欧阳南野、王塘南等人为代表,通过将“物”理解为意向性中的对象或者作为各种实际生活行为的“事”,使“格物”工夫不再是一种单纯自我意识的孤立活动,而是展开于自我与外界事物的关系结构与互动过程。在后者看来,如果说朱子学的“格物”“忘内求外”而不免“逐物”的话,前者则又“务内遗外”而不免“绝物”。作为一种既不“逐物”又不“绝物”的“合内外”工夫,后者其实是阳明晚年成熟“格物”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反映了阳明学在与朱子学互动过程中由反对到吸收的动向。并且,这一动向在中晚明一些朱子学者的“格物”观处也有鲜明的体现。     

畿南王学的四书学建构——以鹿善继、孙奇逢为中心的考察

畿南王学是明代万历年间在京师以南的畿辅地区兴起的崇信阳明学（或称王学）思想、传承阳明学学脉的学术群体。鹿善继、孙奇逢是畿南王学的核心人物。《四书说约》和《四书近指》是畿南王学进行四书学建构的主要文本,它们在诠释四书的过程中采用了直接阐发义理的文本建构方式,体现了其作为心学一脉的文本诠释特点。在思想建构方面,畿南王学强调反求本心的反约之道、重视慎独为宗的修养工夫,主张明理适用的实践之学,具有和会朱王的学术倾向。     

十年来宋明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中心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之一的儒家思想被纳入"中国哲学"学科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本土儒学的"哲学化"与外来哲学的"中国化"几乎同时并进,早已成不可扭转之势。自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近十年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其中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核心内容的宋明理学研究更是积累了丰厚的成果,进而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形势下,对宋明理学的研究历史与未来发展进行必要的回顾和展望,将有利于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促进儒家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     

南大吉与王阳明——兼谈阳明心学对关学的影响

南大吉是明代中期关学学者之一。因王阳明曾为其座主故称门生,后与王阳明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关系,深受阳明心学之影响,其思想也从原来笃信程朱而转向阳明心学。其学"以致良知为宗旨,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以追求"道化"为理想境界,并特别告诫人们要警惕陷入"物化"之中。他不仅笃信"致良知"之学,且尽力在关中传播其学,此为"关中有王学之始",关学学术走向亦由此而发生了变化。     

日朝通信使笔谈中的朱子学辩论

宋代以来,朱子学在引领中国本土思想潮流的同时,对东亚思想领域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朱子学在日朝两国的发展境遇却截然不同。朱子学在朝鲜王朝开国时就被奉为"国学",始终享有"独尊"地位;反观日本,却呈现出朱子学、古学、阳明学、折衷学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导致日本学者在与朝鲜通信使开展笔谈交流的过程中,在认同朱子学的同时,也表露出对其他哲学思想的追捧,不可避免地与朝鲜通信使产生思想交锋。通过《朝鲜后期通信使笔谈唱和集》,即《支机闲谈》《长门癸甲问槎》《对礼余藻》三种文本,可探究日朝两国文人朱子学思想的异同,进而考察朱子学在日朝两国的具体发展脉络。     

陆世仪“穷理”说之特色及其时代意义

朱子的格物穷理说自经明代阳明心学批评后,其理论基础及实践方法受到了极大挑战。陆世仪处朱子学式微之际,学宗朱子,如何面对异说之兴,阐释朱子格物穷理说之方法与目的,成为一重要时代课题。陆世仪揭示"物格则无物",抉发朱子之"格物所以明此心"的究竟目的,以回应王阳明对朱子格物说为"务外遗内"之批评,又阐述天人物我原是一理之理论结构,主张"由分殊到理一",以巩固朱子"理"概念的最高规范性,同时批判阳明"心即理"说的主观臆度以及以"致良知"取代穷理思想的偏颇性。陆世仪的论证依据,虽不外朱子之既有观念,但充分反映了时代需求,也表现了其个人对朱子理学之实践心得。其穷理说之特色及其效果,在对抗阳明心学目的下,显示了清初朱子学发展之一重要侧面,对了解该时代的思想状况,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许孚远与晚明关学的心学化

明代中期,尽管湛若水、王守仁心学在关中都有传人,但关学仍以程朱理学为主流。不过,自万历十三年许孚远督学关中之后,王之士、冯从吾、张舜典等人的理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学化取向,关学由此进入心学时代。清初大儒李颙的崛起,是晚明关学心学化的自然延伸。     

林罗山理气论的思想特色

本文通过与朱熹理气论进行对比考察,确认了林罗山理气论的思想特色。即:元和六年(1620)以前林罗山曾在朱子学式的思想和阳明学式的思想之间摇摆不定,自元和七、八年以后,林氏在原理层面上接受了朱熹的理气学说并大力加以宣扬,而在应对现实问题即在应用层面上林罗山没有充分贯彻朱子学的理气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