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正义与无害环境技术国际转让法律制度的困境及其完善

气候正义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诉求。它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条约中最集中的表述就是"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其中有关无害环境技术转让的规定是缔约方应予履行的重大实体义务之一。然而,由于国际技术转让法律制度缺乏强制性的制裁约束机制、相关条约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等原因,技术转让并不充分。因此,为实现气候正义,应完善现有国际制度,增加制裁性约束机制,细化、明确有关规定,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多层面合作来促进无害环境技术转让,改革和完善现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便利环保技术的专利申请、授权、转让、运用和推广。     

气候正义研究的三个焦点问题

气候正义虽然已经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主导原则之一,但是,国际气候协议的达成与实施仍然举步维艰。人们对气候正义的实质、气候正义的维度、气候正义诸原则的具体内容、气候正义诸原则的优先性及其政策含义等方面的认识与理解存在分歧是导致这一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促进包括气候正义在内的气候伦理与气候价值观方面的沟通与融合,培育全球气候治理的公共政治文化与人类共同价值,是走出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囚徒困境”的长远之道。首先从宏观上梳理和评估全球气候正义研究的现状,然后依次探讨和剖析全球气候正义研究的三个焦点问题(气候正义的内涵与外延、气候正义的基本原则、全球气候变暖的历史责任),可以为全球气候治理积累必要的道德资源,促进并深化全球气候伦理的研究与交流,探求气候正义研究的新的突破点与可能的生长点。     

蒙眼的朱斯提提亚——评《气候变化的正义》

气候变化是21世纪最大的挑战之一,根据何种正义原则分配各国的历史与未来责任是气候谈判的核心要义。发达国家在几次工业革命之后,已经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而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要走向现代化,也需要共同的发展权,平等地利用环境容量资源来实现固有的人权与尊严。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正义问题上,发达国家不能罔顾历史排放与人类平等的发展权,也不能以双重标准来逃避现实,更不得将气候变化的目的与手段混淆以模糊责任。面向未来,我们应该以人均法作为正义分配的形式,在综合考量历史责任与发展权的基础上,制定更为科学、可行的全球协议。     

论气候责任的道德维度及其对世义务转变

气候责任是一个崭新的理念,包括道德与法律两个维度,前者是后者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气候责任是否构成对世义务存在理论争议。鉴于温室气体的全球流动性和排放影响的全球性,虽然气候责任尚未发展成为一种获得普遍承认的对世义务,但在人类所面临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的挑战下,其终将完成由道德责任向法律责任的转变。气候责任理念的确立无论在全球还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指导层面,都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发挥应有的影响力,都需要决策者将气候责任作为重要的理念支撑。     

全球气候责任与结构性非正义

从严格道德责任概念看,将人为的气候变化简单地归咎为个人责任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它无法满足严格道德责任所要求的主体明确、主观故意和因果关系的三个基本要件。然而如果将气候责任视为集体责任又会面临集体意愿不明确和责任不对等问题。如果能够以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气候责任,不难发现个人行为只是基于他们各自社会背景的行动,气候变化也只是社会正常运转的结果,虽然也与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相关,但并非全部,而是更多地体现在社会结构化特征方面。当今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结构性非正义,如果从这个视角来审视气候责任,这必然要求我们不仅仅是对可以追溯到个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承担责任,而且还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对导致气候变化的结构性非正义负责。     

重审民族责任与全球平等主义——对米勒相关理论的辩护与批评

在当代全球正义的讨论中,关于民族责任与全球平等主义的研究一直是热点话题。戴维·米勒提出了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民族责任理论,并为民族国家承担集体责任与继承性责任进行规范性辩护。当前对于米勒的民族责任理论有诸多批驳,但通过分析可以看到,这些批驳都很难站得住脚。然而,米勒在重视民族责任的基础上,拒斥全球平等主义的观点是有问题的。无论在抽象理论层面,还是在应对气候变暖等全球公共实践层面,民族责任只有与全球平等主义原则相结合,才是一种更恰当的选择。     

