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哲学中以庄融儒的特色

与其他魏晋玄学家一样,郭象当时所面对的问题也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因此,他通过解决这个矛盾来建立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在解决这个矛盾时融合了一些儒家思想。郭象通过三个方面来解决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在境界观上,郭象提出“神人即圣人”思想来融合道家的神人和儒家的圣人两种不同的理想人格;在人性论上,郭象认为“仁义即性”,一方面说明仁义即是人的本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从人的本性中自然能够引发出人的仁义道德,从而把儒家的性善论和道家的素朴论融合起来;在政治思想上,郭象通过重新解释道家的“无为”思想来解决儒家“有为”和道家“无为”两种不同政治主张的矛盾。他认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任万物之自性。通过融合儒家思想,郭象对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作出了自己的解决。     

论“化解矛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这说明,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在正视矛盾存在的普遍性、肯定矛盾运动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之重要意义的同时,已经把“化解矛盾”视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处理社会矛盾的一种主要方式。由此,究竟什么是“化解矛盾”,为什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把“化解矛盾”作为处理社会矛盾的一种主…     

试论辩证逻辑的对立同一思维律

一、对立同一律是辩证思维的根本规律 对立同一律是辩证逻辑的最根本的思维规律。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4、281页。重点是引者加的)     

道教咒术中的主客体思想

咒术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很早就已经出现 ,如《尚书·无逸》中便有 :“民否则厥心违怨 ,否则厥口诅祝”的记载。咒术的出现源于主客体的分化及其矛盾的发展。道教咒术的产生 ,一方面也是利用咒语这种特殊的语言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主客体矛盾 ;另一方面 ,道教重“道” ,追求与道同体。在道教看来 ,人是从“道”分化而来。《太上老君内观经》云 :“天地媾精 ,阴阳布化 ,万物以生 ,承其宿业 ,分灵道一 ,父母和合 ,人受其生。”① 道是绝对的存在 ,没有主客体之分。人若与道同体 ,也没有主客体矛盾 ,但人得生而不能 :“尊其气、贵其形、宝…     

从售货工作看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一毛主席教导我们:“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要作好任何工作,就必须善于不断揭露矛盾和正确解决矛盾。售货工作中也存在着种种矛盾,我通过《矛盾论》的学习,初步分析了这些矛盾,摸出了一些规律,从而大大地改进了工作。当我刚开始学习《矛盾论》时,曾经简单地认为,售货过程中存在着的只是买和卖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想法使     

麦金太尔解决休谟伦理难题的贡献与困惑

麦金太尔《德性之后》的一个重要意义,是试图解决休谟伦理难题,即“是”与“应该”的矛盾。本文对此作一个初步的分析,力图证明麦金尔在这个方面的贡献对及存在的不足。     

鲍曼的后现代伦理学批判视角

鲍曼以一种批判的视角和独特的方式 ,审视现代性的伦理问题。他的后现代伦理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之“后”,还是一种对现代伦理反思意义之“后”,更是一种理论超越意义之“后”。他的《后现代伦理学》揭示了现代伦理自身的矛盾 ,指出并非可以通过在其基础之上的“织补”而解决的。启发人们深入审视现实的道德迷宫 ,开启新的思维建设天地。     

“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不恰当的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针对有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而讲的,并没有把这两对矛盾概括为一个什么概念。后来我们在许多文章中,把这两对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这个概括是否恰当呢?它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1、我们知道,这两对矛盾包括了社会上绝大多数矛盾(阶级矛盾是体现在生产关     

谈韩非《解老》中两个有争论的问题

《韩非子》中的《解老》篇有两个问题曾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一是《解老》开头几段文字对仁义礼智等儒家思想的评论,与韩非反儒的思想是否存在矛盾;二是在“工人数变业……”一节说“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与韩非“法与时转则治”的变法主张是否抵牾。有不少学者把这两个问题归结为《解老》同韩非思想体系的矛盾,主张把《解老》从韩非作品中分离出来;也有学者认为《解老》实际上是“以儒解老”。由于这两个问题既关系到韩非的基本思想,又涉及到《解老》的真伪,所以有必要提出来予以讨论。     

谈“一个辩证命题的形式化”

刘永川同志的《一个辩证命题的形式化》(简称《化》文,载《哲学研究》1981年第6期),对我的《“矛盾”命题的无矛盾形式》(简称《矛》文,载《哲学研究》1981年第1期)进行商榷。《矛》、《化》二文均以将辩证命题“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Ω)”形式化为宗旨。围绕此宗     

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苏共27大通过的新党纲草案中说:“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矛盾进行科学分析,提出解决这些矛盾的合理建议,进行可靠的经济和社会预测,是社会科学当前发展阶段的紧迫任务。”(《苏共27大资料汇编》莫斯科1986年第168页)这里指出,社会科学工作者应集中精力研究和全面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同上)。我们援引这一论断,旨在更清楚地指出当前形势: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一家刊物主动挑     

