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能—位禄：荀子差等分配原则研究

差等原则是荀子分配正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中国思想史上,荀子明确肯定以礼义为基础的差等分配原则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具体到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分配,荀子特别强调“德能”与“位禄”相挂钩。对于差等分配,荀子首先从“天秩”与“人秩”的维度作了理论层面的可欲性分析,同时又从礼、法、圣王的维度作了现实层面的可行性设计。依荀子,差等分配是一种公平正义的分配方式,只有实行差等分配,方能实现“群居和一”的社会理想。荀子的这一思想主张对于当今社会的资源分配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孔子的发展理念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从民本思想向民主理念的现代转化

社会是由人的的群体构成,所以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古代是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仁”和“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关心人、重视人是孔子和先秦儒家的思想特点。同样“重民”、“利民”、“惠民”也是“人本”或“民本”题中应有之义。但他们承认“民为邦本”,目的是“本固邦宁”,而我们对孔子的发展理念,要从新树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三为原则,这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也是走向现代化的正确路径选择。     

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构建是以“义利之辨”为基础 ,以“富国安民”为中心 ,以“均而安”和“节用”等德政措施为手段 ,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双向目的 ,具有德性主义的性质。     

民本与人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解

学界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释义渐有趋同之势，但仍有分歧。实际上，“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当作“知晓”解，不宜破读。此“知”字之意涵和《墨子·经上》对“知”的定义相同，在与“民可使由之”相对立的语境中，“不可使知之”句中的“知”含有采取强力手段或空洞说教使人知晓的含义。“民可使由之”句肯定了民智足以知“道”、人性之向善，“不可使知之”句若含有“民愚”之义，则与之矛盾。因此，此章反映了孔子基于民智与人性的深刻治国思想，与孔子的民本思想一以贯之，既无“民愚”背景，也无“愚民”思想。     

孔子与柏拉图治国思想之比较互鉴

轴心时代让人类拥有了精神觉醒的意识,并开始了理想治理模式的探索。孔子与柏拉图是分别屹立于东西方的思想巨人,在治国理政方面都阐发过系统精湛且意义深远的论述。孔子以杰出的历史理性,将以修己为本、安百姓为旨归的仁学之道导入体现尊尊之制的君臣父子伦理关系之中,确立了以道德与政治的高度统一来治平天下的德治路径。柏拉图则以卓越的逻辑理性,运用正义与善的理念构建了三个等级各司其职、互不僭越的理想城邦治理模式。通过较为深入的比较互鉴,可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的治国理政提供思想资源。     

伊藤仁斋的“同民之好恶”论

本文以"同民之好恶"为关键词,探讨日本古学派的伊藤仁斋的王道论。仁斋之王道论大致以孟子政治思想为准,即便他也承认"民之好恶"并非绝对正确,也坚持以"同民之好恶"为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对此,传统中国儒学思想认为,既然民之好恶未必符合儒家之道德标准,那么以"民之好恶"为政治之基础的想法就不足为据。其次,尧舜依从"民之好恶"而崇拜鬼神,而孔子意识到鬼神之危害,所以教导民众从于义理而远于鬼神,故仁斋盛赞孔子"贤于尧舜远矣",但孔子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不正之"俗"时,却经常表现出"从俗"之姿态,仁斋所描绘的孔子与世俗之关系,实际上与仁斋自身与世俗之关系存在着很大的重合。     

民本思想的伦理悖论

民本思想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部存在着一些伦理价值的悖论,主要表现为道德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德性与利欲的冲突、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对立统一以及君民关系的和谐与紧张。民本思想发展和完善的动力正是这些矛盾构成的内在张力。     

孔子的政治理想与现实主张纵议

８０年代初，针对“文革”中全面否定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教授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重新评价孔子；他进而认为，在孔子诸多有价值的思想中，其大同理想和建造小康社会的具体主张更值得深入研究。在他所著《孔子评传》一书中，讲到孔子政治思想时，就专门将《礼记·礼运》篇的“天下为公”与《论语》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思想、将《礼运》篇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与《论语》中“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提法相比较，郑重指出两者间存在一脉相承的联系。近年来，学术界又陆续整理出版了…     

开放的正义域、否定性标准与个人自由——哈耶克的正义观析论

哈耶克主张规则正义,反对结果正义,反对假“社会正义”之名行“分配正义”之实,进而导向平均分配的泥沼。正义的作用仅在于它为个人行动提供了否定性价值标准。正义只能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而不能指示人们必须做什么,特别是它不能成为人类认识未知领域的行动准则,这就在逻辑上为个人自由行动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正义域。他反对把正义作为行为的价值观念,因为对个体行为的正义性施以道德判断会束缚人的自由。     

《明夷待访录》的近代“误读”与“新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

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表达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强调万民地位为特征的“新民本”思想 ,曾一度被视为西方“民权”思想的同义语而成为了“民主”观念输入中国的介质和桥梁。这是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误读”现象。“新民本”思想是明清之际形成的一种政治理念和社会思潮 ,是在传统民本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介于传统政治与近代民主政治之间的中间形态。与旧民本思想产生于呼唤君主专制制度以平息动荡和战乱的春秋战国时代不同 ,新民本思想形成于君主专制制度走向衰落并带来国破家亡的明清之交。如果说传统的民本…     