科学不确定性与气候责任

气候责任的认定主要取决于国家或个体行动者的行为与气候变化的事实之间是否能建立起科学的因果关系。气候科学某种程度上的不确定性使得对气候责任的认定变得异常复杂。气候科学不确定性的存在可能会导致人们在某些方面的"无知",但是,在面对全球变暖这样高风险、高概率的环境危机时,忽略由世界上绝大多数科学家所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判断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不管人们是否实际上预见到了他们行为的后果,只要科学知识在理论上揭示人们应该能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危害,那么,这样的行为就是有过错的,因而要承担道德责任。     

论罗尔斯的政治义务理论

政治义务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哈特首先用“相互限制原则”来解释政治义务,这一原则为罗尔斯所继承并加以修正。鉴于该原则存在的诸多问题,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削减了它在政治义务的道德证明中的作用,而诉诸正义的自然责任原则。这个原则仍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许多罗尔斯的追随者对这些批评作了回应。罗尔斯从公平游戏原则到自然责任原则的转变反映了他对契约论不同的态度。     

论《管子》的经济伦理观

本文大体勾勒了 《管子》经济伦理观的基本特征。其一， 《管子》从 “自利”、“趋利避害”的人性论出发确立了功利主义的原则导向， 但并未走向极端功利主义； 其二， 它从“国家本位主义”出发把 “民富”作为 “国富”的重要手段， 但并不违背手段善原则； 其三， 它强调经济公正， 但却以牺牲效率为代价； 其四， 它强调 “士农工商”四民 “分业而治”的职业伦理， 但却客观上阻碍了人员与职业的正常流动。这些特征共同构筑了 《管子》经济伦理的基本框架。     

作为自为责任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危机问题直接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问题.在生态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世界性问题,成为关联全人类的伦理道德问题的情况下,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提出的生态伦理现强调:尊重传统,提倡合作化的、和谐式的、有机联系为前提的,能够成就每个个体幸福为目的的伦理观.这一伦理观的基本原则是重建人类的自为责任,在自为责任的带动下,共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人类福祉.     

老庄道家责任伦理思想新释

尽管老庄道家尊奉“道法自然”的法式,主张绝圣弃智和清静无为,追求无为而无不为,却并非一味提倡消极避世,并非不讲人的责任担当。老庄道家的责任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无责于人:责任的内涵。《庄子》虽无“责任”概念,却通过“责”“任”和“事”等来明言范畴,阐述了无责于人、不避其任、应为之事、圣人之过的责任伦理观念;二是道法自然:责任的指向。在天人关系的宇宙论框架之中,立足于三种“自然”的意涵,老庄阐述了常因自然、以辅万物、听天由命等人对待自然的责任观念;三是审分明职:责任的职业主体承担。《道德经》不太关注君臣问题,也不太关注君臣责任,而《庄子》从天道与人道、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相互感应的角度,强调不同角色、不同身份和不同等级的责任分工,尤为关注君、臣两种职业的责任;四是为而不争:责任的理想人格承担。老庄道家构建了许多理想人格,诸如真人、大丈夫、大人、神人、圣人等,并分别就其应承担的责任做了独特阐释。     

全球气候治理与气候责任

谁应该承担引起气候变化的责任,是一个十分复杂且充满争议的问题。从个人自主的排放行为来看,责任归咎原则要求个人应该为出于自愿选择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承担引起气候变化的道德责任。从个体行为与集体责任的关系来看,单个的温室气体排放行为聚集在一起就会引起宏观上的气候变化,因而个体需要承担因果责任,也应承担道德责任。全球气候治理要求那些排放得越多的国家,应该向气候变化的受害者提供赔偿,因为他们集体性地引起气候变化问题。同时,也要求那些过错更大的人应该承担更大的赔偿责任。集体责任的一般要求不会消除个人所应担负的道德责任。     

