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悖论视阈中的德福悖论

德行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是道德哲学的重要问题.德行是否与幸福保持一致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某种道德理论的判断和评价.运用道德悖论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一种新的视角来分析、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现代德性伦理所追求的提升道德主体的整体德性,对于克服功利主义和单纯义务论对德福关系的简单理解.正确理解德福悖论具有借鉴意义.     

德福配享作为一种道德信仰 ——简评王海明先生的德福观

德行都应该配享幸福,这是人类一种素朴而普遍的公义愿望诉求和道德信仰.在本质上道德与幸福是两种价值,二者本无必然之因果关联.根据王海明的分析,道德只是实现幸福的“正相关要素”之一.所以,德福一致并不取决于德行一维.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根本上也不取决于个体或社会群体的德福一致和德福背离的次数比例.但社会的道德向善选择却需要德福配享作为内在的信念支撑.德福配享,本质是人类社会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不可或缺的一种道德信仰.     

批判与建构:规则伦理的问题及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的启示

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道义论通过压缩和简化,从“人”这里抽出感性或理性,将之归结为人的全部,以此为预设,它们都希望通过构建某种普遍原则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生活领域的问题,统称为规则伦理.在德性伦理看来,因为对人及其幸福的误解,离开德性论规则,规则伦理知识与伦理生活出现了某种脱节,追寻德性于是成为了解决现代道德问题的出路,而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中寻找智性资源.亚里士多德作为美德伦理系统经典的阐述者,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为当代的德性伦理方案提供直接借用的资源:幸福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为德性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对幸福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德性伦理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与规则之间追寻幸福为伦理学把握人类生活、建构德性伦理方案指明了现实途径.     

黑格尔对道德的批判

黑格尔的伦理思想以他关于“道德法”和“伦理法”的区分以及对康德道德理论的批判而著名.本文的作者Mlen W.伍德从黑格尔早期关于道德问题的思考切入,以《自然法论文》、《精神现象学》以及《法哲学原理》为主要文本,较为系统地阐发了黑格尔对道德的批判.作者认为,黑格尔虽然批判了道德观点的空洞性、抽象性,但是赞同道德是伦理生活的一个方面和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于黑格尔而言,道德不是形而上学的假设,它要在伦理生活中获得实现.黑格尔与康德的伦理思想并不完全对立,他们共享着同样的伦理价值、理性自治,只是黑格尔试图在康德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使道德走出主观性的应该、把伦理价值与社会和历史现实联系起来.     

论常人道德——以还物取酬为个案分析

常人道德是道德生活中一种普遍而经常存在的道德行为类型和道德境界层次。它既不是道德上超凡脱俗的圣贤或先进的“君子”,也不是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小人”,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中人”之性和“常人”之德。“常人道德”的特征主要体现为：第一,其行为特征既非应当,也非失当,而表现为正当。第二,其价值观是义利兼顾的;第三,其人己观是人我两利的;第四,其行为动机是追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统一。常人道德的存在是一种道德生活的常态真实存在。常人道德的义利统一、人己两利、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是现代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常人道德是道德的中间层次与境界。研究常人道德并给予道德上的正面价值评价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克服我们过去的那种善恶两极的对立道德思维方式,有利于真正实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现代道德精神,有利于当代道德研究面向生活和民众,从而有利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道德观。     

在"互镜"中寻求"合作"——现代性视域中的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之争

面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道德危机,尤其是在解决现代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重大生存论问题上,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究竟处于何种关系,亟待从理论层面加以澄明。对之把握,需要摒弃"二元对立"的抽象思维,立足现代道德生活的完满诠释与理解。现代道德生活既追求社会秩序,又崇尚道德理想,希冀幸福生活。由此,现代道德生活既需要能够守住道德底线的规范伦理学,也需要能够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热烈追求的德性伦理学。不管是规范伦理关于道德的外在约束,还是德性伦理从主体内在阐发的幸福期待,都旨在回应现代人道德生活的重大问题。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德福一致的两种范式及其当代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德福一致,表现为德性论从属于幸福论。他首先以"自然目的论"的方式,确立了幸福之为人生的终极目的,进而以"功能论证"将幸福具体表达为灵魂合德性的活动。孔子的德福一致,落在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关系上。道德与孔颜之乐的基本关系,就反映在"德"-"得"二者的本质关联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幸福论"的框架下安顿道德,而孔子则在道德的前提下安顿幸福,两者的差别直接开启了其后两千多年德福问题的两种致思进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进路,是当代人思考和追求全面的幸福生活的基本框架;而孔子对道德价值本身的挺立及其对由此而来的自得和受用的阐明,则将为当代幸福理论之下的道德实践提供重要的动力支持。     

