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宅兹中国”看西周政治伦理建构及其意义

何尊铭文的“宅兹中国”是目前可知“中国”一词最早的考古实证,印证了先秦文献中的“中国”含义,同时也反映了西周的政治伦理建构。西周的伦理关系已溢出宗法格局,不仅协调宗法体系内部,而且面向各个族群。西周时“中国”一词有地理疆域、王朝正统、文化伦理和华夏共同体的含义。西周的政治伦理以血缘为基础、以周天子为中心、以伦理为纽带、纳夷夏于一体,是协调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的伦理原则和规范体系。西周建构了五个系统的伦理关系,确立了五服之制的治理理念,提出了彝伦攸序的伦理规范。西周的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伦理特质,其整体主义取向和华夏共同体意识对后世大一统的观念具有重要影响,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范导意义。     

家—国伦理公正与“国家”文明形态

中西方文明都建构了以家庭和国家为基本结构的伦理世界,西方“country”文明中伦理世界的命运是“悲怆情愫”,中华“国家”文明的文化条件和伦理精神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不只是家庭精神,也不只是爱国主义,而是身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伦理情怀。“国家”文明创生的家国公正的伦理智慧有日常智慧和“非常”智慧。日常智慧贯穿于人的生活与生命的全程,并通过各种民族节日呈现;“非常”智慧是调节家庭与国家矛盾冲突的伦理智慧,逻辑与历史地展开为两种传统形态,即以“国”为重心的“精忠报国”,以“家”为重心的“亲亲相隐”。家国伦理公正的课题与中华现代文明的百年进程相伴随,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呈现“伦理建构—伦理革命—伦理解放”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进程。现代中华文明依然是“国家”文明,但已经具有新形态,也面临新挑战,必须以伦理公正实现“国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做出新的“中华”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道德责任”学术研讨会暨湘苏粤鲁2017年伦理学年会综述

2017年5月26日至28日,由湖南、江苏、广东和山东四省伦理学会联合主办,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院以及共享思想研究中心承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道德责任”学术研讨会暨湘苏粤鲁伦理学年会在长沙顺利召开.来自湖南省、江苏省、广东省及山东省各高校、科研院所的140余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出席了此次大会.与会者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涵、人类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价值、建构共同体的主要伦理问题等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现实危机的想象性救赎——中国家庭伦理题材影视剧受青睐的文化分析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伦理精神一直贯穿在中国的各种文化形式当中,所以,以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寄寓国家和民族的盛衰兴亡与历史变迁的家庭伦理影视剧,其道德伦理、宗法伦理与政治功利相糅合的叙事主题,与文艺创作者潜意识中接受儒家文化伦理精神的影响密不可分。新时期以来,家庭伦理题材影视剧受到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共同青睐,呈现出日益繁盛的景象。编导们通过展现普通平民的生活形态,揭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道德冲突和文化冲突,挖掘普通人身上所蕴涵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生活观念,既展现了他们身上所闪现的人性光辉,也表达了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及传统文化的维护,是对失落了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现实危机的想象性救赎,是对现实文化怀旧心理的“视野融合”。     

建设美好生活新时代的三重伦理自觉

建设美好生活新时代蕴含着个体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三重伦理自觉。个体性伦理自觉要求“现实的人”是美好生活新时代的建设者和利益的享有者;民族性伦理自觉认识到美好生活新时代并不是在所有民族都能实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建设美好生活新时代提供了制度保障;世界性伦理自觉揭示了在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许多危机和挑战警示人们,各国人民只有团结互助、携手合作,才能共建真正共同体并且共享美好人类未来。这三重伦理自觉,对反思传统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建设美好生活新时代,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体现了现实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个体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意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新时代中国之治的现代性转向的重要目标.解析中国之治的发生学密码,基础层面的五大伦理维度不可忽视:民主集中、聚力筑梦的制度伦理;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本伦理;法、德共治的社会治理伦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伦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解读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意蕴并充分发挥其伦理功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当代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的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持续深刻的变化。这些深刻变化引发了中国乡村家庭伦理的诸多变迁,这包括家庭伦理观念由"简单化一"向"多元共存"转变,家庭伦理关系由"政治本位"向"经济本位"转变,家庭伦理责任由"严格责任"向"宽容责任"转变,家庭道德调控由"行政调控"向"德法兼控"转变等。文章对中国乡村家庭伦理变迁的轨迹和其中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深入剖析,探析了引发变迁的深层社会原因。     

伦理精神与宗教境界

“人伦”是中国伦理的基本概念。然而,传统人伦设计的范型和最高概念是“天伦”。“人伦本于天伦而立”是中国伦理设计的基本原理。“人伦”和“天伦”的内在统一,“人道”和“天道”的合一,才是中国伦理的最后完成,由此形成“天人合一”的伦理精神的最高境界。因此,“天”在中国传统伦理的建构中,不仅是一个有意义的结构,而且是文化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因子,可以说它构成传统伦理体系、中国人的伦理精神结构中的文化“黑洞”。“天”的概念、“天伦”的原理、“天道”观念,体现的是一种宗教境界。它们既为伦理生活提供终极关怀,也为主体的伦理精神提供信仰支撑,更为伦理运作提供超越性的机制。在社会转型与文化冲突的背景下,中国伦理精神建构的重要课题,就是要重新寻找伦理的本位与道德的本体,建立新的伦理坐标和伦理信仰,从而为社会的伦理生活与主体的伦理精神找到新的维系和支撑力量     

普世伦理如何可能

本文是我对同一主题探究的继续：关于建构普世伦理的方法论问题。基于一种“弱伦理模式”或低度普世化的立场,我主张通过由多元文化对话到公共理性共识的文化解释一理性推理之二维平行求证方式,寻求道德共识,从而建构一种低限度的可行的普世伦理。我承认并重视多元宗教作为普世伦理之文化价值资源的重要意义,但质疑任何以宗教作为普世伦理之基础的“强伦理模式”,甚至也不相信通过“弱宗教模式”来建立普世伦理的实际可行性。在文化多元、政治多极和经济利益主体多样化的实际条件下,建立一种“弱伦理模式”的普世伦理是惟一可以合理期待的。     

超越原子主义权利观的“伦理精神”——樊浩教授“伦理精神”系列论著读后

樊浩教授通过对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黑格尔伦理思想的分析,在细致辨析伦理和道德之异同的基础上,建构了内容丰富且具有创新意义的"伦理精神"学术体系。"伦理精神"的本质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伦理精神"现实地存在于家庭和民族这两个基本的伦理实体以及个人与共同体的普遍伦理关系之中。"伦理精神"是对原子主义权利观的超越,它所内蕴的"从实体性出发"的意涵,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处理好复杂的人群共同体伦理关系,培育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道德品性,以克服原子主义迷恋个人权利的道德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