论胡安国《春秋传》为君角色的责任范式

胡安国《春秋传》主要是从儒家经世有为和勇于担当的主体精神去诠释君王的角色责任。君王的角色责任体现在“谨于礼”和“责于政”两个方面。前者不仅对君王提出了克己修身的道德要求,而且赋予很高的角色才能,是维护国家政治及社会稳定的需要;后者则认为君王是国家政事的最终责任者,应该勤俭自立并坚毅有为,以尽到自己的角色责任,有利于国家的强大和发展。最终君王在刚健有为中实现政府“有政”的各种价值。这种角色设计本质上是大一统政治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幸福的必然要求,并不是维护专制特权。     

欧美基督教组织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的三个路径

减缓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刻不容缓的共同责任。欧美基督教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利用其精神资源、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并通过三个路径发挥了积极作用：影响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塑造气候治理的合法性和紧迫性（公众路径）；影响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企业的战略规划及资金配置，推动节能减排和绿色转型（企业路径）；影响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决策，通过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推动气候治理（政府路径）。基督教组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值得重视。     

《侵权责任法》缺陷产品召回侵权责任的阐释

《侵权责任法》确立了缺陷产品的召回侵权责任制度。召回责任是区别于一般产品侵权责任的新型侵权责任:召回针对产品系统性缺陷;发展缺陷不能免责;召回责任适用过错归责原则;赔偿范围应包括产品自损。召回责任的确立,使我国产品责任形成了多层次归责原则体系、多种责任类型和责任方式体系,现行产品责任特别法规则应作完善。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基于经济学的视角

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联合国、G8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均把气候合作作为重要议题,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公约和议定书.但是,由于大气资源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性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进展并不顺利.本文首先回顾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进程,然后构建了一个简单模型,从理论上分析若干可以增进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措施,包含分阶段实施、改变收益值、全等的制度安排、良好的沟通和交流机制、外部环境压力的增大、促进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等,把它们纳入了一个分析框架,文末还对中国在未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谈判中的策略选择进行了探讨.     

SA8000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解读

本文认为SA8000没有囊括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部内容,仅规定了企业的内部社会责任;SA8000不只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社会责任,而是全球企业共同的社会责任;SA8000不是强加给企业的负担,它有助于正确处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实现共赢理念.     

论合同责任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是确定当事人合同责任的根据和标准 ,也是贯穿于整个现代合同责任制度并对责任规范起着统驭作用的指导思想。新《合同法》在分析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的基础上 ,充分借鉴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的立法经验和成功的判例学说 ,采用了以严格责任原则为主、以过错责任原则为辅的双重归责原则体系 ,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合同责任制度     

责任的二重性及责任意识的培养——基于心理学的视野

责任就是做好分内应做之事,既包括职务客观要求的“应做之事”,也包括个体主观认同的“分内之事”,体现出客观与主观二重性。这一特性决定了责任意识包含对应做之事进行客观认识的“责任认知”与对分内之事进行主观认同的“责任情感”二个方面。培养责任认知可以按照传统的教育方法,但责任情感的培养却需另辟蹊径。该文基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责任分散效应、责任归因理论与角色扮演理论等出发提出了培养责任意识的几条途径。     

论企业的慈善责任

慈善既体现了人们对构建美好社会以及美好生活的愿望,也蕴涵了人们对社会对他人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种自觉意识.而企业作为一种营利性组织,其社会责任体系中乃包含着慈善责任.慈善责任在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中举最高层次,是企业主观意识到的自主自愿承担的责任,它不具有其他责任与义务如经济和法律责任的强制性特征.企业承担社会慈善责任,符合社会的倡导与公众的期望,但其对慈善责任的承担是有限度的,即企业承担社会慈善责任应与自身的承受能力和企业自身的正常生产以及可持续发展相适应,应量力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