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好鱼

正鱼是水的心脏,是水的灵魂;鱼味道鲜美,自古是人们的最爱。尤其是文人,更爱食鱼,写鱼,赞鱼,颂鱼,与鱼结下了不解之缘。话说春秋时代,至少在鲁国这个地方,鱼比较珍贵,所以送鱼便成为时尚。孔子喜得贵子,一国之君鲁昭公送给他鲤鱼一尾,孔子不敢怠慢,顺水推舟给儿子起名为"孔鲤"。到了"亚圣"孟子,他进一步抬高鱼的地位,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论孔子《诗》学的解释学意趣和旨归

"兴"在孔子《诗》学里,主要是一种祈向己意的、不同于《诗》之原旨的解诗方法。作为"第一读者"的孔子,在《诗》学理论甫一架设之际就为后代规定了超越《诗》之本义的接受取向。概言之,孔子以"诗可以兴"为说《诗》者拓宽了理解与阐释的自由空间,但又非常聪明地用"思无邪"给这个空间划定了相对的界限,既赋予读者一定的生发自由,又明确指出了这种自由所必须前往的域限——儒家道统。从解释学的视域看,孔子在他的"述而不作"论中将"述"和"作"也同样规定了继承与更新、原旨与创生的辩证关系。     

孔子论“美”及相关美学问题的澄清

《论语》中"美"的字义主要为外观形式之美,而孔子所认同的美为形式之美与内容之善相互结合的美。以实用的观点来评价孔子的美善合一是一种理论的误判,因为孔子的美善合一观是一种内在价值的结合,或者说是一种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内在目的性的结合。道德价值在艺术活动中的引入无可非议,相反它能使艺术的体验从情感的形式快感提升到更为广阔的、整全的、有机的生命境界。就孔子美学研究方法而言,确实不能仅仅抓住一个"美"字,但同时也必须承认,美学研究是离不开"美"这个字的,可以从"美"这个范畴开始研究中国美学史。     

先知的话被应验

约翰福音19章28节、29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绒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荻生徂徕的孔子观——从“圣人”到自画像

随着中国儒学传入日本,中国儒者推崇孔子的传统也随之传入日本。但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儒学家荻生徂徕却与其他的儒家学者不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孔子观。由于徂徕认为自己不是圣人,所以不能凭借私意来判断孔子是否为圣人,只好随众一起姑且称孔子为圣人。孔子将"先王之道"传于后世,所以徂徕认为孔子是"传礼者"或传道者。而徂徕认为自己同孔子一样也是将"先王之道"传于后世即当时的日本,所以徂徕也将自己定位为传道者;加之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政治主张同孔子十分相似,所以徂徕也以日本的孔子自居,即将孔子作为自己的自画像。     

孔子乐游刍议

孔子一生重"行",说"行有余力,然后学文"。"行"即践履、实践,但也包含了行走、行路、游历等几层意思。"行",无论是践履、实践,还是行走、游历,都须有乐相伴。无乐的行,是"行行重行行"的沉重之行;有乐的行,是如行山阴道上美景多至目不暇接的轻松愉快之游。孔子的"乐山""乐水""乐学"之游,浸润在乐之中,是真正的乐行、乐游。这是孔子的真实的生命体验。     

法刑事件中孔子德法互济思想观略

在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上,孔子提供了一种"德法互济"的思想。以法刑事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或许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此种思想的意涵。在孔子那里,"杀"与"礼"的矛盾仅仅是一种表象,基于"礼"所指向的政治秩序构建这一目标,二者获得了内在的统一性。孔子不但注意到了任刑对于德教的反向推助作用,同时亦以德教之于任刑的先在性作为必要条件。孔子对听讼者的德行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并通过自身的司法实践证说了其社会价值。通过上述三个维度,孔子试图在社会正义与民众幸福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以此构建一幅道德生活的理想图景。此种"德法互济"思想既没有偏离"德主刑辅"的基调,亦没有视法治为一种绝对的消极手段。在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现代社会,孔子的此种思考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贡献新的治国智慧。     

