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学到社庙：明清时期泽州乡村文庙考论

山西泽州地区数量众多的乡村文庙,主要来源于元代修建的社学文馆。这些社学文馆普遍具有文教与祭孔的双重功能,其实质是一种“社学型文庙”。明代以后,泽州乡村的“社学型文庙”整体上趋于衰落,一部分逐渐演变为具有“春祈秋报”祭祀功能的“社庙型文庙”,主要采用供奉祭品、献演戏剧等礼仪实践。明清泽州乡村文庙从社学到社庙的演变过程,体现了儒家礼制的正统神圣符号在功能性整合的框架下与民间信仰传统及地方赛社习俗的持续互动与深度交融,以及国家礼制教化体系在地方社会“因俗而治”的适应逻辑与内在张力。     

作为“庙学”存在的儒学北大核心SSCI

庙学作为儒学、经学与道统的物质载体,作为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祭孔讲经和礼乐教化之所,作为政统与道统、学统与从祀制度交汇之地,其历史意义重大。“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实即古代孔庙和官学的一体化。唐代儒学制度化,孔庙由国子学、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县学,“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并为宋元明清沿袭。“儒学”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古代“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庙学”亦可称“儒学”,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二者关系密切。庙学与儒家道统亦紧密相关,因孔庙本身就是儒家道统谱系的实体承载。     

历代京都及地方孔庙考述

孔庙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景观。孔子殁后，首先立庙于今山东曲阜孔子故里，为本庙。汉代以后，又相继在京都及地方学校、书院等立庙。由于朝代更换等原因，为都之地屡有变迁，然孔庙之设相沿不断，且建制规格越来越高。地方体制在汉魏时期为郡（国）县二级或州郡县三级，隋唐时期为州县二级，宋元以后为府（路）州县三级，各级治所相对稳定，孔庙之设多带有连续性，形成了许多千年古庙，各具特色。本人曾对曲阜孔庙予以探讨（见《汉魏鲁城孔庙考》，载《史学集刊》1994年第1期；《曲阜历代孔庙考述》，载《孔子研究》1993年第3期），这里拟…     

从文昌神到阿尼尤拉——一位道教神灵在雪域藏地的本土化考察

文昌神在安多藏区传播的过程中,以本土化的方式融合到藏文化中,形成了阿尼尤拉→藏区地方神→藏传佛教→黑文殊菩萨的结构体系,与文昌神→梓潼地方神→道教→文神相对应,并与藏传佛教、苯教、民间信仰进行了互动和调适,具有多元文化整合的特征。这是藏族接受外来文化的一种方式和路径,颇具借鉴意义。     

儒家“庙学合一”教育规制的形成及历史价值

中国古代是先有大学,包含了教育、祭祀、政治和伦理多种功能;后有孔庙,主祀孔子,并及于四配、十二哲、历代先贤先儒。自汉代以后,儒学逐步经学化、制度化,祭孔讲经亦逐步常态化、制度化。东晋国学"增造庙屋","庙学合一"教育规制雏形初具。唐贞观四年(630年),诏州县学皆立孔子庙;唐高宗时,又敕州县未立庙者速事营造。从此,孔庙开始遍及天下,正式形成了"庙学合一"教育规制,并相沿至清末。"庙学合一"教育规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现代学校教育与传统国学教育结合亦颇具启发意义。     

明清时期老司城宗教坛庙时空分异论析

考古发掘、金石铭文及历史文献重现了明清时期老司城宗教坛庙时空分异状况。在彭氏土司入主溪州前,这里即有土家族传统宗教坛庙。老司城佛教建筑发展于彭世麒时期,道教建筑在彭翼南时期进入鼎盛,根基于原始宗教却又圆融了中央王朝意识形态的官宦信仰建筑则在万历年间彭元锦时期得到发展。其间,一方面,传统宗教信仰中以血缘为纽带的祖先崇拜在新的政治环境下融入了土司信仰,出现了土司王与"八部大王"祖先神神性叠合情况;另一方面,佛道教及官宦信仰迅速发展并本土化,逐渐融入到当地民众的信仰生活中。老司城宗教坛庙多元并置状况呈现出土司时期溪州社会国家力量渗透下的独特地理历史单元,这是土司政权调控地方文化,对国家正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主动借用和圆融的结果。     

