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科学·天主教(续)

中国天主教的贤哲徐光启最早接触天学(天主教)是在1595年他三十四岁时。当时他在广东韶州教书,偶值馀暇,信步至城西天主堂,“瞻仰天主像设,盖从欧罗巴海舶来也”(徐光启:《跋〈二十五言〉》)。他与韶州天主堂司铎郭居静(L,Cattaneo,1560-1640)语,“颇惬恰”(李问渔:《徐文定公行实》)。这是徐公与西方科学、文化接触的开始。1600年,他在“留都”南京与耶稣会利玛窦司铎晤谈,“以为此海内博物通达君子”(徐光启:同上);前此,徐公曾见过利氏重绘、由应天(今南京)巡抚赵可怀和南都(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重刻于苏州、南京     

“关心自己”的主体——福柯晚期伦理思想及其女性主义应用

通过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重要伦理思想——"关心自己",福柯提炼出一条与现代主体形成模式完全异质的主体化模式。在其中,个体能够通过改变自身,获得关于与其所生活世界之关系的"精神性知识",并根据这种"知识"进行开放式的修身实践。同时福柯结合现代人的境遇,提出现代个体能够通过持续批判自身与由知识—权力机制组成的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成属于现代人的修身实践。当代女性主义充分吸取福柯晚期伦理思想,提出性别研究也应积极地回到女性经验构成的历史中,持续批判女性与男权权力机制之间的关系,并藉此塑造基于女性现代体验的开放的修身实践。     

言、象、意简论

言、象、竟是中国哲学史上三个重要范畴,先秦诸子已对“言”、“意”这两个范畴及其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周易》中又引入了“象”这个范畴,并讨论了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以后的易学发展史上,历代都有思想家论述这三个范畴。本文试图对先哲们的论述加以梳理并从符号学的角度对这三个范畴加以讨论。一、先秦诸子关于言、意关系的论述,以及对“言”、“意”相离的批判在先秦诸子那里,“言”是指语词或语句,他们有时又称为辞或语;“意”是指概念或命题,他们有时又称为“志”。“言”和“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表达与被表达的…     

“卦变”说辨析

“卦变”说辨析常秉义一《周易·彖传》中言刚柔上下往来之语，历代治《易》者有的用“卦变”解释，有的以“错综”明义，可谓众说纷纭，人言人殊。所谓卦变，就是指六十四卦之间某种变化关系。汉易卦变说认为，在六十四卦中，此卦是由彼卦变化而来，他们把这种变化关系称...     

《管子》中“王、霸”说的战国特征——兼论《管子》并非管仲遗著

《管子》书中有关“王、霸”之说的词语甚多,如“帝、王、霸”联提(《乘马》、《幼官》、《兵法》)、“王、霸”并提(《五辅》、《霸言》、《重今》等)、“王天下”(《形势》)、“争天下”(《霸言》)、“正天下”(《七法》)、“服天下”(《重令》),“制天下”(《事语》),从而“可以为天下王”(《轻重甲》、《戒》),称为“帝王”、“天子”(《枢言》、《五行》、《轻重己》)。如此等等,《管子》全书竟有数十处之多,我们概括称之为“王、霸”说的词语。这么多的“王、霸”,说词语,以科学态度研治《管子》全书,不能不实事求是地探讨其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     

论老子的“道”与“德”及其“反”道德伦理观

一、“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道德经》的主旨就是言“道”言“德”,因此,“道”与“德”无疑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在老子《道德经》五千多字中,“道”出现七十多次,“德”出现近四十次。作为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在老子《道德经》中“身兼数职”,有多重含义、不同用法。首先,老子将自己预设的“道”看作是形成世界的本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经》第25章,以下只注章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因此,晨阳先…     

浅论利玛窦“补儒”

<正> 徐光启在谈到利玛窦到中国传教问题时说:“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徐光启集·泰西水法序》)利玛窦本来是来中国传教的,何以能得到徐光启“补儒易佛”的评价呢?本文侧重分析一下这个“补儒”问题。     

评“自己讲”、“讲自己”的哲学史观——与张立文先生商榷

近年来,走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探索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式创新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话题。在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其中,著名学者张立文先生的“自己讲”、“讲自己”的观点尤其引人瞩目。张先生在此方面的系列观点,对于增进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主性来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张先生关于“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转生规律”以及“和合学”的论述尚存在诸多待改进的方面。全面、客观地评价“自己讲”、“讲自己”的哲学史观,对于提高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水平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福柯说真话”——“直言”的自我、他人与现代伦理

福柯批判了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对"启蒙"意义的阐释,但他同时也肯定并拓展了康德在自我批判的本体论上的意义。在此意义上,福柯发展出一套自我关怀与治理他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直言"的实践形式。"直言"产生于古希腊时期,它具有坦率、危险、真理、批判、责任的特征,并与"关照自己"产生密切联系,这种实践技艺致力于处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进而指导个人步入政治领域而治理他人。福柯运用"直言"这一古代形式来回应当下现实,让知识分子说出真话,关心他人与这个时代。     

纪念福柯逝世20周年——欲望与快感

德勒兹区分了自己的“欲望”概念与福柯的“快感”概念，从而划清了他们的思想界线。就权力装置而论，福柯在《监视与惩罚》中指出，欲望装配与压抑使事物标准化也使我们遵守纪律：德勒兹则认为它们将事物译成电码且再度疆域化。德勒兹提出“快感何以激活一些反权力?福柯何以构思这个快感概念?”这两个问题，认为关键在于福柯赋予了力量关系、真理、快感以全新意义。福柯的基本观念是，权力装置与身体具有直接而正面的关系，德勒兹则指出，权力装置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把组织强加到了身体上。     

