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经权相济"的道德模式

经权关系是整个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主要是说明在异常的情况下 ,如何采取变通的方式以坚持伦理原则的问题。经权关系具有复杂性与流变性 ,其基本特征是“经常权变”。处理经权关系的根本原则是“经主权从” ,其行为模式是“经权相济”。这是儒家的真精神 ,值得后人重视。     

试论苏舆对董、何“三正”说的批评与诠释

《春秋公羊传》通过“通三统”例,以“存三正”的方式处理王朝更迭后新王与旧王间的关系,用“存二王后”的形式保留前朝社稷、服色,籍此展现“尊先王”之意。清末学者苏舆通过分疏两位汉代《公羊》学先师董仲舒、何休对“以《春秋》当新王”一旨的不同诠释,以及“亲周”与“新周”的异文,成功地构建了董仲舒与何休对“三统”诠释的两处矛盾,并以《春秋》“只改正朔而不易王统”为基点,凭借将商、周、汉通为三统的理论构建,批驳了何休以降的今文学家所认同的《春秋》“黜周王鲁”说,否定了康有为本诸“通三统”例而构建的“改制”之论。但苏舆对董仲舒“统三正”说的诠释完全建立在对何休“通三统”论的批驳上,带有强烈的学术及政治主观性,亦未必董氏学之本意。     

董仲舒哲学与《公羊传》

董仲舒哲学与《公羊传》周桂钿近日读到《管子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２期上发表的金德建的文章《〈公羊传〉述作当在董仲舒辨》,颇受启发。该文主要观点是,《公羊传》是董仲舒的述作,否定徐彦所引《戴宏序》的说法：即《公羊传》由子夏传五代到公羊寿,然后由公羊寿和胡毋...     

再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义促利 ——与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商榷

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在《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一文中关于儒家伦理的表述前后有矛盾,以情感主义道义论概括儒家伦理和以情感主义功利论概括休谟、斯密也有失偏颇,因此,该文通过"四大道德学派"之间的相互比较说明的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及通过"中西伦理再比较"(以儒家伦理代表中国伦理)得出的中西方伦理之间呈现"互补格局"的结论,也有失误。事实上,道德理论的总原则是以义致利或以义促利,道德理论层次结构应为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理性主义道义论→功利论。该文概括的"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功利论、道义论",应该被浓缩为儒家、休谟、斯密代表的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康德代表的理性主义道义论和边沁、密尔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功利论。     

公羊历史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本文对《公羊传》别树一帜的“三世说”历史哲学及其戏剧性命运,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认为:《春秋经》中寄托着孔子政治理想、寓含褒贬的“大义”,是公羊历史哲学的源头。《公羊传》则形成了一套具有政治性、交易性、可比附性特点的“三世说”。西汉董仲舒加以发展,并与政治相结合,使公羊学大显于时。东汉末何休对公羊家法作了总结,将三世说与“据乱——升平——太平”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相结合。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对公羊历史哲学进行了革命性改造,为它注入了近代的内容,戊戌维新时期,公羊学与资产阶级思想相结合,成为维新派的理论纲领,而且是近代文化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内在基础。     

论先秦儒家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经权智慧——中西比较的视域

道德两难是中西思想传统都曾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道德两难的情况可以分为虚假的、弱的、强的三类。先秦儒家创造了高明的经权思想,并以之应对道德两难。如《春秋公羊传》提出了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三大法则,包括权衡法与两全法。中国传统的仁义冲突是"强的道德两难",是先秦儒学着重思考和巧妙应对的难题。道德两难的解决有时必须以当事人的毁灭为代价。通过与康德伦理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伦理学以及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等的初步比较,先秦儒家经权思想在对付和解决道德两难问题上的独特性或优越性得以凸显。     

“间距化”——论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

“间距化”的基本内容有四:(一)《春秋》之辞字面义与本质义以及《春秋》之义的“间距化”;(二)《春秋》所记之事与事实真相的“间距化”;(三)《春秋》之常辞、常义与变辞、变义的“间距化”;(四)《公羊传》解释的意义与《春秋》之义的“间距化”。“间距化”形成了《春秋》之微的主要特征;是理解的障碍和误解的原因,构成了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的根据;“间距化”为董仲舒发挥主观思想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     

