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佛教之“系统性”初探

本文试图重构“西夏汉传佛教系统”,认为西夏佛教基础是辽代“圆教”信仰.此信仰基础来自于晚唐华严思想,可见西夏汉传佛教以“华严信仰”为主.西夏有两个佛教传统,即是“官方”佛教与“民间”佛教.前者最早传入西夏,思想基础为汉传佛教；藏传传统传入时代较晚,最初流传在民间.在西夏“判教”体系中,语言标准需要由“官方/民间”的标准加以补充.“官方/民间”佛教成为西夏佛教之“大传统”.     

西夏佛教与党项民族的汉文化认同

佛教在西夏和党项民族文化中占据文化主体地位,它在党项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与认同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汉传佛教促进了党项民族对汉文化的引进与学习,以及西夏政权的巩固;西夏佛教融合汉藏显密,既是西夏政权和党项民族文化创新的代表,也是党项民族文化和政治自觉的体现;西夏佛教的“融合”特性与党项民族对汉文化及汉传佛教的认同密切相关,以西夏佛教为中心的文化认同是党项民族与汉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显密之理，相应一贯——太虚大师融通汉藏显密佛教的思想

基于中国传统佛教而倡导人间佛教的太虚大师，对民国时期的密宗热潮进行抉择，并着力于汉藏显密佛教的融通。在戒律与判教方面，他批评日本密宗，赞扬重视戒律与次第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针对藏传佛教的缺陷，太虚强调树立人间佛教大旗的重要性。他从教理、行持、果证等方面说明显密佛教圆融不二，提倡汉藏佛教互相修学，坚持汉传佛教立足自身以求振兴。     

《阿弥陀佛临终要》与临终迁旨研究

本文从文本和修法二个角度,对明代汉译藏传密教短篇仪轨《阿弥陀佛临终要》做了汉藏比较研究。《阿弥陀佛临终要》依《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所说普贤十大行愿,述拔济众生脱离烦恼苦海,往生阿弥陀佛净土的思想。而其修法是典型的藏传密教无上瑜伽部本尊禅定的究竟定,故它是一部显密圆融的本尊修法。所谓“临终要”,则指它是一部指导行者临终修习“坡斡”,亦名“迁识”法的要门。笔者先对《阿弥陀佛临终要》与其相应的藏文本《无量光佛修习义》作细致的文本对勘,然后勾勒这个文本于西番传承的历史,进而对它所传的“临终瑜珈”修法,以及它与汉藏佛教中的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信仰的关系做一些基础性研究和解释。     

汉藏教理院史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藏密教开始弘传内地,掀起民国密教热。汉传佛教界僧侣、居士负笈西行者数十百人,仅1937年后受蒙藏委员会资助留学康藏者即有54人,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求法取经的运动”[1]。汉藏佛教交流成为近代中国佛教史上值得注目的一页。其中占有中心位置的无疑当为汉藏教理院。　　汉藏教理院的产生、发展、鼎盛以至结束,无不与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乃至国际的政治、文化状况等外缘紧密相关,同时又有它自身发展的内在脉络。今且依此对其历史作一简述。一、建院因缘　　1、佛教格局　　中国汉传佛教自明清以来日趋衰颓,迄于民国…     

中国佛教圆融观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佛教运用判教的方式圆融了佛教经典的各种教理,形成了天台、华严两大教理思想体系。中国佛教认为各种修行方法都不过是安心、明心、开悟的方便,从而实现了修行方法上的圆融。中国佛教用“格义”、“比附”、“会通”的办法,与儒道两家相互圆融,在中华文化结构中获得了一席之地。从“不敬王者”到“礼拜君亲”,从“乞食分卫”到“农禅并重”,佛教终于融入了中土世俗社会生活之中,取得了僧俗之间的圆融和谐。当代人间佛教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要以圆融的智慧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与其他宗教和平相处,积极契合当代众生的根性。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寺院壁画艺术特色之比较——以瞿昙寺壁画为例

