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坏与重建——论春秋时期的礼学

崩坏与重建——论春秋时期的礼学杨庆中春秋时期，中国社会经历着又一次大变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旧的社会体制不断受到冲击。旧有的礼制在某些方面已显得不适应，而与之相适应的新礼制又尚未建立起来。不少思想家把这个时期称作“礼坏乐崩”的...     

论礼学脉络与礼学史分期

从远古殷商以"致敬鬼神"为核心的宗教之礼,到西周以"人文道德"为核心的制度之礼,周公"制礼作乐"是一大关键;从西周以"人文道德"为核心的制度之礼,到东周以"礼缘情而作"为核心的观念之礼,孔子"克己复礼"是一大关键。西周"制礼作乐",实现从天道到人道的转折,直接扭转中国文化走向;东周礼乐思想,实现"礼"的学术化,深刻影响中国学术史与思想史。礼学在先秦即已实现关键性变革,由秦汉迄于清代,皆循其轨而有所发展。秦汉至隋唐礼学之主体特征是体制礼学,宋明时期礼学之主体特征是心性礼学,清代礼学之主体特征是全面整合。     

孔子的礼学体系——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

<正> 自孔子成为宗法礼学祖师以后,墨家墨子、道家老庄、农家许行与前期法家,都先后起来反对宗法礼学。墨子是积极地反对宗法礼学的,老庄是消极地否定所有宗法礼学的存在的,许行更是反对宗法礼教中居于主要地位的君臣民的不平等。前期法家坚决主张法治,反对礼治;后期法家韩非师事荀况,是在批判儒家中继承其“三顺”思想的。所以如说春秋战国时代是围绕儒家礼学来展开争鸣的,也不会远离历史事实。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鲁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独备有周礼。孔     

孔子与“礼”

“礼”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准则 ,近似于不成文法与道德伦理精神的综合 ,有着明显特点。孔子认为“礼”并不是永恒不变的。面对着时代的变革 ,孔子在继承和总结前代遗产的基础上 ,对“礼”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 ,他把传统的“礼”纳入到他所构筑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之中 ,使之成为他所倡导的社会原则和社会理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第二 ,在此基础上 ,他把“礼”与“仁”结合起来而赋予“礼”新的内涵。第三 ,在政治上 ,孔子把“礼”与“德”联系起来 ,特别强调“礼”与“刑”的对立。第四 ,在“礼”的社会作用上 ,孔子更强调其协调社会关系的目的。孔子对“礼”的内涵的补充和发展 ,对维护社会的稳定是有积极意义的     

论老子礼学思想

本文认为老子具有丰富的礼学知识,堪称礼学大师,但他又反对礼制,文章对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作了辨析,并探讨了老子反对礼制的原因.最后,文章还讨论了老子礼学思想对后世的两种不同影响以及对今人的启示意义.     

儒家实践智慧的礼学演绎——论朱子的礼学实践观

儒家礼学有着较强的实践性,朱熹出于应对佛老的挑战和纠正当时学界重空谈义理而轻道德实践的流弊的需要,更为强调儒礼的实践特质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实践。在朱熹看来,因人之情的情感原则与经权相济的辩证智慧,是儒家礼学在生活实践中得以有效运用的方法论基础。其中,敬与礼宜从厚是其情感原则的基本内容,时与中则是构成经权相济原则的核心要素。朱子对礼的实践性特质的重视和对礼学实践原则的讨论,为儒家的实践智慧提供了一个情理并重的理论样本。     

论船山礼学的美德向度与实现路径

船山礼学超越了规范伦理学的视界,实现了从规范伦理学向美德伦理学向度的超越,单一规范伦理视角建构礼学具有局限性,船山主张在规范之礼的基础上建构美德之礼,超越规范向度达到美德向度。船山礼学超越了规范伦理向度,建构了美德伦理向度的礼学,实现了规范之礼和美德之礼的贯通,贯通途径是礼用,礼用实现美德、赢得美誉、塑造美德人格。船山礼学美德视界的建立使其伦理思想具有启蒙的性质。     