国家在场与文昌信仰:明清时期岷江上游地区文昌信仰的考察

岷江上游地区是川西民族走廊的重要通道,历史上是汉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交汇之边地。明清大一统格局下,岷江上游地区深受汉文化的浸润影响,其中文昌信仰的传播发展具有典型性。文章通过对明清时期岷江上游地区的文昌祠庙、地方官举行的文昌祭祀仪式、地区文治教化与文昌崇祀的考察,认为岷江上游地区文昌信仰的传播深受国家在场这一“生境”的影响。正因为有了国家力量的推动,文昌信仰在岷江上游地区得以传播并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相交融且影响至今。     

元代晋东南社学型文庙探源——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自唐代确立“庙学一体”制度后，最基层的文庙（庙学）设于州县，一般不在县级以下区域修建文庙。晋东南地区的乡村文庙现象，似与礼制不符。稽考相关碑刻资料可知，元代兴建的社学是这类乡村文庙的主要来源，因其具有“学舍—礼殿”并存的形制格局，实质上是一种兼有文教与祭孔功能的社学型文庙。元代晋东南社学型文庙的礼仪空间多采用“二公十哲”祀位模式，并仿照州县庙学举行“释奠之礼”。从类型上看，社学型文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学校文庙”。     

安多藏区的文昌神信仰研究

文昌神是道教神灵之一,然而在安多藏区也普遍信仰文昌神,形成了佛道整合、多元文化并行不悖的宗教文化体系,颇具特色。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及民间口述资料,对安多藏区的文昌神信仰进行了探讨。     

论先秦以来官方祭祀中的海与四海

在东汉初年的郊祀体系中,既有代表天下观的"四海",又有源自《尚书》"六宗"之一的"海"。经过南北朝改造至唐代,"四海"取代"海",融入了五岳四渎体系且尊于四渎。宋代士人逐渐形成"海尊于河"的共识,同时四海地方祠庙也得到官方重视。随着明清地理知识的扩大,改变北海、西海祭祀地点被提上议程,清代一度在松花江流域望北海而祭,后改在山海关立庙,但西海最终未能单独立庙。     

庙产兴学:地方利益的再分配——以民初长沙陶公庙为例

陶公庙是长沙有名的民间庙宇,在当地经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国初年,与大多数庙宇一样,陶公庙也经历了庙宇改建为学校的命运。不过,陶公庙的庙产危机并非源自学校,庙产兴学成为应对庙产危机的主要办法。陶公庙在遭遇庙产危机之时,将庙田收入划给梨江女校,保全了庙田的所有权。选择地方公立的梨江女校作为兴学对象,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为了保证地方利益不被"外人"均沾。陶公庙是长沙明道、万寿和龙喜三镇乡的"地方公产",而梨江女校是地方公立学校,将庙产收入充作梨江女校办学经费,实则是地方利益的重新分配。从地方脉络出发检讨陶公庙的庙产纠纷,会发现庙与学并非截然对立,国家通过庙产兴学达到挤压地方社会资源的目的也未完全实现。     

文昌信仰与传统孝道关系研究

文昌本是天上星神,后来衍变为主司科举文运、劝善教化的人格神。明清时期,伴随着文昌信仰的兴盛,文昌信仰与传统孝道的结合越发紧密,逐渐形成了以文昌信仰为中心的劝孝教化机制。文昌信仰与传统孝道的结合实则是道教神学与儒家传统孝道的结合。道教神学体系是儒家传统孝道的载体,儒家传统孝道思想则通过道教神学的形式得到强化和贯彻。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后社会出现信仰危机时,这种融合儒道宣扬孝道的方式更易于被寻常百姓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儒家孝道教化功能的不足,对明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湖北的保学制度与庙产纷争

民国时期的庙产纠纷一直跌宕起伏,究其原因,与庙产兴学有很大的关系。历届政府虽一直主导兴办现代教育,但经费来源主要是地方自筹。在地方有限的经费中,寺庙常常因产业相对较多,受到地方政府的注意。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权力逐渐深入社会基层,保甲行政人员充当了与寺僧争夺庙产的急先锋。各地寺僧无以为生,屡屡请愿,诉诸司法,但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又屡屡受挫。     

《诗经》教育价值考论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诗经》体现了不同的教育价值:在先秦时期具有全面修养的教育价值,汉唐时期具有政治教化价值,宋代以后则以伦理教化价值最为突出。随着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程式化,其教育价值出现了异化,成为"场屋之资"。时至近现代,《诗经》更有文学教育价值。在作为教本的两千多年中,《诗经》不变的教育价值是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明清士绅支持泰山全真道行为探析

