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艾儒略对福建民间信仰的态度及其影响

本文选取明末在福建长期活动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儒略辟中国民间信仰的言论为研究个案,指出天主教与民间信仰的接触,反映了欧洲中世纪神学与中国民间通俗文化在基层社会冲突展开的一个侧面。艾儒略等耶稣会士的“辟邪”言论,客观上迎合了晚明以降东南正统知识界崇正黜邪、打击民间通俗文化的要求,对明末天主教在华传播及其后“礼仪之争”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历史文化名人信仰系列之四十三:张赓

他是明末耶稣会汉籍中的重要作者,是中国外国文学翻译的先驱者,先后与金尼阁、艾儒略合作翻译中文本伊索寓言《况义》（1625年）、中译第一首“英”诗《圣梦歌》（1637年）。他是福建儒学世家子弟,长期担任中下级官员、地方长官。他也是晚明中国比较重要的天主教徒,是福建地区最重要的开教者之一。在他的推动下,福建成了当时天主教传教的又一中心。他就是张赓。     

《出像经解》与晚明天主教的传播特征

晚明天主教在华传播有一个不断“本地化”的过程。《天主降生出像经解》是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一部木刻版画作品。内容取材于四福书的耶稣生平事迹,形式为晚明流行的版画连环画。在这部作品中,艾儒略不仅继承了利玛窦“学术传教”的传统,而且开始寻求与福建本地士人文化的契合,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图像、语言和传播媒介,向来自各个阶层的教徒和教外人士直接传教。这种“当时当地”求同,体现了耶稣会对“本地化”原则的进一步理解和深化,同时也体现了天主教传播走向通俗化、大众化的全新尝试。     

超越宗教排他性——晚明天主教及许大受的反应

晚明,天主教带给中国一种排他性的宗教观。天主教攻击佛教、道教,挑战了传统的"教"观念。1623年,寓居杭州的士人许大受在《佐辟》里试图反驳天主教的攻击,重构一个封闭性的"三教合一",并发动一个反基督宗教运动来禁止天主教。1625年,许大受很突然地停止了这种反基督宗教运动,而且决定销毁他的书。虽然《佐辟》试图建立一种排他性的三教合一,但是许大受也意识到这种排他性的宗教观违背佛教及新儒家的基本思想,这使他最终放弃。通过这种历史案件,我们可以重新反省西学东渐所带来的宗教观。     

晚明"南京教案"探因

南京是晚明耶稣会士传播福音的重地。明万历四十四年七月 ,南京发生一起逮捕耶稣会传教士及天主教信徒数十人的事件 ,史称“南京教案”。以南京礼部侍郎沈榷为代表的明保守派官僚联合某些佛、道人士发动了这起教案具有文化排外的性质。它是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晚明党派斗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成为晚明天主教传华后发生的第一起影响较大的反天主教事件     

禅教归净与晚明佛教的普世性

晚明佛教承续宋代以来禅净合流的历史趋势,盛行把禅宗参究工夫与净土持名念佛法门相结合的参究念佛禅,表现出从参究念佛论到摄禅归净论的思想转向。这一思想取向,既是明末禅学复兴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晚明禅净合流的主要特色。与此同时,晚明丛林还存着从摄教归净到消禅归净的思想转向。从参究念佛到摄禅归净,从摄教归净到消禅归净,二大思想取向在客观上进一步使晚明佛教走向对净土信仰的全面皈依,并藉此而实现禅、教、净三者的真正合流．从而不仅体现出一种中国佛教从智慧走向信仰的思想特点,而且还使晚明佛教呈现出一种普世性的思想内容。     

憨山德清:圆融化一的佛道观

德清在以佛释老的基础上,实现了弘法护教的佛教理念,在思想认识上超越了宋儒对佛道二教的批评,为晚明的佛道会通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这正是德清佛道观思想的意义所在。晚明时期,士大夫中形成所谓"逃禅之风",甚至出现"士大夫无不谈禅"的局面。而佛教僧人也大多倡导儒释道的合一,     

晚明时期中西艺术融合的天主教美术 以《诵念珠规程》木版画插图为例

《诵念珠规程》中的木版画插图,通过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段对西方绘画进行了中国化的诠释,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中西艺术融合的天主教美术作品,而这种类似"翻译"一样的画面式样转变,也可谓是中西艺术交流的一个经典样本。一晚明时期,天主教耶稣会会士来华,并与中国士大夫阶层进行广泛接触,在此过程中,也逐渐传播西方的绘画艺术。     

家族·科举·诗社——明末莆田奉教士大夫黄鸣乔研究

明末天主教教徒黄鸣乔是官员,又是诗人,在与辟邪派作斗争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本文从莆田黄氏家族、乡试科举以及诗人结社等方面分别加以阐述,力求从黄鸣乔的特殊个案,探讨明末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交游背后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福州“三山堂”的辉煌与湮灭

建于明崇桢年间的“三山堂”是福州最早的天主教堂，它在福建天主教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福建天主教的“开教三柱石”

提及中国天主教史上的开教三柱石,大家很快会想到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庭筠。但若问及福建天主教史上的开教三柱石,恐怕很多人会感到陌生。福建基督教史著名学者林金水教授在长期从事对明清天主教史的研究中提出,福建天主教的开教三柱石为福清的李九标、泉州的张赓和建宁的李嗣玄。对这些人们还很“陌生”的人物,以往学界的论述十分零星,不便了解。因此,对他们作一整体的介绍,无疑将有助于读者对福建天主教史和中国天主教史有更全面的认识。     