《孔子诗论》与春秋时期诗学观念之比较

把《孔子诗论》同《左传》、《国语》所反映的诗学观念相比较,二者有三个相同之处:对诗的本质的认识和对风、雅、颂的认识是一致的;都采用“断章取义”的解诗方法;乃至对一些具体作品的解释也是一致的。这表明春秋时期的解《诗》用《诗》之风,不但是《诗论》产生的土壤,也给其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同时二者又有三个不同之处,即点滴论述和自成体系的不同;断章取义和评论篇旨的不同;大、小雅并重和国风、小雅并重的不同。这表明《诗论》是在更高的水平上评论作品,是对春秋时期诗学思想的重大超越。     

慧远与东晋礼学

东晋高僧慧远学兼道、儒、释三教,对礼学、玄学颇有造诣。这样的学术背景,对慧远弘赞佛法,并取得士大夫阶层的理解与支持极为有利。其生活于东晋时期,正是佛教开始中国化的重要阶段。所谓中国化,就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向儒道理论靠拢。这里的靠拢,就是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在不改变根本教义的前提下如何进行调整,就成为一个关乎中国佛教存亡的大问题。慧远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哲学·礼学·诗学--谈《性情论》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

上博简<孔子诗论>是一部具有丰富哲学和礼学内容的<诗>学著作,作者一方面以子思学派的性情学说论<诗>,大力张扬诗歌的性情,继承并发展了<尚书·尧典>的"诗言志"思想,以性情作为诗歌"言志"的内涵,使儒家诗歌理论建立在心性哲学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主张用礼义学说对诗歌情感进行约束和规范,表明了儒家对待情感问题的原则立场,初步呈现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理论倾向.中国儒家关于诗歌抒情的理论框架在此已经隐然成型.     

论孙诒让的礼学研究与中西政治文化观

孙诒让(1848—1908年)作为著名的朴学殿军和教育家而享誉晚清学界,后人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术与教育思想方面,而对其政治思想尚未见深入系统之研究。但我们若将《周礼正义》、《周礼政要》和他的一些杂著、演讲结合在一起研究,则大致可以看出孙诒让政治思想之梗概。晚年孙诒让曾说:"余所亟愿了解者,近代西洋政治学术沿革经过"。(转引自陈守庸,第1-2页)由此可见其关切政治之一斑。在晚清变法浪潮和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双重刺激之下,孙诒让开始从纯粹地     

论礼与服饰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中国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礼文化与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自黄帝垂衣裳,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与中国礼文化就同步孕育、产生;中国古代服饰是中国礼文化形成和传播中的重要礼器,在中国礼文化的认同建构与传播中具有其他礼器无可比拟的作用。     

北宋礼学研究

该著以北宋时期的儒家理学为主要内容,将礼学放在宋代儒学发展和哲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当中,并结合北宋时期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发展,采取以哲学思想的分析为主,结合经学文献、社会政治以及礼仪制度而形成了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作者重点研究了《周礼》与北宋儒学发展的关系,宋代学者围绕王安石《周官新义》而引发的争论及其思想史的意义,集中讨论了宋代新型的理学与传统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礼学的义理化过程,以及礼在天理论的叙述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北宋的礼学不但是宋代儒学的重要内容,是理学的有益补充,而且也是儒家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论孔子“仁”学的人本意蕴

"仁"作为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德目,其所具有的人本意蕴并非不言而喻、不证自明."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强调把人当人看,对社会各阶层都应持有起码的平等的同情心和爱心,"仁民爱物"意味着这一关爱之情由人类向自然万物的推及."仁"不远人、"为仁由己"、"推己及人"强化了人的道德自主和社会承担意识,同时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现世追求和内在超越的品格;"克己复礼为仁"标志着中国文化由神本向人本、由外向内的转型,它的首要意义在于对于人的发现,在于唤醒人类的"同类意识",在于凸显人的反省和自觉,将其从整体上理解为牺牲自我、人的独立人格的丧失、人的异化有失公允.     