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南传佛教并称为佛教的三大体系,其中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为佛教中重要的两大派系,但是由于时间、地点以及传入方式的不同也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教义上讲,汉传佛教为大乘显教,而藏传佛教为显教和密教合而为一的教派。明代瞿昙寺壁画将藏传佛教绘画与汉传佛教绘画艺术巧妙融合,是汉藏文化交流大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十分有利于我们对于同时间、同地域的汉、藏两种佛教寺院壁画风格进行比较分析。     

汉传佛教“方便智”研究:其内涵、分类、修证方法与功能

在佛教发展史上,“方便智”的思想内涵经历了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的转变,最终成为大乘菩萨行者重要的修行内容之一,是菩萨从六地登七地之关键.本文考察了以善巧方便思想作为主题的汉传佛教经典,系统地分析了“善巧方便智”的内涵、与“般若智”关系之七种诠释、三数类9种分类,以及显、密二种修证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其主要功能分三个方面进行了现代性的诠释.     

印顺法师对汉藏教理的融摄——以《中观今论》为例

印顺法师在重庆汉藏教理院的岁月是他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法尊法师在这翻译的西藏经典,以及他们二人之间的讨论深刻左右了印顺法师的佛学建构。他的中观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许多不同于汉传佛教传统的地方,这是他吸收藏传佛教思想并加以深化、提炼的结果。宗喀巴大师的教理阐释是印顺法师的中观学的重要思想来源。或许可以这样说:"中观为阿含通论",宗大师从教义上作了论证,法师从思想史上作了论证。无论僧肇、吉藏,还是宗喀巴、法尊,他们都促使着印顺法师从佛法教义和思想史上去探本溯源,契合佛陀的本怀。这一事实也表明,藏传佛教的中观学在20世纪的"人间佛教"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汉藏佛教的融汇有助于推本溯源,认识本来的佛教。     

西夏佛教与汉藏佛教关系研讨会在京召开

11月17日上午，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和《智者喜宴》编辑部联合举办的“西夏佛教与汉藏佛教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召开。在京的部分藏学、西夏学、元史及佛教美术方面的专家学者约20多人出席了会议。     

汉传佛教女性伦理观与道教女性伦理观之比较

汉传佛教女性伦理观与道教女性伦理观既存在歧异又存在契合.由于文化渊源及宗旨的不同,对于女性形象,汉传佛教持“女性卑污论”,道教持“女性崇高论”;对于制度修行中的男女地位,汉传佛教奉行男尊女卑,道教力求男女平等;对于人的情欲与生命,汉传佛教企图杜绝欲望及厌弃生命,道教正视欲望及看重生命.然而,由于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过程中佛道相互吸取对方思想,这又使得它们都赋予女性成就理想人格之权利,强调女性的心性修养、重视戒律对女性的约束功能、推行轮回果报与“功过格”.     

略论因明学在民国汉传佛教复兴运动中的作用

因明学两次传入汉传佛教界,成为"无用"的理论而昙花一现。但在其发祥地印度,却是维护大乘佛教合法存在的护教理论;在10世纪以来的中国藏传佛教界,是各大寺院培养学僧的教学方法;在民国汉传佛教复兴运动中,促使佛教学术登上大学讲坛,也促使汉藏佛教文化交流。     

学诚副会长兼秘书长应邀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讲课

本刊讯2003年12月9日和20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福建佛学院院长学诚法师应邀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学僧讲课,这是自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建院以来首次举行的汉藏佛学院之间的佛学交流。学诚法师向来自甘肃、青海两省的38名寺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分别做了“以寺养寺与公益事业”和“弘法利生”两场报告。第一讲系统地分析了汉传佛教寺院经济的起源、发展与演变过程,探讨了古代汉传佛教公益事业的特征,以及佛教教育、文化、福利与慈善事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就建国后,中国佛教慈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做了多方面的回顾、概括和总结。第二…     

论新加坡汉传佛教与殖民政府的关系

本文以新加坡殖民历程的三个时期为背景,分析新加坡汉传佛教在不同时期应对殖民政府的态度,探讨新加坡汉传佛教如何一步步地走上去殖民化的道路.     