儒家义利之辨新探

<正>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价历史上的“儒家义利之辨”时,总是将其视作“割裂义利关系”,“挑起义利问题的争论”,“宣扬重义轻利的道义论”。笔者认为,这些论断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其实,儒家义利之辨,既不曾割裂义利关系亦不曾混同义利关系,恰恰是对这种割裂或混同的克服。义利之辨不同于义利之辩,它所指向的既非重义轻利的道义论亦非重利轻义的功利论,只能是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义利并重论。     

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思想渊源

据史书记载,董仲舒所治《春秋》是公羊学。《公羊传》应是一位姓公羊的经师在其以前传经学者的基础上综合成书的,大概形成于战国末年。就孔子弟子看,子夏与《春秋》的关系最为密切。子夏之后,孟子、荀子对《春秋》重"义"的思想都有论述,而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最重视此种思想,因此,孟子、荀子思想对公羊学也有重要影响。此外,齐学对公羊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形成。     

道义与结果在道德生活中如何统一——经权观与儒家规范伦理思想的性质

"经"和"权"的学说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在道德生活中将具有共识性的道德准则与具体的生活情境结合起来的态度和努力。在儒家的经权观中,"经"体现了儒家规范伦理思想的道义论、动机论的特征,"权"则体现了对功利和效果的认同。儒家的经权观反映了其伦理思想以道义论为主、结果论为辅的特征,以及对人事的关怀和在道德准则的普遍性问题上的基本倾向。     

道家心性论研究

蒙文通曾说 :“儒家心性之论 ,亦以兼取道家而益精” (《蒙文通文集》第 1卷 ,第 2 5 6页 ) ,提示了儒、道两家于心性之论相互切磋的深刻关系。但是 ,我们在泛滥于儒家心性论的同时 ,反倒昧于道家心性论的形态和特征 ,似乎心性哲学只是儒家的“独门功夫”。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道家心性论 ,描摹它的理论形态和特征 ,并检讨它与儒家心性论、道教心性学间的复杂关系。一、自然本性细检《老子》和《庄子》内篇 ,独无“性”字 ,那么我们何以谈论道家关于性的理论呢 ?我们当然不能根据早期道家文献中没有“性”字而断言它没有关于心性的概念和理论…     

《春秋》“序辞”的微言大义——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诠释

《公羊传》是解释《春秋》之作,是春秋公羊学的开端。《公羊传》以义传经,主要通过书法或笔法,以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书法”,即《春秋》记事的一般法则,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书与不书、称谓、用词、时月日录、地录等方面,其基本特征是曲折深微。“序辞”,即辞序或词序,是词在词组或句子结构中的先后顺序。《公羊传》认为,序辞是《春秋》书法之一,有微言大义。董仲舒是西汉公羊学的大师,在解释《春秋》《公羊传》时,一方面明确地概括出“序辞”的观念,且把序辞作为《春秋》正名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继承《公羊传》的基础上推见至隐,曲折幽深地阐释序辞的微言大义;再一方面,通过《春秋》序辞的书法而创造性地建构出天人之道,所谓“天之道,有序而时”。公羊学家所阐释序辞的意义即微言大义,与序辞的通常意义即常言常义有重大的间距,这有利于公羊学家发挥其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     

汉宋经权观比较析论——兼谈朱陈之辩

儒家之经权观念起源甚早,先秦儒家主要是在道德意义上讲经权."经""权"二字并用出自<春秋公羊传>,其中"权反乎经"的观念影响深远,但后代儒者对此观念削头去尾,由此就形成了"权反乎经"的双重面貌.宋代理学家扬弃了以前的经权观,以朱熹为集大成者,形成了将经、权统一于道之下的经权观,而所涉及的领域也从道德扩展到了对政治与历史...     

