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小语

乡村乡村,古朴、清新,是文人墨客灵感的发源地。那里代表着自然、代表着本性、代表着希望。我向往村庄,因为它与我的灵魂最接近。我渴望走进村庄,犹如渴望自己的心灵得到解救。乡村里,朴实的农民、空阔的田野、成群的牛羊、古老的树林、洁白的棉花,那就是一首首     

村庄选举与治理中的乡政权--以江西田下村为个案

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新的乡村治理制度在乡村社会的贯彻与实施 ,引发了乡村关系的变化与调整。然而 ,由于《村组法》遭遇村庄基础的不同 ,使现实的乡村关系颇具复杂性。本文所反映的则是 ,在现实的乡村关系中 ,不仅存在着乡政权对村庄选举与治理的主动介入 ,还包含着村庄对乡政权的主动依赖。由此 ,建构一种乡村关系类型的分析框架便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乡村治理的三个阶段及其伦理特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乡村治理先后经历了传统时期内生性治理、近代社会嵌入性治理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融合性治理三个阶段。传统时期内生性乡村治理以道德权威为主体,基于风俗惯习处理村庄事务;在近代社会嵌入性乡村治理中,村庄被外部多元价值所裹挟,不同组织依靠各自价值诉求,进行乡村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多种力量以村民利益为基础,协同参与村庄道德文化建设,形成了融合性乡村治理。     

故乡的草垛

正在乡村,草垛的存在就像炊烟一样普遍,是最自然,最淳朴的乡村标志。故乡的草垛是由麦秸秆堆积而成的,每一个在乡村长大的孩子对它都像亲人一样熟悉,每一个离开乡村的游子脑海里或多或少都有着对草垛的记忆。我的童年也有着和草垛分不     

“美好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研究——以铜陵市义安区为例

"美好乡村"是安徽省政府为响应"美丽中国"而提出的以建设生态宜居村庄为目标的伟大规划,重点任务在于整治农村生态环境,而农村生活垃圾由于对人类健康危害重大,是其中最需要治理的部分。此外,铜陵市是安徽省生活垃圾治理最具成效的地区。为此,选择铜陵市义安区作为调研地,在了解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找出其不完善之处,尝试着提出更加合理的生活垃圾治理模式,更好地治理农村生活垃圾。     

中国乡村治理的伦理审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乡村治理以村庄干部为主力,以政策法规为主导,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但村民主体价值彰显不足,"地方性道德知识"难以凸显,伦理道德约束不断弱化.从"个体—社会—国家"三维视角分析,这些现象主要受小农伦理的延续、村庄伦理共同体的式微、现代国家建构的伦理诉求等因素影响.为此,要从主体、机制、目标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村庄公共道德平台、提升乡村德治水平、追求村民美好生活,以此增强村庄内生动力,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村庄善治.     

乡村景观环境改造初探——以南京浦口区汤泉街道泉西村景观规划设计为例

在现今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村庄景观迎来了建设的新时期。乡村景观规划是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协调和建立统一的城乡体系,以乡村景观美景度、敏感度、可达度、相容度和可居度等景观特征为中,沿袭现有的村庄肌理、合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人性化景观布局的,结合村庄特色产业和现代生态打造环境节点,设计形式、色彩和空间符合乡村田园风光特征,完善的公共交通设施,有利于提高村民生活品质,建设更美好的乡村。     

袅袅炊烟起

正炊烟的根在乡村,乡村的魂在炊烟,炊烟是乡村生活的特有标志,有炊烟的地方就定会有一处或大或小的乡村,静静地卧在那里。我的故乡也就是其中的一个,它曾经静静地卧在丹江岸边。故乡,尽管是土坯房子,但是规划整齐,这是"后靠"的功劳。我认为,每一次搬迁,都是一种进化,至少是从无序到有序。中国人建房子讲究风水,一般都坐北朝南,村庄也不例外。有趣的是,我们那里的人修锅台     

乡村伦理共同体的重建:从机械结合走向有机团结

中国传统村庄共同体在其形成基础、结构特征和指向意义三个方面显示出显著的伦理共同体特征。伴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根植于自然经济的传统乡村伦理共同体走向式微。转型期乡村伦理共同体的重建,应通过村庄经济发展、人际关系协调和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践操作和有效整合,构建一种建立在有机团结基础之上并与乡村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新型乡村共同体。     

文化自性与圈层整合:公共文化建设的乡村本位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是关系到乡村秩序重建的重大议题。在经济分化的背景下,社会分层结构带来村庄公共文化的圈层化发展,农村社区出现价值异化和底层个体化闲暇的新特征。在公共文化供给中,土生土长的内生文化被错误定位而难以发挥现代性活力,政府与市场推动的输入型文化则存在时空错位的矛盾冲突。本研究通过对农村公共文化发生的结构基础与供给模式的双重考察,提出以纵向阶层互动式的多元组织为载体,村庄精英为承接主体,内在文化基因与外部输入资源相互联动的文化再造新模式,旨在以乡村本位的视角推动公共文化建设,探索乡村秩序重建的新思路。     

空间规划改革语境下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探析——以水牛赵村庄规划为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村庄规划已成为“五级三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划定位和编制内容也发生了较大转变。现阶段,村庄规划既要满足乡村振兴及“多规合一”的要求,又要切实满足村庄实际发展的需要。基于此,通过解析空间规划改革对村庄规划的影响,提出空间改革语境下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创新思路,在此基础上,以水牛赵村庄规划编制为案例,通过规划引导村庄建设,对现阶段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进行探讨。     

