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与密

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儒家和道家那里,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一般而言,中国人的人情观念,是来自儒家的。儒家强调"厚人伦,敦风俗",这就让儒家非常富有人情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就非常亲密,非常饱满,富有温度。相对而言,道家的人情看起来就比较薄,比较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非常疏远,我们只要记住庄子的那句"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那印象就非常强烈。的确,从表层来看,儒家的     

吉凶祸福在一心

正心最具神妙,中华传统文化极为重视这个心,比如儒家讲修身养性,道家讲存心炼性,佛家讲明心见性。心为人之主宰,可导人为正,也可导人为邪,所以《大学》中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可导人为善,也可导人为恶,所以古人讲"善恶由人做";心可导人为圣人,也可导人为魔鬼,所以曾国藩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西方哲人普罗提诺说"人     

儒门内的王弼——对王弼哲学派别归属的一个阐明

王弼哲学,学界一般将其归为"玄学"或"新道家",亦即道家哲学在魏晋时期的重新展开。从中国哲学史的逻辑发展来看,这种观点有待商榷。王弼哲学的问题意识是如何接续先秦汉代儒家的"本原追问",以及如何扬弃逐渐固化、异化的"名教制度";王弼哲学的核心主张是"崇本举末",无论是深具道德性的"自然"之"本",还是内发不可为的"仁义"之"末",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向孟子传统回归的趋势。由此,尽管王弼哲学借鉴了老子哲学的言说方式和思维方法,但就内核来看,其仍属儒家,是儒家哲学的自我批判、内部调适和更新发展。     

戴震"仁"学考论

戴震对儒家"仁"学进行了细致且系统的考辨。在戴震看来,"仁"合于"道",根于"人伦日用",合本体、准则、德性于一,表现为:形上之"生生"、人伦之"欲无私"与人伦之"遂欲通情";"生生"是"欲无私"与"遂欲通情"的形上根基、"欲无私"与"遂欲通情"表现且确证"生生""遂欲通情"又是"欲无私"的推己及人;由"生生"而"欲无私"再"遂欲达情"乃"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三者圆融一体。这在发扬原始儒家"生生"之仁的同时,实现了原始儒家以"仁"统贯诸德的初衷,并通过对欲、理、仁关系的厘清和爱人、忠恕的新诠完成其对宋儒之仁的批判与孔孟之仁的超越,从而还"欲"于"仁",将伦理根植于生活,倡导了一种事实与价值合一、德性与幸福一致的伦理生活,开启儒家"仁"学一代新风。     

从“金规则”看儒家伦理“仁”的思想体系的本质特征及其与基督教伦理的异同

《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与儒家伦理相符,即"恕道",亦即"仁"的思想体系的本质特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对"仁"的积极表述;"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是对"仁"的消极表述。儒家的"仁爱"观与基督教的"圣爱"观都是普世之爱,由于二者的起源、发展方式不同,所以表现形式也不同。儒家的"仁爱"观与"敬"分不开,其极至状态为"四海之内,合敬同爱"。     

养生与养气

正儒家和道家,各有其侧重点。道家重"养生",儒家重"养气",好像是没有疑问的。庄子有篇《养生主》,专门谈养生。其实不光是《养生主》,庄子《内篇》中的《人间世》《大宗师》《应帝王》这样一些鸿篇巨制,都是与养生直接相关。庄子的养生之道,不过是"游刃有余",也就是避开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在人生的罅隙中行走。这一点,直接继承了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不敢为天下先",就是不做无谓的牺牲,     

方东美哲学思想的儒家精神--兼与胡军教授商榷

本文不赞成将方东美视为当代新道家.本文认为,不能因为方东美轻<论语>、反"道统"、赞道家、批"后儒",就断然否定方东美堪当现代新儒家.因为对方东美来说,这都意味着站在学术的立场上,予儒道两家的学术贡献以客观的评价,决不是为了推崇道家而彻底否定儒家.为了证明这一论旨,本文不但具体分析了方东美的道家观以及他为何批评儒家、怎样批评儒家,还针对胡军教授的观点,就六个问题展开讨论.     

蕅益大师的孝戒思想

一、孝戒思想的渊源"孝"是儒家一个非常核心的思想。《孝经》中说道:"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于孝,故为德本。"~([1])儒家认为,"孝"是最高尚的道德和最重要的道理,它可以使社会和谐,人民之间没有怨念和矛盾产生。     

从儒、道的封建礼教观说到鲁迅所谓的"食人民族"

鲁迅对于儒家封建礼教的态度与道家道教对于儒家封建礼教的态度,多多少少有互相一致的地方,即都是抱着批判的态度,其结论也都是认为儒家的封建礼教会导致"人吃人",只是时代背景不同,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各有不同.     

《黄帝四经》人性论的理论逻辑与思想史意义

《黄帝四经》在肯定人性"自为"的基础上创建了"以情释性"的人性理论,将趋利避害的好恶之情作为人之本性,对内"宁心安性",对外"因性制法",将"心术"和"王术"相结合,实现了内在心性与外在法治的有机统一,初步建构了黄老道家人性论体系。《黄帝四经》不仅为黄老道家人性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同时丰富了先秦道家人性学说的理论形态,也对儒家和法家的人性学说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情与智

正个人看法,儒家是"以情动人",道家是"以理服人"。大家知道,道家是反智的,"虚其心,实其腹"是道家的理想,但道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却是智性的,道家很少动感情。儒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却处处看到"情"的印记。譬如当弟子问孔子,三年之丧,是否太长了,孔子就比较生气。他说:"当初我们出生,三年才免于父母的怀抱,你怎么不说父母把我们抱在怀中的时间太长了?"可以想见,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很     