文化生命结构与传统道德继承

根据“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结构,要从传统道德文化其“形”与其“神”两个方面的统一中去发掘存在于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优良资源,尤其是要去发现蕴含于其中的“古今通理”,如“中和”之道、“仁爱”之德、“见利思义”的价值模式等,进而实现对优良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传统道德的继承不仅要立足现实对传统道德中具有现代价值意义的范畴、概念和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和改造,从而实现现代价值再创造,而且还应重视对承载着传统道德价值的载体(“形”)的保护.     

现代社会的"道德迷宫"及其伦理出路

伦理作为社会的一种文化存在,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并帮助人们应对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现代社会转型导致了人类道德活动空间的变化,传统道德哲学提供的理论及其原则已无法解释和应对现代社会复杂的道德状况,伦理危机状态下的社会成员生活在无所适从的"道德迷宫"之中。在伦理危机四起、"道德迷宫"叠出的现实社会,根据现实社会结构的变化实现相应的伦理建设成为我们当前亟须解决的迫切任务。组织伦理是帮助社会摆脱现代性伦理危机,走出"道德迷宫"的关键。     

中国社会中的“幸”与“福”及其“德福一致”信念

"德福一致"的信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伦理情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以一种新的伦理学方法——伦理人类学来看,幸福的中国化话语是以"幸"与"福"之意义合成,它分别从消极与积极的层面与道德关联,表现为伦理终极实体"天"、"命"等的必要、伦理共体中的道德生活以及以家庭为主的三大特色。随着伦理道德的"祛魅化"和家庭生活退居次要地位,中国式的"德福一致"信念逐渐瓦解,当下中国社会重塑"德福一致"信念的两大关键是:重新找到伦理终极实体与实现社会公义。     

从道德运气到伦理运气——美德伦理视野中的运气问题研究

自威廉姆斯和内格尔1976年同以《道德运气》为题发表两篇重要论文以来,运气问题逐渐成为伦理学讨论的热门话题.作为存在于生活之中但又超出行为者能动性之外的不确定因素,运气始终是人类所无法逃避的.然而,现代道德哲学出于对能动性(尤其是人类理性)的信任,不尽合理地将“道德”圈定在能动性范畴内,而把运气限定在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带.与之相比,美德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正视运气的存在,较为全面地容纳和考察运气的伦理意义.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道德”与“伦理”,并将“道德运气”拓展为“伦理运气”,为人们理解伦理生活和伦理知识的实质提供了新的启发.     

耻感与道德体系

在主张德治的儒家和主张法治的法家两大道德哲学的历史传统及其所代表的个体道德和社会伦理的两大道德哲学的逻辑体系中,耻感都是道德哲学体系的原素和原色.耻感的伦理根源和伦理动力是个体"成为一个人"的向伦理实体和人的公共本质回归的精神运动.耻感的道德本性是作为"主观意志的法"的道德自由,因而它的更深刻的本质不是他律而是自律,不是制裁而是激励,是推动人们在道德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力量.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道德大师吗

如何让人工智能做出令人满意的道德决策?这既是一个机器伦理问题,实质上也是一个元伦理学问题,对它的解答可以实现二者的双向启蒙,最终帮助我们理解道德的本性.机器伦理中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主要建造道德能动者的方案,二者分别体现了元伦理学中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前者将道德知识视为显性的事实和规则,将道德决策视为遵守规则的过程,后者则更多地将道德知识视为一种技能知识,将道德决策视为复杂情境中的熟练应对.基于对两种方案实例的讨论,可以看出自上而下方案面临着框架问题和常识问题的困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先天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不可能的;自下而上方案虽然不存在先天限制,可以生成内禀的道德规范性,但仍面临技术上的工程限制和安全上的规范限制,因而模拟人类道德是困难的和不可欲的.这在元伦理学层面提供了一种理论判决,即反理智主义比理智主义更为准确地把握了人类道德的本性,我们不能仅仅依靠遵守规则而成为道德大师,相反,只有依赖漫长的学习和实践才能达致道德成熟.     