创新与唤起式教化——评《通过孔子而思》中的孔子形象及安乐哲的儒学研究

《通过孔子而思》是郝大维与安乐哲较早期的著作,作者基于对中国哲学"情境本体论"的判断,以概念关联建构的方式,将"义"置于孔子思想的核心地位,阐发孔子思想的创新性,并将孔子的教育方式定义为"唤起式教育"。其诠释的逻辑理路有哲学思考的魅力,也面临诸多质疑:"义"在孔子思想中是否为核心概念?创新性是否为孔子思想的最重要特性?创造性诠释的限度与意义何在?美国汉学家的诠释为我们理解儒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新的思考。     

一千粒大米

正一个学生辛辛苦苦学了好多年,总觉得自己学到了一些本领,渐渐产生了自满情绪,走起路来也有点儿轻飘飘的了,不愿再继续苦学下去了。偶然间,他的老师发现了学生的这个苗头。一天,老师拿来一只平常吃饭用的大碗,对学生说:"你知道这只碗里能放下多少东西吗?"学生不以为然地看了老师一眼:"我明白你想告诉我什么了。不就是先往碗里放一些小石子,问满了吗?接着再放一些沙子,问满了吗?然后再放一些石灰什么的,又问满了吗?最后再放进去水,再问满了吗?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不新鲜了!"老师却摇了摇头。     

老子与孔子的政治伦理智慧之比较

"政治伦理智慧"是对政治领域人伦关系及其道理悟性认识的成果,它既是一种出众的政治伦理思想,还是维持政治领域良好人伦关系应遵循的规则之艺术。老子与孔子的政治伦理智慧,有同有异。在政治伦理智慧的基础上,其根基都来源于天命与天人合一思想。但老子形而上为"道",孔子形而下为"仁";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核心上,老子开启了"无为而治"模式,孔子发展了"以德治国"模式;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指向上,两者都将"和谐"作为最高价值追求,老子把"小国寡民"视为实现和谐的理想社会,而孔子则将"大同世界"看成实现和谐的理想王国;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根本上,他俩都主张民本主义,然老子倡导"愚民"政策,孔子则倡导"教化"政策;在政治伦理智慧的治术上,老子推崇"水德",实行"若水之道",孔子则推崇"中道",实行"中庸之道"。二者的政治伦理智慧都给后人留下了深刻且长远的影响。     

孔子“仁”与“为仁”工夫间的内在紧张及其意义

"何谓仁"以及"如何仁"是孔子哲学的核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对仁的界定,孝悌是行仁的始点。克己旨在对以身为中心的致思趋向进行持续否定,净化和纯化人的意志以唤起本有的价值自觉。尽己与推己是克己中形成的自我定向上的成人与成物。在孔子关于"仁"与"为仁"工夫的言说中存在着生存样态与理论上的双重紧张,这种双重紧张同时也塑造了孔子独特的思想品格。     

关于城市河道景观设计的思考

《论语》·雍也篇，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孔子认为：“聪明人喜欢水，有仁慈之心的人喜欢山；聪明人活泼，仁慈的人沉静简单。”由“知者乐，水。”可以看出聪明人的快乐像水一样，恬静而绵长。由此可见自古以来人们对水情有独钟。长久以来人们“逐水而居”，各国、各族、历朝历代的文明都来自大江大河流域。所以，河道景观的设计就成为了城市景观设计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仅能够代表城市形象，而且切实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经史传统与中国的哲学和学术分科

<正>经史传统包括了中国文化的经学传统和史学传统,有时候这也可以成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概称。我认为"重新认识传统",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的关系。"变"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常"是指中国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一、经史传统与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1))。对此,我们应作出分析,即孔子以前已有经书,而并非如     