论儒家的王道精神 —— —以孔孟为中心

儒家的王道论,体现了一种“道义至上”的精神.孔孟区分“王”、“霸”,既强调二者在内在价值原则层面上的根本区别,亦特别注重二者在惠及社会及其功业成就层面所存在的意义相关性和重叠性.儒家强调,作为伦理共同体的最高原则,必须是“仁义”或道义,而绝不能是“利”.唯以道义为终极目的和最高原则,功利事功乃能被点化、升华而使真正作为“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从而构成为“王道”的本真内涵和内在要素.儒家的王道论可以概括为一种在道义原则基础上的道义-功利一体论.在国际关系原则方面,儒家的王道论特别强调天道、天意、仁心、民心、民意、民情之内在一致性,突出了道义至上原则的超越性意义.这种王道精神,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董仲舒儒教建构中的类比思维与世界图式

董仲舒运用类比思维建构儒教,该思维贯穿于他对天人、古今关系与阴阳五行世界图式的论述中。董仲舒认为天是人的曾祖父,首次提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重要观念。他主张灾异乃天意之呈现,并把《春秋》灾异与当时灾异对比阐释,进行政治实践。基于天人相类与灾异,董仲舒强调天与人均具有儒家的核心价值之仁,这是他建构儒教的重要标志。董仲舒借用阴阳五行世界图式来论说天意天志,为其儒教提供自然主义与阴阳分类认知模式的理论说明。西汉象数易学家继承并完善了董仲舒的阴阳五行世界图式,并运用类比思维论述灾异,这反映董仲舒对两汉思想家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的强力塑造与深刻影响。董仲舒的类比思维来源于《周易》的意象与类比思维。阴阳八卦“通神明”与“类万物”的双重功能是集宗教、自然与政治三位一体经学思想体系得以确立的深层原因。     

原则与美德之后：儒家伦理中的“专注”与“动机移位”

“专注”和“动机移位”由关怀伦理学家诺丁斯提出。“专注”指的是关怀者全神贯注于被关怀者的伦理关系;“动机移位”指的是因关怀者将自己的行为动机转移到被关怀者身上而产生关怀关系。当关怀者专注于被关怀者,且两者的动机达成一致时即能产生适当的道德判断。以道义论、美德论等西方伦理定位儒家伦理往往产生困难,因为儒家伦理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需要综合评估动机、结果等因素,不能由单一条件决定儒家伦理系统。然而,关怀伦理学的专注和动机移位却足以说明儒家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考虑的复杂因素,由此可以形成有别于以往的儒家伦理系统。     

《易传》的宇宙本体论哲学——宋明理学本体论的滥觞

为了弥补先秦儒家思想体系在哲学形上学方面的缺失,健全与完善儒家的哲学结构,《易传》立足于儒家学术立场,通过对诸子百家哲学理论成果的承继与开新,创辟了先秦时期最为博大精深的宇宙本体论哲学。这既完成了先秦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同时为后世儒家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本体论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架构与思想源泉,对整个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的演进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从本根论、元气论、易道论、道器论四个方面,阐述了《易传》的宇宙本体论哲学体系。     

儒家之“义”是“杀”吗——与庞朴同志商榷

<正> 最近,细读庞朴同志的《儒家辩证法研究》一书,深感庞朴同志治学严谨、见地独到,很受启发,受益非浅。不过,在细读之后,有一点问题尚未弄通,作为疑点提出,向庞朴同志请教。庞朴同志在《儒家辩证法研究》中认为:儒家仁义中的“义”字本作“宜”,“宜之本义为杀”,所以,儒家的“义”,“说到底,也就是宜即杀了”。进而认为,仁义并举,是孟子的发明,儒家的仁义也象德刑一样,是对立统一的一对范畴。并认为董仲舒在解释仁义及其关系     

儒家仕观中的“穷达”之辨

儒家"仕"观里,有一"穷达"之辨。通过此辨,儒家阐发了一种特定的道义论情怀。儒家有比较彻底的理论,孟子为其提供了最为经典的道义论意义"廓清"。儒家为仕途设计了一系列如何处穷达变化的为官之德,在儒家的思想里达到了某种"共识"。儒家和道家有各自的"穷达"观,但是也有共通性即道义的价值取向。以"隐士"为例似乎显示出儒家和道家在出仕问题上,又有着"共通性"和"差异性"倾向。     

董仲舒思想的易学底蕴

汉代儒家领军人物董仲舒的主要哲学著作《春秋繁露》蕴含着深厚的易学功底,其哲学基本上是《易经》的阴阳学说的引申,主要体现在:一、“阳尊阴卑”的阴阳观,二、感应论,三、“天地人”三才之道与法天及“与时偕行”的思想,四、“见微知著”的发展规律论,五、“神道设教”与灾异谴告说的内在联系。董子对于易学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更具有自觉与圆融的特点,从而使自身的思想与传统易学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