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大藏经》概述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光荣的成员之一。据史书记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历代藏族劳动人民创造了光辉烂灿的文化。举世闻名的藏文《大藏经》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它不仅是一部佛学丛书,而且也是一部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本文仅据我们所见到的部分资料,对藏文《大藏经》的形成、版本和内容作一粗略介绍,不确之处,尚望教正。一、藏文《大藏经》的形成所谓藏文《大藏经》,指藏文佛教经论的总集,分为甘珠尔(bkav-vgyur)和丹珠     

为了完成十世班禅大师的心愿——达扎活佛访谈录

达扎·丹增格列,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活佛,1958年于拉萨坐床,是第四世达扎活佛的转世灵童。他1980年代曾在西藏大学藏语系深造,现任中华全国青联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副会长、《丹珠尔》藏文版大藏经办公室主任、拉萨木如寺西藏印经院负责人。多年来,他为了完成十世班禅大师的心愿,积极从事拉萨版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的重新刊印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年8月藏历雪顿节前夕,本刊记者为此专门走访了达扎活佛。一、为了完成十世班禅大师的心愿1984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将收藏在西藏档案…     

北京智化寺元《延祐藏》本考

本文通过对智化寺藏四卷元延祐年间刊印的孤本官版大藏经的考察,发现:(一)《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一卷,是由两部经误粘接为一部经;(二)延祐本之经文及版式、字体之特点均同金藏本,只是修改了千字文函号而已。由此得出新的结论,《延祐藏》是一部使用了《金藏》经板并进行重新编排刊印的大藏经。同时揭示了《金藏》流传后期已鲜为人知的史实,从而为大藏经雕印史及元代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新史料。     

藏文大藏经简介

藏文大藏经简介见心十四世纪时布顿大师将藏文大藏经，总分《甘珠尔》、《丹珠尔》两大类。这是藏传佛教对佛教典籍的独特的分类法，此后便成为定式。《甘珠尔》收显乘、密乘两大部分的经、律。其中显乘收佛陀“三转法轮”所说经典，即初转法轮于鹿野苑所说的四谛法及戒律...     

新版大藏经种种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汇。我国是世界上收藏大藏经最为宏富的国家,拥有汉、藏、傣、蒙、满等多种文本。80年代以来,我国的大藏经出版事业进入了近代以来最为活跃、最富建设性的时期,校勘、整理、出版了汉、藏文大藏经多种,包括《中华大藏经》、《敦煌大藏经》、《房山石经》、《乾隆版大藏经》、《丹珠尔》、《南传大藏经》等。这些藏经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佛教文化事业正进入一个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兹依次介绍如下:     

旧西藏的印刷及印经院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藏文史料证明,在明永乐帝以前西藏还没有出现印刷出版业.至元武宗海山帝时,其国师大德加央刻印出版了卫巴·洛赛也西等翻译的《大藏经》,存于那唐寺.卫巴·洛赛也西、译师索南卫色和加戎·降曲崩等人整理编辑了西藏各地的《大藏经》.从此,西藏《大藏经》日趋完善.萨迦、贡唐、采贡唐和大隆等地流传的《大藏经》只是手抄而成,未能印刷.此后布顿大师编纂了《大藏经》.舍去了重复的部分,重编次序,增加了不少有关佛教的     

常用大藏经导读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汇。我国是世界上收藏大藏经最宏富的国家,拥有汉、藏、傣、蒙、满等多种文本。80年代以后,我国的大藏经出版事业进入了近代以来最活跃、最有建设性的时期,核勘、整理、出版有汉、藏文大藏经多种,包括《中华大藏经》、《敦煌大藏经》、《房山石经）、《乾隆版大藏经》、《丹珠尔》等。这些藏经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佛教文化事业正进入一个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同时,除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之外,这几部藏经也是我们接触较多的藏经。兹依次介绍如下。一、《中华大藏经》简称《中华藏》,由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辑,中…     