因地制宜理念在河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整治的步伐也紧随其后。调查发现,当前河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存在着乡村风貌流失、传统理念动摇等问题,越来越多的村庄失去了本村特有的面貌,逐步形成"千村一面"的景象。针对这种情况,文章提出因地制宜理念,根据河南省每个村庄特有地貌环境"量身定制"整治策略,全面规划提升村容村貌,找回村民的认同感和幸福感。     

捶衣棒和搓衣板

正乡村的早晨,除了自然风光,就要数炊烟最好看;除了动物的声音,就是捶衣棒发出的声音。我们的村庄几乎都有一个池塘,几乎都在庄子门口,几乎都是南面树木茂密,树木几乎都是柳树,它们依水而生,枝条多倾向水中,水边间断地会有芦苇、蒿草、臭蒲之类,算是池塘这个巨大版面上的插图、尾花,点缀得恰到好处。那时的池塘是明亮的,特别     

“电视下乡”:新时期国家整合乡村社会的逻辑

上世纪90年代电视在中国农村迅速普及,客观上为国家介入乡村治理并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提供了一个“经济”而有效的策略.通过电视下乡,农民的自主意识、组织意识不断增强,他们逐步懂得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有能力与乡村的各种赢利型经纪人进行合法抗争.电视下乡是一种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建立了政策“直达”机制,瓦解了基层政府及村庄精英对乡村的垄断.电视传播建立了农民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提升了国家在广大乡村民众中的权威地位.“电视下乡”改变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农民、中央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三角”关系,从而在乡村社会形成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动态均衡.     

犬儒主义、阶层镜像与乡村振兴——基于青年心态的分析

当代乡村青年人中的犬儒主义,是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亟待面对的问题之一。作为一种社会心态,除现代性文化影响外,它主要根植于社会阶层压力塑造的"镜像",而当代批判理论的泛政治化解释与此事实相去甚远。它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个体修养和道德说教也非对"症"之"药",而应着重考虑调整收入分配、重振乡村基础教育、重塑社区公共生活、活化基层组织等思路。从此视角看,社会建设是乡村振兴较易率先突破的入口。     

从孝道看传统礼治在乡村社会的运行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以伦理为本位,以孝治国和依礼治村是乡土社会治理的显著特征。首先,孝道传承始于"有礼可依",仪式赋予孝道以知识化和规范化,节庆又将族群的精神气质具象化为礼仪传统。其次,传统乡绅在地方自治和村庄教化中起到传道和卫道的作用,使得乡村孝道在运行中"违礼必究"。再次,乡村孝道的传播和再生产,还有赖于无形的乡村舆论形成的孝道保护的文化磁场,牵引着乡村社会"依礼而治"、"无讼自治"。在百年社会急速蜕变中,现代社会良性协调机制的供给远落后于传统社会良性治理机制的断裂速度,将传统的伦理资源转化为现代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以礼治村与以法治村相辅同向而行,有助于构建新时代文明礼治的乡村社会共同体。     

村庄的未来——来自田野的观察和思考

从人口、就业和经济的角度看,村庄、乡土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中国会不会步欧美后尘,走一条乡村消失的现代化之路?本文基于对东中西部三个村庄的田野调查,描述和刻画了"空心村""家属区"和"产业村"这三种变化中的村庄类型,并就乡土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关系做出了初步的探讨。     

村民自治伦理价值追求的困境与超越

村民自治的良性实施是社会转型期农村实现和谐安定的重要支撑力量.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村民自治应当依据自治的原则和规范,形成自身的伦理规范与约束机制,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从而最终达到维系乡村伦理秩序和谐之目的.顺利实现村民的自治伦理价值追求与乡村的稳定有序应正视多重现实困境.如,村民与村庄关系的不协调,村民与自由和秩序的冲突矛盾存在,最后导致村庄无法达到自由和秩序的统一.超越村民自治伦理价值追求困境的根本路径,在于从发展集体经济、依从基层法治、均衡分配利益、加快村民教育四个层面最终达到村民与村庄、自由与秩序四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实现四者的彼此结合与统一.     

乡村胎记

正总有一些什么,会成为一个乡村的标志,让这个乡村很明显与其他村子区别开来,让一个离开村庄多年的人有一天归来后,还能一下子认出故乡来。这个标志,就是乡村的胎记。能成为一个乡村胎记的,可以是一棵树。不会是杨树,杨树太浮躁了,一点儿也沉不住气,急急火火往上蹿,总想着比别的树高一些,再高一些。风一来,还哗啦啦为自己鼓掌。可以是柏树、松树,或者是槐树。这都是安静的树。它们扎根大地,俯望众生,身上浸染着人间烟火气。     

从“理性小农”到“新农民”——农民行为选择的伦理冲突与“理性新农民”的生成

农民的行为选择是否遵循理性原则,是国内外长期关注和争论的问题。本文基于对四个典型村庄的田野调查,认为乡村改革进程带来了农民致富冲动的强化和经济理性意识的成长,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生成和强化的"土地情结"依然存在。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为乡村社会转型中农民理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逻辑前提,也为"理性新农民"的生成提供了条件。而加强农村道德建设,则是塑造具备文明素质和职业道德的"新农民"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