明清时期,泰山地区的国家祭祀和民间社会的宗教信仰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这其中全真道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泰山全真道积极展现自身的宗教优势,并努力满足地方士绅的精神需求,从而得到士绅们的大力支持,全真道也因此得到发展。泰山全真道与地方士绅的这种互动关系,充分展示了明清时期宗教与民间社会之间相互依存的特征。     

从清末庙产兴学看宗教的社会管理CSSCI

晚清中国社会存在多种宗教及民间信仰,均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和方式产生社会影响,发挥社会作用,政府一般采取不多干预的政策。戊戌变法时期,庙产兴学运动兴起,后在张之洞《劝学篇》的提倡下得到一定发展。及至清末新政,清政府下令制定新的学制,无论是张百熙制定《钦定学堂章程》,还是1904年颁布《奏订学堂章程》,都有庙产兴学的相关规定。庙产兴学的过程伴随着清政府加强对社会控制的过程,打破了旧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引发若干社会问题,僧俗矛盾激增,地方民变毁学不断,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性。1905年,清政府发布保护庙产的上谕,庙产兴学运动在官方层面上告一段落。     

白云山庙观胜

从位于黄河之滨的佳县南行５公里，再上一道石坡，就到明清时期西北最大古建筑群白云山道观。白云山东临山西吕梁地区、西接陕北黄土高原，松柏树积于一山，浓郁苍绿，四季常春，依山傍水，空气格外新鲜。随着改革开放，这儿又成为西北、华北１０省的游览胜地。 白云山庙观建于明万历３３年（１６０５年），重新修建于清雍正２年（１７２９年），它是明清时期西北最大古建筑群，也是道教最大中心之一。据白云山志记载共建庙堂５３座，面积８１０００平方米，壁画１９００余幅，历代碑刻１０８块，匾额４０余块，它保存明清以来所建殿堂楼阁…     

崇功德与皇帝庙——试析秦及西汉前期的地方皇帝庙制

秦汉时期曾存在一种特殊的皇帝祭祀制度,在地方县道或郡国设立皇帝庙进行祭祀,可称为地方皇帝庙制度。不同于太庙,地方皇帝庙的祭祀往往由地方长官主持,其性质应属于非血缘人鬼祭祀。先秦、秦汉非血缘人鬼祭祀的对象均为有功于民之人,秦汉地方皇帝庙则祭祀功德茂盛的皇帝,并打破非血缘人鬼祭祀的区域性限制。遍布全国的地方皇帝庙形成秦汉帝国的皇帝崇拜。     

从清末庙产兴学看宗教的社会管理

晚清中国社会存在多种宗教及民间信仰,均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和方式产生社会影响,发挥社会作用,政府一般采取不多干预的政策。戊戌变法时期,庙产兴学运动兴起,后在张之洞《劝学篇》的提倡下得到一定发展。及至清末新政,清政府下令制定新的学制,无论是张百熙制定《钦定学堂章程》,还是1904年颁布《奏订学堂章程》,都有庙产兴学的相关规定。庙产兴学的过程伴随着清政府加强对社会控制的过程,打破了旧有的社会权力结构,引发若干社会问题,僧俗矛盾激增,地方民变毁学不断,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性。1905年,清政府发布保护庙产的上谕,庙产兴学运动在官方层面上告一段落。     

尊经以明伦:明代儒学尊经阁的隐喻

明代州县儒学的尊经阁作为地方文庙体系中的重要建筑,是由地方官府负责管理的公共性质图书收藏中心,在知识传播过程中彰显着鲜明的国家意志色彩。尊经阁作为一地图书之府,是贮存六经、御制诸书及百家子史的藏书楼,既为朝廷官吏学习统治术提供知识支持,也为民间士绅宣扬儒家伦理纲常、施行教化提供文字参阅,发挥着"崇经范道,贮书讲学、育士抡才"的综合性功用。明中叶以降,在邪说诬经的大背景下,各种玩经、叛经、毁经的现象层出不穷,尊经阁早期那种设置在国家政治文化制度顶层设计框架上的儒学知识权威性承载者和引导者的神圣色彩逐渐消褪,逐渐沦为地方官的文教政绩和仅具物质外观的景观性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