清与浊

正儒家人格,泾渭分明。一个人,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不是清,就是浊,其间容不得一丝儿苟且。说白了,"喻于义"的君子,就是清;"喻于利"的小人,就是浊。当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时候,也就在昭告天下:我是"喻于义",你们都"喻于利"。道家人格与此不同。老子言:"大白若辱。"这明显表明,道家不是"非清即浊"的二元论。在道家看来,纯粹的清是不存在的,清中自然含藏着浊。且只有     

道、法人性论之维的现代审视

比起儒家,道家和法家的人性论不是非常典型。一谈到人性论,人们多想到人性善或人性恶,学术界也多以儒家的人性善恶为参照,以超人性善恶和人性恶界定道家和法家的人性论。初看起来,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进一步看,这种说法未能揭示出道家、法家人性论的内在特点,忽视了人性论的多维性。人性是复杂的,对人性问题的探讨也是多维的。那么,相对于儒家的人性善恶论,应该如何揭示道家和法家人性论的不同维度?通过道家和法家人性论的比较,是否有助于揭示道、法人性论的不同维度?本文试图探讨这些问题,为当代的人学研究提供参考。一、人性问题的先…     

“齐”“一”与“和”“顺”——道家的和谐如何可能？

中国人基本上都是根据"和而不同"来理解和谐的,而"和而不同"的核心就在于不同、差异,而道家又侧重于讲"齐"、"一",这似乎与不同、差异相矛盾,从而容易使人们对道家实现和谐的可能性产生怀疑。实际上,这种矛盾是一种字面上的矛盾,道家的"齐"、"一"是蕴含差异性于自身的,并且力图去维护、保存这种差异性,使差异之物和谐相处。不过道家处理不同、实现和谐的方式与儒家的协调统一有所不同,主要强调顺应。     

陆贾的“无为”观及思想史意义

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汉初"无为"政治源自黄老道家,而陆贾的"无为""有启文景萧曹之治者",理所当然属于黄老道家。其实,其"无为"是以儒家"道德导向无为"为主干,以道家"自然无为"、法家"法术势无为"为补充。这为重新审视汉初"无为"政治的思想渊源及儒学在其中的地位提供了新视角。汉初"无为"是道、儒、法三家"以秦为鉴"提出的相似治国之策,故"文景之治"仅仅归功于黄老道家显然不妥,儒家也起了重要作用。同样,汉初儒学也并非学界通常所认为的处于在野地位,而是早已开始和王权结盟,"独尊儒术"只不过是二者结盟水到渠成的最终结果。     

人生需要一把剪刀

刘邦入关后来到秦皇宫,禁不住金银财宝、香车美女的诱惑,在纵情享受中把军中大事置之脑后。大将樊哙忠言劝之:主公你不能住在此处,这是何地?是以前暴君秦王享受的地方,你如果想得天下,就赶快离开这迷人之地!经多人劝说,刘邦幡然醒悟,立即搬离秦宫,屯军灞上,厉兵秣马,最终打败项羽。历史表明,奢欲无度,必会人亡政息;制欲止奢,多会成就一番大业。正所谓:天下大福,莫大于无贪欲;天下大祸,莫大于欲无底。人生在世,皆有"七情六欲"。何谓欲?先贤曰:"六欲者,生、死、耳、目、口、鼻也。"可见,欲是人们生存的一     

西汉竹简本《老子》首章“下德为之而无以为”考释

本文提出和详细论证了汉简本《老子》首章的"下德为之而无以为"应是《老子》旧貌的观点,并通过对王弼注文的研究详细论证了其经文本应亦作"下德为之而无以为",而传抄致误为"有以为"。汉简本首章的思想脉络十分清晰,阐明了道家关于德的基本思想,揭示了道家式的德同儒家式的德的差异:"上德"是道家式的德,体现了"自然无为"的道家精神;"下德"(包括仁、义、礼等具体内容)是儒家式的德,它们与"自然无为"的标准相违且渐行渐远。因而以"自然""自发"为特征的道家式的德在价值上要高于以"自觉"为特征的儒家式的德。     

儒家仕观中的“穷达”之辨

儒家"仕"观里,有一"穷达"之辨。通过此辨,儒家阐发了一种特定的道义论情怀。儒家有比较彻底的理论,孟子为其提供了最为经典的道义论意义"廓清"。儒家为仕途设计了一系列如何处穷达变化的为官之德,在儒家的思想里达到了某种"共识"。儒家和道家有各自的"穷达"观,但是也有共通性即道义的价值取向。以"隐士"为例似乎显示出儒家和道家在出仕问题上,又有着"共通性"和"差异性"倾向。     

方东美论具有道家精神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

方东美指出:具有道家精神的中国文化讲究"和",道家的和谐精神通过"有""无"双回运行体现,并对儒家和佛教的和谐文化思想产生积极影响;西方文化重视"分",这种价值观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说,形成于中世纪的神人"恶性二分法",发展于近代的知、情分离价值观实践。     

先秦儒道两家论“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的不同进路

孔子将"仁"的德性看作"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孔子及其弟子将在家庭中实践孝悌之伦看作实践仁德的出发点,进而看作建构良序社会的出发点。孔子及其弟子对"人之为人"与"做人起点"两个问题的思考,体现了先秦儒家重视人的道德行为与良序社会的内在关系。与儒家的这一思考路径相反,道家创始人老子及其重要继承、发扬者庄子,更加重视"道序"的作用,以及人对"道序"遵守的重要性。在"人之为人"的问题上,道家提出每个人都应当"尽性",在"做人的起点"上,更重视个人生命之于政治活动的基础作用,认为理想的政治与社会应当奠定在尊重每个人的个体生命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儒道两家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的理论回答并非完全过时,而是不够充分。这两个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在现代新的思想维度里对其进行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