吴兴妙严寺版藏经杂记

近读中国佛教协会出版的《法音文库》之二——周叔迦居士所著《法苑谈丛》,涉及佛教殿堂、制度、仪式、文化艺术等,内容至为丰富,得益良多。《漫谈大藏经》一章,所举“汉文大藏经”,单是国内刻本,自宋至今达21种。其中提到《宋安吉州思溪圆觉院大藏经》和《宋思溪资福禅寺大藏经》二种(安吉州即今浙江吴兴),但宋元间同在吴兴所刻的尚有《妙严寺版大藏经》一种未见提及。早年日本《中国佛教史学》第五卷第一号载有小川贯式氏所撰《吴兴妙严寺版藏经杂记》一文,资料虽不全面,然亦可补《法苑谈丛》之缺,因为译载《法音》。     

支那内学院佛学史料三种

2009年11月,在北京法源寺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发现一部油印本文献,题作“《中论》等七种”,民国时期南京支那内学院编印。经仔细检读后,发现这部油印本由七种文献合订而成,包括《缘论会译》、《律学参考》、《支那内学院树因研究室办法》和《西藏佛学研究用品目录》等内学院佛学史料。其中《缘论会译》中从藏文译汉的《观所缘释论》,还是吕激当年译文初稿,与正式发表的定稿在文字上颇为不同。现将此《西藏译（观所缘释论）汉译初稿》（题目是整理者所拟）和《西藏佛学研究用品目录》整理刊出,并附吕激1961年7月2日所撰关于影印百衲本汉文大藏经意见书一封,供研究支那内学院历史和吕激佛学思想发展的学者参考。     

经传香海 光烛南天——记香港宝莲寺迎请大藏经代表团来京迎藏的胜缘

香港宝莲禅寺为迎请中国佛教协会赠送的清刻《大藏经》,组成以慧广法师为名誉团长、圣一法师为团长的迎请大藏经代表团,从六月七日至十四日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佛事与参访活动,受到中国佛教协会和各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法事     

漫谈《普慧藏》

民国时期我国曾编印过两部大藏经,即《频伽藏》与《普慧藏》。这两部藏经均为铅印线装。《频伽藏》,全名《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是清末民初上海频伽精舍私版大藏经,由英籍犹太人哈同出资编印,故有人将这部大藏经称为《哈同大藏经》。另一部大藏经就是《普慧藏》。《普慧藏》的编辑出版先由上海《普慧大藏经》刊行会主持,后继者为民国增修大藏经会,工作从1943年开始,至1955年结束,未能按计划全部完成。总计收著作104种,合100册（含《概述·目录》1册）。自问世以来,印本较少,知者亦寡。又因为它是随编随印,所以保存者以零本为…     

泰赠我英译本巴利文《大藏经》

继香港郭兆明博士送我会巴利文《大藏经》之后,9月4日,泰国教育部长卡斯瓦斯迪·帕尼契博士偕夫人一行5人赍英译本巴利文《大藏经》三套赠予我会,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北京广济寺接受了这套经典。巴利文《大藏经》,又称“带传大藏经”,为南传佛教所依据的圣典。据《锡兰岛史》记载,公元1世纪末,锡兰(即今斯里兰卡)王婆伽马尼王于无畏山精舍集500圣者书写口传“巴利三藏”,始具今日巴利文《大藏经》的原型。至5世纪,佛音前     

海外大藏经编辑及电子版大藏经的情况

海外大藏经编辑及电子版大藏经的情况方广一大藏经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个词汇，指佛教典籍的总汇，在古代中国，它主要指汉文佛教典籍。在现代中国，“大藏经”除了指汉传佛教传承的汉文大藏经外，包括南传佛教传承的巴利语大藏经、藏传佛教传承的藏文大藏经，还包括诸如梵文...     