《了凡四训》融会儒释道的善学思想

正晚明杰出佛学家、思想家袁黄(1533-1606),号了凡,并以号名世,是王阳明后学的重要代表。他在善书的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作为中国第一位署名的善书作者,袁了凡的《了凡四训》是善书中的经典之作,其善学思想对明末出现的慈善组织有指导作用,引发了民间力量组办慈善机构的浪潮。可以说,晚明以来的中国慈善组织的成立和发展,发轫于袁了凡善学思想的传承和传播。     

17至19世纪山西官方的天主教政策

1620～1723年是天主教在山西合法传入的阶段,山西官方在此阶段对天主教的政策是允许传播,甚或支持利用.1724～1859年间,山西官方将天主教视作邪教加以严禁,但该教禁而不绝,终于在山西扎根立足.1860～1900年间,山西官方对天主教虽然被迫弛禁,但仍极力压抑;这一阶段天主教有外国强力支持,山西社会的诸多问题又为其传播提供了历史机遇,因此该教在山西传播日益广泛、初步发展起来.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北大核心

伊斯兰教的经学思想在其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的传播属于外来宗教的传播,“番学”的经学教育方式并未产生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明代以前的经学是如何传承无从查考。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和现实存在的状况可以进行推断,明嘉靖时期的胡登洲之前中国已经存在一种伊斯兰教经学教育的方式,或许是在清真寺里。     

明清时期闽台多明我会关系的动态变迁

此文以闽台缘为着力点,以明清时期闽台多明我会的往来联系为考察对象,分明末和晚清两个时间段来论述闽、台多明我会的相互关系。具体为:明末时期,多明我会由台入闽,呈现单向流动特点;晚清时期,闽台多明我会互有往来,交流频繁,两地教务的发展呈现较大的相似性。剖析个中原因,闽台间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渊源,与多明我会在闽台的传播过程中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试论利玛窦的传教方式

本文认为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借助伦理哲学和自然科学传教的方式深受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精神的影响，利玛窦首先在非基督教文明中找到中西方共同的人文价值，以此为传播天主教打下基础。利玛窦及其后继者通过交友和理性论辩等途径，使一部分中国士大夫皈依了天主教。在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中，手段与目的之间达到统一与和谐。     

入华耶稣会士的身份选择及其历史形象——以利玛窦为中心

以什么身份存在于一个异质文化社会是宗教史上一个基本但重要的问题。晚明时期,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内陆,初期在争取在华长期居住权并在中国社会初步立足的过程中,其社会身份问题聚焦于利玛窦身上。具体而言,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士主要经历了由“僧”而“儒”的转变,兼具“僧”“儒”“宾”“臣”“使者”等几个主要历史形象。由“西僧”到“西儒”的身份选择与转变是教会组织的统一安排部署的在华耶稣会士的集体行为;耶稣会士初选“僧”的身份和其改“僧”为“儒”的根本原因是迎合中国文化的相关传统;利玛窦自称为僧而后辟佛,学儒而不尽为儒,一方面是因其来华的目的为传播天主教义,同时也是其选择和建设其在异质文化中社会身份的必然要求;教内外人士和中外学者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开创的合儒路线的不同评价是宝贵的,利玛窦研究以及晚明入华耶稣会士相关问题的细化与深化研究必然在学术争鸣中不断得到推动,并不断层累其时代意义。     

鸦片战争前的四川基督教

基督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世界是最大的、传播范围最广的宗教。基督教在唐时传传入中国,称景教。唐末会昌灭佛时,景数也同时被灭。元朝,中西交通空前繁荣,基督教又慢慢地在中国发展起来,此时称也里可温教。随着元朝的覆灭,该教亦随之消失。明末,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将天主教传入中国后,该教即在各地流传,虽从康熙45年(1706年)起,清政府就开始禁教,但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活动却从未停止过。基督教每次进     

嫁接与改造:晚明汉语天主教文献中的神与鬼

晚明西方天主教的进入,不仅引入了一种新的宗教,而且还对本土宗教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神"与"鬼"为例,通过梳理景教以来的汉语天主教文献,分析西方天主教的进入对传统宗教术语的改变及其影响。传教士一方面反对宋明理学对神鬼的物质主义解释,另一方面又反对佛道及民间宗教对神鬼的理解。通过引入天主教的"天使论"资源,传教士将其"嫁接"在传统的神鬼概念之上,但又对其进行了改造,即将"神"理解为"天神",而"鬼"则理解为"魔鬼"。传教士的重新诠释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宣扬西方天主教思想,但也丰富了晚明以来中国的鬼神思想。     

关于明清天主教传播的几个问题——清廷百年禁教杂谈

一、传教目的,宗教政治因素难以区分 天主教在华传播,引起许多中国人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明万历年间,南京礼部侍郎沈漼上疏,总结了天主教的“罪状”:第一,修订历法,不合天道;第二,反对祭祖,破坏孝道;第三,以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且财源来路不明;第四,召聚信徒,结交士大夫,图谋危害国家。他的上疏,引发了中国天主教史的第一起教案——南京教案。清康熙初,杨光先上《请诛邪教状》,说传教士“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指责天主教是邪教,由此引发“历狱”。沈、杨二人的言论,代表了反对天主教的主要观点。那么,早期传教士在华传播天主教,究竟有何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