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冯友兰四组形而上学命题的分析和改进——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

冯友兰赞成逻辑经验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摈弃,但不赞成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摈弃。为此,他提出一种逻辑分析的和不着实际的形而上学,主要包括四组命题和相应的四个观念,即理、气、道体和大全。冯友兰开创的这一语言分析的形而上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但其论证尚有一些缺陷,并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对冯友兰的四组命题及其论证改进的关键措施是区分语言世界和经验世界,让理、气、道体和大全存在于语言世界,从而把仅仅涉及语言世界的形而上学与经验世界隔离开来,实现形而上学的"语言学转向"。     

冯友兰人生境界论的审美维度

冯友兰特别重视心的觉解功能 ,并依据心灵觉解的程度将人生区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 ,其天地境界有着深厚的审美意蕴。达到这一境界必须运用有别于逻辑分析的直觉方法 ,即冯友兰所说的讲形而上学时的“负的方法” ,而“近于道的诗”正是形而上学“负的方法”之一。所以 ,冯友兰新理学中的人生境界论与审美理论非常接近。这一理论显示出从思维方式上融合中西的学术努力 ,对于 2 0世纪中国文艺境界论有着一定的影响。     

论笛卡尔的形而上学观

笛卡尔以前的形而上学(包括神学)是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即为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寻找超自然、超社会的最终根据、本原的理论。笛卡尔实现了形而上学的转向:从存在论转向了知识论,他为意识现象、认识现象寻找到了最终根据或本原:我思。本文系统论述了笛卡尔的形而上学观点。首先,论述了存在论形而上学的含义及其演变;其次,论述了笛卡尔的形而上学观点;再次,论述了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的内容。     

“不可说的”还能“说”吗?——冯友兰与前期维特根斯坦之视域比较

在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与维特根斯坦两位哲学家一次"意味相投"的交谈和对"不可说的"东西的浓厚兴趣,把我们的视野锁定在"不可说的"问题论域上。冯友兰要用"负的方法""讲"出"不可说的"形而上学世界,而前期维特根斯坦则以"沉默"的方式待之。我们认为,前期维持根斯坦的"不可说"论是建立在西方哲学传统的"客观实在"基础之上的,而冯友兰"负的方法"是建立在中国哲学传统的"体验的存在"之上的。这也意味着,是否承认"体验的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合法地位,将决定着冯友兰与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不同路向以及所彰显出的中西哲学精神的异同。     

论冯友兰“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

“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是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提出的一对方法论概念。这一对方法不仅是冯友兰建构新理学体系的方法,而且是他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因此也可以说,这一套方法论既是他的哲学方法论,也是他的哲学史方法论。     

评冯友兰的类逻辑思想

类是逻辑学的基本概念,又是冯友兰“新理学”的核心概念。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观,评述了冯友兰的类逻辑思想,认为：冯友兰在把唯心的“理”作为归类根据的前提下,将类分为实类和空类、殊类和共类、低类和高类、小共类和大共类,其中虽有不当之见,应予摒弃,但多有独到之见,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类逻辑理论,值得现代中国哲学和逻辑学借鉴。     

从冯友兰与陈荣捷看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

本文通过对比冯友兰和陈荣捷研究中国哲学的不同路子,凸显在二十世纪研究中国哲学的两种方法论:一种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哲学,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同,另一种强调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异.冯是前一种方法的代表,而陈是后一种方法的代表.本文还讨论了这两种方法对新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意义.     

康德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论——兼论洪谦"康德的先天论与现代科学"中的问题

洪谦在“康德的先天论与现代科学”一文中,对康德哲学因果律的效用性和“物自体”的“不可知”给予了质疑,但其批判是无力的。通过分析逻辑实证主义这种经验主义的知识论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它和康德的知识论在原则上的分殊。     

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

本文认为,一方面,海德格尔在他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所发挥的对康德的解释,没有停留在单纯字句,而是带有大胆的探索性质,带有真正哲学探索的标记,它始终让我们置身于问题本身,并使这些问题保持着真正的力量和自身的原初性。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海德格尔的解释在最重要的方面采取了“武力索取”的方法,它没有公正对待康德明确坚持的感性与知性的二元论原则,就此而言,海德格尔的解释无异于是在用武力侵犯康德思想,强行让其屈从于自己的形而上学问题。本文坚持认为,领会康德思想的最确定的出发点就是要坚持康德的认识能力二元论原则,以及由此派生的“现象”与“自在之物”、“感性世界”与“理智世界”和“经验”与“理念”的二元区分。     

论冯友兰的朱子学

冯友兰是理学一系的现代新儒家学者,自然对以朱熹为核心的宋明理学格外重视。在他的三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及其他著作中,系统地勾勒和阐释了自己的朱子学思想。冯友兰的朱子学是历时性的,尤其以《中国哲学史新编》最为完备。与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创立时期的其他中国哲学史家相比,冯友兰的朱子学在诠释框架、哲学意味、系统性方面独具特色。研究冯友兰的朱子学,对于深入把握冯友兰的哲学特色和宋明理学的精髓具有重要意义。     