矛盾的物质基础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

在1958年4月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的矛盾问题会议上,当时还在莫斯科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任职的柯尔曼,以“矛盾的物质基础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为题作了报告,阉割革命辩证法的核心——矛盾原理。他认为,宇宙万物的“根本矛盾是时间和空间之间的矛盾”,即“时间的不可逆性空间的可逆性之间的矛盾”。他同意沙夫的观点,认为:恩格斯关于机械运动的论断,即“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某一个地方又不在某一个地方”,是“违背了矛盾律”,是“错误的”,应该改为“物体在同一瞬间在同一个地方经过并且静止”。他说,他之所以公开指出恩格斯的这个“错误”,是因为他“在国外跟唯心主义者进行过不少论战”,他们“至今都死抓住这个错误”。他这两个论点,在会议上受到一些人(伊林科夫、库塔索夫)的批评,而且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也没有发表他的报告。1959年,柯尔曼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同年,捷克斯洛伐克《哲学杂志》第3期发表了他这篇报告。他的文章博得了反共哲学家们的重视与喝采。鲍亨斯基主编的《苏维埃学》第4期(1960年),即劳伯考维编的《苏维埃哲学中的矛盾原理》中,译载了柯尔曼的这篇文章。劳伯考维奇说:柯尔曼是“长期以来就已经拒绝使实证科学屈服于‘哲学的’教条之下的苏维埃哲学家”,“在他的报告中引人注目的,首先是一种强烈的函数主义倾向,其次是对西方学者的异常肯定的评价”(《苏维埃学》第4期“引言”)。西什科夫说:“他在1958年4月莫斯科举行的矛盾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一定以其对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分析批判而发生了影响。如果说在苏联学术界关于矛盾原理的看法现在完全是另外一种看法,……那末,这绝大部分要归功于象柯尔曼、沙夫……这样一些独立的思想家的批判工作”(西德《哲学研究杂志》1962年第4期)。修正主义者受到了反主义者如此热烈的赞扬!     

也谈逻辑矛盾

赵总宽同志《略论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的问题》一文,对一些问题的分析是深刻的、有益的,但其中个别观点,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这篇文章说:“在传统的形式逻辑中,所谓逻辑矛盾是指违反形式逻辑的矛盾律而出现在思维过程中的思想矛盾,”“思维过程中     

几点质疑——与李志红同志商榷

读了李志红同志的《试论“结构矛盾”与“非结构矛盾”》(《国内哲学动态》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以下简称李文),颇受启发。但有几点不解之处,提出来与李志红同志商榷。一、从李文的标题和文中均可看出,这两类矛盾是两个“矛盾概念”(形式逻辑),那么,任何一个矛盾在这两类矛盾的归属上,只能是非此及彼,而不能是亦此亦彼或非此非彼。而李文又认为,非结构矛盾是“事物自身肯定与否定方面”的矛盾,结构矛盾的诸方面     

张载“仇必和而解”命题新评

北宋哲学家张载说:“是本之虚则湛,本无形,盛而生,则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仇必和而解”命题见于此。许多教科书和论著历来都认为,这个命题是主张“矛盾调和”的形而上学,是“害怕矛盾”、“害怕斗争”的地主阶级思想。广东民族学院肖景阳和四川大学刘扬贵,在各自的稿子中重新评价了这一命题,认为这是建立在元气本体论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辩证法命题。肖景阳首先辨明“仇”与“和”的词义。“仇”不应解为“仇敌”之“仇”,应解作“同伴”或“配偶”。如诗经《周南·兔窅》有“公侯好仇”句;曹植《浮萍篇》亦云:     

细菌感染性疾病中的对立统一规律与Quorum Sensing系统

引起人类细菌性感染的病原菌可以分为条件致病菌和非条件致病菌,不同性质的细菌引起的感染决定了感染矛盾的特殊性,对于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抗生素的发明和使用为人类控制感染性疾病的同时,这种单纯的“对抗”的解决方法也引出了一些新的矛盾。因此,细菌感染矛盾的特殊性决定我们不能采用千篇一律的“对抗斗争”形式,而必须寻求一种特殊的解决方式。对QS系统的研究发现在细菌表现致病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QS系统减弱细菌的致病性而不杀死细菌的“抗致病性药物”来治疗感染成为一种新的抗感染思路,这种“抗致病性”概念使我们抗感染的态度从与细菌“对抗”转变为“共生”,因而QS系统可以为这种特殊矛盾提供一个合理的解决方式。     

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及解决方式变化的哲学思考

从实践方面考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解决方式变化的过程,据此探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思想上的关系,可以视为理论探讨的现实延伸。一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建设进程中的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三个阶段: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公平和效率的矛盾。1.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过渡时期来说,这个论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但从…     

试论先秦儒家中庸范畴的哲理化

孔子首先将“中”庸”并用,作为“至德”的伦理范畴,体现为坚守中正的原则,不断调和与“礼”相异的矛盾,达到“和”。《中庸》在此基础上,要求“尽合乎中”,强调“固执”,忽视变通。孟子以“权”“义”为中心范畴,强调坚持圣人之道——“义”,但要有“权”——灵活性与合理性,却忽视了差异性,难以体现诸矛盾的和谐和平衡。《荀子》以“礼义”为中心范畴,基于“性恶”强调“分”“别”,追求“兼”“一”。他强调“以分求一”、“从别到兼”,礼义统摄下的差异性的“各得其宜”,从而达到“万举不过”。《易传》的中庸观是在《荀子》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他的基本内容是:一、贯穿于“穷变通久”的“位”;二、调和于“分阴分阳”的“中”;三、警惕于“否极泰来”的“时”。由孔子、《中庸》而孟子而《荀子》而《易传》,结束了先秦儒家中庸观哲理化的历史进程。     

一个辩证命题的形式化

《哲学研究》1981年第1期上发表了林邦瑾同志的《“矛盾”命题的无矛盾形式》一文,其中第二部分试图把命题“运动着的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同一地方又不在同一地方”形式化。但这个形式化依据于一点,即是否当m趋近于无穷时,区间[Sm,S′_m]和[S_m,S(m+1)]可以看成同一地方;这种看法是值得商     

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的原则和思路

农民工收入偏低是解决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第一难题”,接受或默认这一不合理的现实,实行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差别待遇”,不仅产生许多弊端和矛盾,也缺少法理基础。应当在严格执行《劳动法》,规范企业内部分配行为基础上,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切实解决农民工收入偏低、不同工同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