“自生”说臆解

<正> 汉晋间王充、向秀、郭象都主“自生”说,而三者有同有异。王充反对“天地故生人”,主张“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论衡·自然篇》),“万物自生,皆禀元气”(《论衡·言毒篇》)。王充的“自生”说要点有二:一是万物“皆禀元气”而生,万物的本原是元气;二是万物的产生是一种自然过程,“自生”即自然而然产生,不是自己生出自己,更不是“天地故生物”。“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论衡·自然》)     

老子之“道”与“有”、“无”关系新探——兼论王弼本无论对老子道本论的改造

一在今本《老子》中,直接论述有无关系的命题有两个,即第二章的“有无相生”和第四十章的“有生于无”。这两个命题之间显然是存在矛盾的。对此,前辈学者亦曾有所省察和质疑,如马叙伦认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乃《淮南》语羼入者。第二章明言有无之相生,义正与首章‘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相合,则安得此复言‘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耶?”(马叙伦,第396页)但由于当时还缺乏确凿的史料依据,这种质疑只能是一种推测而已。而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则为这种质疑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今本《老子》中“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     

主体的非中心化与历史的非连续性——福柯《知识考古学》的主旨

在《知识考古学》中 ,福柯通过把“话语事件”作为他的考古学描述的对象 ,把“主体”视为话语所提供的一种位置 ,实现了对中心化的主体的解构 ;把“历史”分解为话语的多种系列和层面 ,实现了对连续性的历史的解构。一、主体的非中心化福柯把自己的工作确定为“知识考古学” ,也就是要揭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各种具体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考古学要“发掘”的东西 ,就是“话语的构成规则 (ｒｕｌｅｓｏｆ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海登·怀特认为 ,在福柯那里 ,“话语”构成了一般的文化实践的基础部分 ,“在话语这个概念下 …     

《孔雀东南飞》中表示“说”的词语

在《孔雀东南飞》中,表示“说”的词语就有“白、启、告、谓、说、云、语、言、言谈、举言、交语”等。这样用有什么好处呢? 它能使人看出说话人的身份,说话时的情态,同时还避免了用词单调重复的缺点。一、用“白、启、告等”,是表示下对上说话,都有“禀告、禀白”的意思。 (一)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这是     

不带引号的马克思——福柯、规治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即使人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消亡,但它将来某一天肯定会复活。我所希望做的……不完全是为一种真正的马克思平反昭雪,但肯定是为了把马克思从党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并还其本来面目,因为这种教条长期以来打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幌子而将其禁锢并僵化”(1994a,第457页)。福柯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①,但必须承认,福柯在自己的著作中真正谈论马克思的地方并不多。即使在这些著作中,对马克思的评论也是轻描淡写。事实上,福柯对自己与马克思的关系描写得最精彩的部分位于他在面对采访或在论坛中对所提出的问题的反应中。另外,福柯的某…     

“人之死”——《词与物》的主旨及其哲学意蕴

"后现代"并非福柯的语汇。批判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主体哲学,是发生于19世纪中叶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福柯在《词与物》中通过"人文科学考古学"预告的"人之死"更是把批判的对象延伸至胡塞尔、萨特的现代主体哲学。无论是先验主体哲学,还是经验主体哲学,只要始于意识并把"人"作为研究对象,都是福柯话语考古学所要加以拒斥的。"人之生死"是"人文科学考古学"所揭示的既作为客体又作为主体的"人"主要在19世纪科学话语中所经历的命运。现代知识型之后并无后现代知识型。通过阐发福柯"人之死"在主体观、历史观、方法论和哲学观四个方面的哲学意蕴,本文坚持一个观点:《词与物》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著作。     

对“贯通”境界的追求——孔、老、庄合论

<正> 一、《论语》:循“礼”、徙“义”而达到“仁”的境界在《论语》中,孔子提出“礼”、“义”、“仁”这三个重要概念,孔子的精神就是追求主体“已”如何通过严格的道德实践而达到心灵的崇高状态,也即在自觉地对“礼”、“义”道德规范(秩序)的遵循之中,实现“仁”的无限境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的这段自白很能     

试论《道德经》中的“私”“欲”观

本文探讨了主体如何摆正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如何对待自己欲望的问题。通过对《道德经》“私”“欲”观的分析，充分地肯定了老子“少私”“寡欲”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面对当今中国经济腾飞与道德滑坡的问题，该文阐论的老子“少私”“寡欲”思想不失为一剂良药     

试读《中庸》

本文试图寻《中庸》文本的内容，逐节读懂它的哲学意义。作者按“自己”与“他者” 的关系，对“天命之谓性”提出了一种看法，把“性”理解为万物（包括人）在宇宙、世界中的“位置”， 是在“他者”的关系中开显出来的“自己”，因而“自己”不受抑象的，“中”和“庸”也都有各自的具体 含义。从这个基本的角度，文章探讨了《中庸》中的“率性”、“忠孝”、“诚”等概念的意思，力求在哲 学理论上有一个贯通的理解。     

“礼仪之争”的由来及历史教训

历史上,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教而采取的尊重中国文化的做法,引起了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传教士的反对,由此爆发了著名的“礼仪之争”。这场争论进行了半个世纪,最后导致了中国清政府的“百年禁教”。其起因主要是： （一）利玛窦传教思想引起的争论“礼仪之争”的导因是从对“尊孔祭祖”和对中国文化中的“天主”与“上帝”等问题的争论开始的。但是,在当时的传教士中,并不是都如利玛窦那样对中国文化习俗给予应有的尊重,且一些人不愿下功夫学习中国文化,又带着欧洲文化至上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及习俗采取轻率否定的态度,对利玛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