冯友兰"抽象继承法"新论——兼论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冯友兰就如何对待中国哲学遗产问题提出了被称之为"抽象继承法"的观点。自这一观点提出至60年代初期,曾引起中国哲学史界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尽管也得到少数人的同情理解和肯定,但大多数人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和立场。7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不断就冯友兰的这一主张进行重新讨论和认识,在基本肯认这一观点和思想史意义与理论创新价值的同时,又指出其所存在的局限;冯友兰本人对自己的观点也进行反思,一方面承认其中有些提法欠妥,另方面仍然坚持这一基本主张。这里主要从方法论角度对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进行重新认识,以推进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以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深入研究,并简要阐发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     

冯友兰中医药文化观述评

冯友兰的中医药文化思想是建基于其文化、哲学思想之上的.冯先生肯定中药的效用与研究价值,而否定中医理论的研究价值,主张中医药学的现代化.考察冯先生的中医药文化思想,进而反思其相关思考的经验教训,既可弥补以往学界对其相关思想研究的不足,亦可为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一种思想的借鉴.     

化理论为方法--冯契对中国近代逻辑思想革命的总结和超越

冯契的哲学宗旨是"转识成智",即从知识之学到智慧之学,具体说来就是"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本文拟以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和科学方法论革命为背景,从冯契对中国近代逻辑思想革命的总结和超越的角度,对冯契先生"化理论为方法"的辩证思维方法进行一些探讨.文章认为,金岳霖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在现在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个人.而冯契的逻辑思想研究,既吸收了近代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已被普遍接受并已中国化了的西方逻辑和科学精神结果,又对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挖掘、发挥和继承.冯契对辩证逻辑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根据中外逻辑思想相结合而提出的"逻辑范畴体系"的构想--按照"类、故、理"三组范畴来安排逻辑范畴体系.     

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与"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境界——解读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

冯友兰先生从"照着讲"<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转向"接着讲""贞元六书",他以逻辑分析法诠释程朱理学,创新出"理"、"气"、"道体"、"大全"四个主要概念与"真际"、"实际"两个世界,以及"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境界,以自己独创的形而上学说明了宇宙与人生的问题,构建出"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依据冯先生一以贯之地把"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作为哲学的功能与作用、目的与意义,以及把人生哲学作为"新理学"的起点、巅峰与归宿,本文特地把他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新诠为"新理学的人生哲学体系".冯先生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的激情源于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对民族复兴的热望,其崇高的理想与精神境界则是"为万世开太平".     

对死亡恐惧的形而上追问

死亡恐惧与自我意识相伴而生,成为人类无法根除的永恒性焦虑。它既根源于他人之死呈现出的经验性恐惧,也来自于拒斥死亡的社会文化所导致的认知性恐惧以及面临“自我”之死时产生的形而上恐惧。死亡恐惧不能彻底消解只能消减,保持适当的死亡恐惧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它是人类一切精神性追求的内在动力。人们通常力求通过外向性的追求去摆脱或超越死亡恐惧,然而只有通过反躬自省,不假外求的方式,才能最终完成对生命的觉解与超越。     

技术何以可能?--海德格尔论现代技术本质的形而上学基础

海德格尔的思想在其著名的转向之后 ,研究的主旨虽然仍是追问存在的意义 ,但是研究的落脚点却有了很大转变 ,即从前期通过对此在的生存问题的分析来研究存在的意义转向对存在本身的直接思考 ,人同存在的关系也由强调存在对人的依赖性转变到存在对人的决定性。在他的后期思想中 ,一切本质的东西都呈现出二重性的特征 :存在与显现、遮蔽与解蔽、思考与语言、大道与道说等。就存在本身而言 ,它不但是万物显现的根源 ,而且又命定的要显现为万物。人以及人的各种活动如哲学、技术、艺术、语言等既从存在的天命中得到根据 ,又是天命的具体展现。人…     

关于孝文化批判的再思考

中国传统孝化构建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不公正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五四运动中受到较为彻底的批判。梁漱溟、陈寅恪、冯友兰对孝化批判保持了较为冷静的态度;当代新儒家和海外学杜维明对孝化给予更为积极的肯定,他们的肯定意见启发人们对孝化批判进行新的思考。孝化是一个以孝为教的化丛,发挥着社会道德教育的功能。对孝化的绝对化否定带来道德教育的家庭缺位,也带来公忠伦理的畸重和人伦、情感伦理的畸轻。     

弗洛伊德论上帝的形成（二）

上帝是西方宗教信仰体系中一个核心的概念,它是宗教信仰者将他们不能理性解释的各种恐怖力量人格化之后所形成的崇拜对象,同时信仰者也通过祈祷、牺牲、读经、参拜等各种宗教仪式来表达他们与上帝的联系。那么,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这个上帝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弗洛伊德认为所谓上帝就是人类在原始状态中对父亲形象的一种扭曲的记忆和病态反应。他的这个结论来源于他对人类原始社会关系的猜测和对儿童普遍心理情结的分析,其意图是将个人行为的理论与人类古老的历史融合在一起,通过分析上帝的形成史来支持他在心理学方面的发现。在《图腾…     

经学时代下的清代学术观--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札记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全书共分上下两篇,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即上篇“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下篇则“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92—493页)按着这种划分,清代学术理所当然地被置于经学时代之下。冯友兰讨论清代学术主要围绕着道学(宋学或广义的理学)的继续和今文经学两个问题展开,检视所论,其中不乏卓见,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①本文就此略陈管见,以求教时贤。一、道学的继续讨论清代学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与宋学的关系。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