楚竹书《民之父母》思想源流探论

竹书《民之父母》的中心主题,是关于统治者如何以“超越”的境界和方式治民平天下,成为“理想”之“民之父母”的论述,是儒家学说中以“《诗》教”的形式,宣扬儒家“崇高”道德伦理的代表作。分析可见,《民之父母》所反映的主体思想,与《论语》所体现的孔子学说有较大的差异,而与子思、孟子学说有更多的联系和相近之处。《民之父母》的成篇,当在与《孟子》和竹书《五行》等差相同时的战国中期,其间思想内容上的联系亦可说明。     

孔子民本思想的返本开新

"民为邦本"的思想,是三代治国理政的经验传统,孔子的民本思想就是对这一治政思想和实践经验的返本开新。它以安民固邦为目的,以敬民、信民、宽民为指南,以养民为实务。养民的根本方式是富民和教民:富民是富国的基础,以藏富于民为旨归,必须以"养民也惠"为准则,根本举措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敛从其薄"和"使民以时";教民就是育民德,必须以"使民也义"为准则,基本任务是训练民"敬""忠""信""义"。富民和教民并举所达及的实效,就是"民归其厚"。     

分配正义的三个前提性条件——罗尔斯、哈耶克与诺齐克的启示

现代意义的分配正义要求某些资源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通过国家强制手段进行再分配,以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一定水平的物质待遇。此种分配正义的成立,必须满足三个前提性条件:第一,分配之客观基础是可能的:分配作为一种统一设计的制度性安排是可行的;第二,分配之道德基础是可能的:     

也论孟子民本思想的渊源形成

也论孟子民本思想的渊源形成刘玉明先秦,凡称得上政治家、思想家或军事家的,无不关注民的问题。但“民本”之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思想理论,提得最高、最响亮,旗帜最鲜明,并且也最完善、最具民主性色彩的当属孟子。当然,在孔子所创仁学中,人与民的问题已被置于核心的...     

试论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与困境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论域,西周初年已大体成型,经先秦诸子的理论阐发,一直到清末,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政治实践中一直有着重大影响。民本思想的内涵是:民是注重民生的有德之君获得国家政权(天命)并且维护统治的根本力量。它包涵着一种内在的困境,表现为民本与君本的冲突,其实质是民作为目的性存在和工具性存在之间的冲突。造成这种困境和形成这种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传统民本思想并没有把民当作真正的政治主体。这是由王权和君主专制制度决定了的。明清之际和清末一些思想家对君主专制作了激烈的批评。中华民国建立后,于"民生"之外更讲求"民权",才使传统民本思想开始摆脱困境,为真正实现自身准备了思想与制度条件。当前我国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其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希望克服传统民本思想的内在困境,以真正实现民主。     

对中国文化民本思想的再认识

重新辨析和评价中国文化的民本思想,其要有五点:一、崇尚道德、以民为本是儒家文化的"常道",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二、在儒家文化中"天民一致",在民意之上并无更高的所谓"天道合法性"。三、"以民为本"就是以人民为国家、社会的价值主体,在儒家文化中民本主义高于王权主义。四、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君主制结合在一起,因此,民本并非近现代意义的民主。五、从民本走向民主,符合中国文化近现代转型的逻辑,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应是"以民本和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当代分配正义理论的三重超越

分配正义理论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性的热点话题。与其他国家地区一样,我国在分配正义理论上取得巨大进展,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作为基本的正义原则逐渐成为普遍接受的价值共识。纵观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经济思想演进历程,这一正义共识的达成实际经历了三重超越:正义观念从效率优先转变为公平正义、分配原则从应得正义过渡到平等正义、目标诉求从功利效用提升为人的发展。这些思想成果的取得,既是海内外学术思想相互激荡的产物,更是中国学者直面国内正义实践而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     

从道德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换——梁启超《新民说》审视

梁启超《新民说》是对以《大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新民”思想的改造和发展。他以民权、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公德”代替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私德” ,用中西文化中的优秀道德传统构建新国民 ,实现了从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旧道德向以权利为本位的新道德的转换 ,“旧国民”向“新国民”的转换。     

近代中国民本思想演变的机缘和桥梁——以王韬为例的思想史解读

近代中国独特的时代环境和机缘促使王韬一辈人由西方国家的富强和议院制度联想到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核心观念主要包括重视民意的观念、立君为民的观念和政在养民的观念。而王韬等人关于民的观念主要包括重视民生、民意,重视教民和人才的培养,提出君民上下相通的制度保障即议院等,从而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使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王韬认为君民同心、上下一体是国家富强的根源,并为实现君民上下一体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议院制度,从而为后期思想家提出民权的思想架起了一道牢固的桥梁。     

论“殷周之变”与早期人文主义的缘起

一般认为,商周天命观之变革在于周人以道德之天、伦理之天取代殷商的命定之天与前伦理之天,从而确立了“明德慎罚”“敬天保民”的德治传统,表现出“人道主义”“人文精神”或者“道德人文主义”的特征。但事实上,“以德受命”“为政以德”可能是源自殷商的一贯传统,而非周人的创造。周人的贡献在于,否定任何氏族、王朝与天“有亲”的观念,将“德”作为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周人的天命观总体上呈现如上倾向,但并不意味着此后理性精神的高歌猛进与绝对胜利:一方面,道德性成为天命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西周的天命观仍带有“不完全理性”的成分,与天道“有亲”的观念通过其变形依然得以留存,甚至对春秋末期孔子的天命思想犹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