德福困境的理性主义症结及其出路

从自在方面来说,德福困境是个伪命题,因为道德是为义务而义务的,而幸福概念的所有成分都是来自经验的。但是生活世界中的人又具有德福一致的信念,同时纯粹道德义务消除自身抽象性的方式要付诸生活世界,所以生活世界是德福困境命题得以成立的前提。生活世界中的德福困境又具有其理性主义的症结,因为近代启蒙理性既不能为道德奠基,也不能兑现它所许诺的幸福。德福困境消弭的可能性在于重拾情感主义道德哲学的价值观。     

论康德的德福一致结构

德福一致几乎是所有伦理理论都追求的德福结构,问题的关键在于德福如何一致,即德福一致的结构是怎样的.康德的道德哲学基于人的道德性与自然性的关系、善恶原则共居的特性,将人的意志在遵循自己的义务时的道德性意向和力量概括为德性,将幸福限定在人作为自然存在者所不可避免地要追求的状态上,从而构建了德性与幸福一致的结构,即德性与配享的幸福相一致的结构.     

何谓道德——从“异乡人”的视角看

何谓道德?从“异乡人”的视角看,该问题除了指向“我们”世界的“伦理内核”外,还指向“我们”世界的“我”之道德自立的“道德内核”.“伦理”一词的古希腊语义及拉丁译读表明,伦理与人之居息的“本土本乡”及其共同生活紧密相关,道德更多地关涉“异乡人”的视阈.何谓道德的问题涉及伦理与道德相互化约的两个视角.“本乡人”的视角遵循着用伦理统一道德的路线.“异乡人”的视角遵循着用道德化约伦理的路线.然而,“何谓道德”之问在“异乡人”的视角上凸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了区分伦理与道德对道德哲学的重要性.在文明史上,道德之问以两种方式敞开“异乡人”的视角并使伦理不再是一种直接的经验性习俗:其一,与灵魂放逐的“神话”有关;其二,与宗教形而上学根基的丧失有关.人类道德生活形式由此分为“传统”与“现代性”两种类型,它们涉及道德范畴的问题层次和语境分殊.透过“异乡人”的目光,一种思想的警醒和心灵的自由导向如下设“问”:在道德问题的时空坐标中,到底什么紧要?对于“我们”的世界遭遇的现代性道德危机而言,两大难题的应对最为紧要:一是道德自由问题;二是伦理认同问题.两者的解释循环将使道德之“问”引领人们走向更为健全的道德自信.     

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道德自由及其实现路径

西方道德哲学以理性的个人为基点,形成了“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两条确证道德自由的代表性理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两条理路由于忽略了道德自由问题产生的现实生活基础,要么将道德自由推向了道德强制,要么将道德自由降格为道德任意.道德自由只有在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中才能获得真实的理解,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是道德选择和道德责任发生的具体场域,也是道德自由得以可能的真实支点.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的道德自由是社会伦理自由,社会性的个人所承担的道德责任是现实的社会伦理责任.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中,社会伦理责任所承载的道德自由才能真正实现.     

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福之辩

德福之辩是贯穿古今中外的一个恒久课题。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德福之辩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同的学派和学者对于道德和幸福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见解,并试图对德福相悖问题做出圆满的解释,由此形成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福观。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对于道德与幸福的探究存在着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德福思想,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德福观。当代西方伦理学者也不断深入探究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面向,表现出一些现代性特征。虽然中国伦理思想与西方伦理思想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甚至是冲突,但在德福问题上可以形成对话和商谈。     

波特模式的实践启示与反思——行为伦理决定模式中道德推理的理论与实践分析

波特模式目前已发展成为一个道德困境中行为伦理决定的道德正当性的分析模式,波特模式的分析包括境遇定义、价值、原则、忠诚四个板块,其分析拟确保行为决策与行动抉择都奠基于理性的伦理分析.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把波特模式的运用看作是一种社会伦理方面的练习,它试图让人们在伦理分析的练习中养成一种价值自觉,以引导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地在合理的伦理原则的指导下实施自己的行动方案.波特模式主要应用于传媒伦理领域,在公共关系领域及相关的职业分析中也多有应用.     

道德资本论的道德理解：伦理利己主义

“道德资本”是一个组合概念,由“道德”和“资本”两个概念联结而成.道德资本论者要想实现这一关怀必须隐含一种伦理利己主义的道德理解,即它所理解的道德概念是一种伦理利己主义的道德概念,而这恰是其实践上软弱无力的理论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