让明珠重辉 国宝永传后世——《洪武南藏》再版纪实

（一）　　佛法东渐以来，四川是禅宗最兴盛的地区之一，素有“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不可不知蜀”之誉。巴蜀佛教人才辈出，法宝文物蕴积甚富。《洪武南藏》即是一颗尘封600余年的法宝明珠。　　《洪武南藏》又名《初刻南藏》，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偃武修文”，于洪武五年（1372）诏集季潭宗泐等名僧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市）蒋山寺点校开刻，历时27年刻成。全藏收经1600余部，共7000余卷，分作678函，是宋以后历朝官刻的七部大藏经之一。明朝共刻印了三部大藏经，即《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其中永乐二藏流传较广，…     

新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今年开始陆续出版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重新编印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将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陆续出版。 《大藏经》这部汉文佛教经典的汇总,简称《藏经》,也称《一切经》。内容分经、律、论,包括天竺和中国佛教著述在内。藏经的编辑从南北朝开始,     

《毗陵藏》所见印本概录及版刻述略

中国最后一部刻本大藏经《毗陵藏》直至21世纪初才引起学术界关注。《毗陵藏》的刊印涉及到晚清宣统时期到民国初期,常州以及湖北一带的佛教出家僧众、在家居士、文化人物以及相关刻工问题。《毗陵藏》刊刻有其独特的版式风貌,包括封面目录签、内页千字文编号、书口文字特征、封面和封底的独特版画图式等,也有其独特的纪年方式。民国最重要的刻书家之一陶子麟及其家族参与了《毗陵藏》的刊刻,综此可逐渐建构起对于《毗陵藏》之发起与刊刻的整体研究。     

《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获珠峰奖特别奖

<正>本刊讯5月31日,由国家投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经20多年对勘出版的《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在此间举行的国家藏学研究最高奖——第二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颁奖仪式上荣获     

藏文版大藏经概述

自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命大臣吞米·桑布扎创制藏文以来,藏族就开始了梵、汉、于阗等文的佛经翻译。到公元八世纪赤松德赞、热巴巾执政时,吐蕃的佛经翻译、整理、编目达到了高潮。吐蕃王朝不仅在王宫和桑耶寺专门设立译场,礼聘译师３５０多人,译出佛典４４００多部;同时还编辑出藏传佛教史上著名的《秦浦》、《庞塘》和《登迦》三大佛经目录。早期的佛经翻译主要以手抄本为主,有的写在桦树皮上,有的抄写在贝多罗树叶上,但大多数是书写在特制的藏纸上。这一时期还没有编纂出相对完整的藏文大藏经。大约在十三世纪中期夏鲁派高僧布顿大…     

敦煌藏文《入菩萨行论》版本特征及价值研究

《入菩萨行论》(《菩提行经》)是一部重要的大乘佛教论典，这部论典的藏文译本和汉文译本对我国佛教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敦煌遗书中存有部分《入菩萨行论》藏文写本，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对研究这部论典的形成史以及汉藏佛经文献的比较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并对解决相关的学术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与藏文传世本《入菩萨行论》、宋代汉文译本《菩提行经》的比较，指出了敦煌藏文写本《入菩萨行论》的版本特征及价值，并就同一部经典产生藏汉三种不同译本的情况进行了探究。依据藏传佛教相关文献，提出《入菩萨行论》梵文原典有三种不同的主要版本，分别流传于古印度的不同区域，藏汉三种不同译本是此三种不同版本的相应译本的观点。     

汉文《大藏经》中大乘经分类法的商榷

佛教在中国流传近两千年,重要的佛教经论和资料都保存在中国的汉文、藏文、傣文佛教经籍之中。为了适应当前的大好形势,对于我国的佛教《大藏经》,实有重加整理、编纂、刊行之必要。一九六二年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应各方面的要求,召集了会议,决定重新编定《中华大藏经》。首先的工作是编定目录,然后再选定古刻本,加以校勘,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