法藏:阐释、因果和分体关系

法藏位居中古时期中国佛教法师翘楚之列,其作品显现出他独到的世界观,将佛教哲学与中国传统价值观融合在一起。本文重点讨论法藏的佛教阐释、因果理论以及出自法界缘起论的六相圆融说。首先说明法藏信奉的含融观是如何促使他对佛教进行判释,之后概述了四种不同的因果理论,以论证法藏信奉的华严宗——佛教中最具包容特征的宗派,是怎样激起他对法界缘起说的兴趣,紧接着说明这一缘起理论又是如何激励他用分体关系讲解六相,并评价了现存观点,以证明分体关系的合理性。这为简要比较法藏和笛卡尔、斯宾诺莎以及莱布尼兹在分体关系方面的见解搭建了平台。     

“大小乘之辨”、“显密乘之别”与“大乘显宗之合”——比较视域下南传、汉传和藏传佛教研究

佛教由印度起源后弘传世界各地。其在中国传承之派别大致有三,即南传、汉传和藏传佛教。三传佛教虽同系佛陀正法,然其教理、典籍、仪式(仪轨)等殊异甚大。佛教从教义上可分为大乘和小乘,汉传和藏传为大乘,南传为小乘,故我们从大小乘之别上可观出小乘之殊异性。而佛教从传承方式上又可分为显乘和密乘,南传和汉传属于显乘,而藏传独属于密乘,故我们从显密乘之别上可观藏传佛教之殊异性。汉传佛教则是大乘显宗,其同南传皆为显乘,异于南传之小乘;其同藏传皆为大乘,异于藏传之密乘。     

汉藏佛教文化交融的历史丰碑——以陇上千年古刹西蜂窝寺为例

西蜂窝寺是甘肃境内最早的佛寺之一，至今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印度小乘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诸教派均在该寺留下印迹，并交相融汇。寺内高僧辈出，其中不乏彪炳青史的爱国高僧。西蜂窝寺承载着汉藏民族友好交流佛教文化的共同历史记忆，树立了汉藏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丰碑。     

佛教幸福感的心理学解读：基于中西比较的视角

幸福感是文化定位的,因此幸福感的研究必须本土化.佛教是影响中国人最重要的三种文化传统之一,正确理解佛教独特的对于幸福感的理解也能够进一步推动幸福感研究的本土化进程.笔者通过对佛教教义的梳理,重点阐述了佛教对幸福的认识是“苦乐圆融”.佛教“苦乐圆融观”主要从“苦受”和“乐受”两方面入手,其核心是“苦受”,关键在“圆融”.最后,通过与西方幸福感研究的比较,加深对佛教“苦乐圆融观”的理解.佛教幸福感的研究作为一个新思路,不但丰富了幸福感的研究,也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南北道”之外：读圣凯《南北朝地论学派思想史》

正地论学派是以弘扬《十地经论》为中心的中国佛教学派,自北魏绵延至唐初,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贡献巨大。地论学派、摄论学派共同构成南北朝时期的唯识古学思潮,是玄奘传入唯识今学系统以前中国佛教唯识学的代表。地论学派还是华严宗与四分律宗学说渊源所在,华严宗六相圆融和法界缘起思想的形成,以及《四分律》在北朝的弘扬,皆与地论学派有密切关联。然而系统性研究的缺失,导致中国佛教思想史著述往往对其语焉不详,     

法藏圆融哲学的思维特色

法藏,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生于唐都长安,唐先天元年(公元712年)于西京(今长安)大荐福寺逝世,是唐代重要的佛经翻译者、著名的佛教理论家、我国佛教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被尊为华严宗的三祖。法藏的思辨能力极强,在佛教名哲辈出的唐代,他站在圆融无碍的根本立场上,以“无尽缘起”为核心,建构起了一个独具异彩的圆融哲学体系。圆融,是指在不同层次上、不同关系中相对独立存在的一切个体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