荀子礼学新论

与孔子的礼学相比,荀子的礼论的内涵与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首先是因为其天人观的演变导致了礼的世俗化,其国家观的演变导致了礼的功利化,其人性论的演变导致了礼的外在化。同时,他借鉴先秦名辨思想对于礼的本质进行了新的论证,将礼的本质定义为“分”与“别”。在现实作用上,苟子突出了礼以别异为基础的名分界定功能,这与其尊君思想相结合,使得礼政治化和形式化。在此基础上,苟子摄仁归礼,重新规定仁、义、礼的关系,导致了儒家道德观某种程度的异变,并使得原始儒家以强调伦理双方间相互性道德义务的五伦思想,开始转向强调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服从义务的伦理观,构成了从原始儒家的五伦到后来三纲演化的一个中间环节。     

王肃礼学初探

本文以王肃《孔子家语注》和诸经注为基础 ,以王肃礼学思想为研究对象 ,阐释了郑玄、王肃之争的重点所在及王肃之学在礼学领域的地位。王肃之学具有较浓厚的义理性特征 ,王肃政治观有其礼学基础     

西方汉学家眼中的孔子和礼文化

"克服历史偏见"是新汉学面临的重要挑战。在早期汉学中,人们对孔子及中国礼文化尚存误解,把儒学与宗教崇拜混为一谈,"礼仪之争"反映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偏见。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自赫伯特·芬格莱特开始,本杰明·史华兹、葛瑞汉、安乐哲等汉学家,抛开意识形态,对孔子及中国礼仪展开了学术性、知识性的探索,拓展了西方了解中国文化、正确看待儒学的窗口和视角。通过西方汉学家的中西比较文化视野,便于进一步了解孔子及礼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的礼学研究与未来预期

目前中国学术界的礼学研究既处在一个非常难得的恢复期，又处在不知何去何从的摸索期和混乱期。近年来，经学研究逐渐得到各领域学者的重视，而礼学研究也越来越成为其中的一个焦点，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在现代中国学术界，虽然经学一直处在相当边缘的位置，但相关的古典文献研究从来没有彻底中断，这一条活的学脉构成了今天激活礼学研究的直接源...     

春秋时期的礼治与法治——兼论春秋非礼坏乐崩而是以礼为中心的时代

春秋时期并非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而是以礼为中心的时代。春秋礼治是在王室衰微、夷狄滑夏的情况下,齐桓、晋文等春秋霸主对政治、文化秩序的重建,礼主要表现为诸侯间的会盟、朝聘。一方面,要求小国服从大国,根据其命令提供义务;另一方面,也要求大国爱护小国,给予相应的帮助,体现为一种“救患、分灾、讨罪”的人道精神。春秋礼治是一种贵族政治,主要依靠贵族威仪的示范和影响,实现社会的治理,并重视对民众的教化,具有人治的特点。法也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法指法度、常法,是国家制度和治理方法;狭义的法则指刑法。春秋时期的治国法度既包括礼治,也包括法治(刑法),礼与法多有重合之处。但随着郑国、晋国的“铸刑书”与“铸刑鼎”的出现,出现了罪刑法定的趋向,对传统礼治形成了冲击,由此引发了礼治与法治之争,但这只是在突出礼治还是法治、以何者为先的认识上的分歧,并不是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随着对法治(刑法)的强调,春秋时期总体上呈现出由重视礼治到重视法治的变化。     

论仁与礼、礼的稳定与变革的关系

儒家道德及人际沟通哲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第一,儒家仁和礼的关系如何?第二,儒家如何处理礼的稳定性和变革?通过符号学家索绪尔对符号结构和特性的描述,以及对儒家经典进行文本分析,可以认为:儒家的仁和礼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仁自身必然含有实践的性质,而礼就是仁的外显形体。对于礼的稳定性和变革的问题,儒家指出:礼既需要稳定性,也需要变革的空间,而礼的变革是必须在礼的稳定性基础之上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