生死有命与向死而生——论孔子的生死观CSSCI

孔子的生死观主要包含了"生死有命"、"死非其命"、"未知生,焉知死"以及"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四个维度。死亡之"有命",是指死亡乃每个人所无法回避的自然终结。但是孔子强调的是,即使是死亡,也应为"得命"之死而避免"非命"之亡。生死之命虽然具有必然性,但是惟有"死得其命",才能实现生命的本然意义。孔子探求的是必死之生命应当如何走向死亡的这个过程。通过规定生命的本然内涵和使命意义,"闻道"之生命最终实现了对必然性死亡的超越。     

荀子的“仁本礼用”论及其当代价值

<正>大家基本公认孔子创立了仁学而孟子继承之,但对荀子是否继承了孔子的仁学就认识不一了。一般认为,荀子继承的是礼学,甚至将荀子的"隆礼重法"归入法家。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辨析。一、继承孔子,仁本礼用儒学是由孔子创立、由其弟子后学继承发展的仁学思想体系。孔子生当春秋乱世,以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构建学说,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哲学命题,建立了一套以道德之"仁"     

勇:从形式之德到内容之德——孔子论"勇"及其现代启示

对于作为心理品质意义上的"勇",孔子反对行为上恃勇妻为和现念上以武论勇,他主张把这样的"勇"纳于"仁"、"义"的目标之下.为使"勇"由形式之德变为内容之德,孔子进而将"勇"限定为维护.仁"、"史"而生发出的那些顽强性意志品质,由此提升"勇"为一道德范畴.孔子的"勇"论开创了儒家一系的"勇"的学说,也促成中华民族敢担道义、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品质.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孔子的"勇"论仍有重要的价值.     

救亡图存的教主——康有为论孔子形象

清代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几乎影响着每一位学者的学术创见.康有为对孔子形象的理解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自己特殊的进路--"时"、"进化"、"大同"等思想解释<论语>,并以孔子为圣王,确定了孑L子在其所处时代的影响和地位;又以孔子为教主,将孔子形象扩大为宗教性的、历时性的影响.知识分子急于救世而无所依凭,惟有荣古虐今,寻求依托--康有为尊崇孔子与孔子尊崇古人的做法,其实相似.因此,对康氏的行为与主张,似乎应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康氏对孔子的情感,也应该重新考量.     

孔子是怎样解释《周易》的

孔子与《易》是有密切关系的,抛开《史记》和帛书的记载不言,仅就《论语》中两条最直接的材料来看确实如此。"加我数年……"当为孔子五十之前所说。五十之前,孔子也曾学《易》,而孔子认为知天命之年尤需学《易》。"不占而已"表明孔子解《易》以德,判定吉凶不需要占筮,而是取决于人的德性。孔子以"生生之德性"解《易》,以"道德必然性"解"天命",通过揭去《周易》的神秘外衣,发掘并发展其天人之学,将隐微难言的性与天道托诸于显著的人道德性,发展出天人合一的德性学说。     

生死有命与向死而生——论孔子的生死观

孔子的生死观主要包含了"生死有命"、"死非其命"、"未知生,焉知死"以及"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四个维度。死亡之"有命",是指死亡乃每个人所无法回避的自然终结。但是孔子强调的是,即使是死亡,也应为"得命"之死而避免"非命"之亡。生死之命虽然具有必然性,但是惟有"死得其命",才能实现生命的本然意义。孔子探求的是必死之生命应当如何走向死亡的这个过程。通过规定生命的本然内涵和使命意义,"闻道"之生命最终实现了对必然性死亡的超越。     

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实质是"传播学研究中国化"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历经起步学习期、探索发展期和走向深化期三个阶段。综括三十多年来从传播学层面研究孔子及《论语》的著述活动,大致有三个比较明显的研究方向:一是孔子及《论语》传播史实研究;二是孔子及《论语》传播思想研究;三是当代新闻传播事业语境下孔子及《论语》的价值转换研究。准此,由改革开放以来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的进程看,成绩和不足并存,学界应纠弊趋新,开创孔子及《论语》传播学研究之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