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礼义,制法度”——从“礼”的结构与功能探讨荀子对法家思想的吸收与改造

荀子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法理论,但并不必然导向法家学说。他一方面接纳与改造了法家之法的客观性与公正性特征,强调了礼的"法度"标准之功能,另一方面借鉴法家之法的人为性特征,建构起礼的起源理论,把礼从个人规范扩大到治国方法,形成独具特色的"礼治论"。"礼治论"具有二元化的治理结构:"礼"之功能为建构秩序,其实质在于定"分",其目标在于"治";"法"则有别于"刑",主要是指官僚所应施展的各种规定。在"天-地-人"三才架构中,齐朝廷用"礼",以礼为标准来发掘和选拔人才,并将秩序与和谐普及于下层社会;正官僚用"法","法"之运用,便成为"礼"治的一环。荀子"礼治论"的擘画与先秦法家有着相当的距离,却成为自西汉以后社会政制架构的基础。     

孔子政治文明审视

孔子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以仁释礼”的“仁治”(人治)思想。孔子的“仁治”思想是对周人“礼治”思想批判、创新的产物。周人“礼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神治”到“礼治”的转化,但周人的“礼治”思想仍然处于“神治”思想的束缚之中。孔子的“仁治”思想冲破了“神治”思想的束缚,实现了从“礼治”思想到“人治”思想的转化。孔子“仁治”思想所包含的“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爱人”内容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治”思想与“民本”思想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形态,并为当今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政治文化资源和经验教训。     

春秋时期的礼治与法治——兼论春秋非礼坏乐崩而是以礼为中心的时代

春秋时期并非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而是以礼为中心的时代。春秋礼治是在王室衰微、夷狄滑夏的情况下，齐桓、晋文等春秋霸主对政治、文化秩序的重建，礼主要表现为诸侯间的会盟、朝聘。一方面，要求小国服从大国，根据其命令提供义务；另一方面，也要求大国爱护小国，给予相应的帮助，体现为一种“救患、分灾、讨罪”的人道精神。春秋礼治是一种贵族政治，主要依靠贵族威仪的示范和影响，实现社会的治理，并重视对民众的教化，具有人治的特点。法也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法指法度、常法，是国家制度和治理方法；狭义的法则指刑法。春秋时期的治国法度既包括礼治，也包括法治(刑法),礼与法多有重合之处。但随着郑国、晋国的“铸刑书”与“铸刑鼎”的出现，出现了罪刑法定的趋向，对传统礼治形成了冲击，由此引发了礼治与法治之争，但这只是在突出礼治还是法治、以何者为先的认识上的分歧，并不是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随着对法治(刑法)的强调，春秋时期总体上呈现出由重视礼治到重视法治的变化。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以《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

中国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法家,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但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     

实然与应然:中国近代新法家礼法之辩的双重维度

近代新法家面对救亡和富强的时代主题,试图从传统法家思想中寻找资源以应对西方法治精神,同时回应传统以来的礼治实践。他们认为,中国传统中本有"法治"或"法治主义"的思想,只是被误解而淹没在历史中,儒家的礼治思想确实在历史中起到重大的作用,但新时代应当重新考量。新法家们面对礼治和法治问题,对儒家和法家所受的批判进行反思或维护,虽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呈现出双重维度:从实然的层面看,承认二者在历史上均起到维护专制、压抑个性的作用,应当加以批判和反思;在应然的层面,他们认为法治与礼治不必然引发专制,并且他们努力为其寻找超越社会制度的基础,这就是应然之道。     

老子的“无为”政治与先秦其他无为思想的区别

“无为而治”是老子治国思想的核心主张。这一政治主张不仅有其特定的哲学内涵与历史成因,还与先秦其它各家的无为思想也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方面,在同属道家体系的内部,老子认为君臣俱可休息于无为;庄子则认为,君主固然可以“无为”,但臣下则必须“有为”。庄子的这一思想还同时影响了法家韩非一派的“元为”观。另一方面,老子与儒家孔子“无为”的差别,则更多地体现在一种治国理念上的“道治”与“德治”截然分殊。     

礼治与当今法治能相辅相成吗?──与白奚先生商榷

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礼治、人治与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哲学动态》１９９８年第４期“争鸣与探索”栏上,发表了白奚先生文章《礼治、法治与人治》。白奚先生否定了“人治”,但认为“礼治”不同于“人治”,“礼治”具有“普适价值”...     

齐文化法德统一述略

在对待法治与德治的问题上 ,先秦诸子看法极为不一。从总的倾向上说 ,孔子主张以德治国 ,以仁主治天下 ;孟子主张施仁政于民 ,行仁政而王。他们重视道德教化而忽视法治的作用。与儒家根本对立的秦晋法家则极力反对以德治国的主张 ,商鞅提出 :“任其力不任其德” ,“不贵义而贵法” (《商君书·错法》) ,韩非也反对以德治国而主张“不务德而务法” (《韩非子·显学》) ,从而否定道德教化的作用。而齐文化有别于孔孟之儒与秦晋法家 ,主张法治与德治统一 ,法制与德教并举 ;二者兼施并用、相辅相成。这是独具特色而且最为全面的治国理论。今天用…     

孔子的礼学体系——纪念孔子诞辰二千五百四十周年

<正> 自孔子成为宗法礼学祖师以后,墨家墨子、道家老庄、农家许行与前期法家,都先后起来反对宗法礼学。墨子是积极地反对宗法礼学的,老庄是消极地否定所有宗法礼学的存在的,许行更是反对宗法礼教中居于主要地位的君臣民的不平等。前期法家坚决主张法治,反对礼治;后期法家韩非师事荀况,是在批判儒家中继承其“三顺”思想的。所以如说春秋战国时代是围绕儒家礼学来展开争鸣的,也不会远离历史事实。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鲁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独备有周礼。孔     

管仲和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异同论

管仲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在古代中国和希腊大致同时提出了法治理论,旗帜鲜明地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然而,由于对于法律与法治的不同理解,管仲的法治是君主用法律维护其统治的“以法治国”,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则是用良法规范社会的“依法治国”。两者的“法治”内涵虽然不同,但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启示。     

儒法道治国方略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治国方略以儒、法、道三家为最有代表性。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其核心是“心治”;法家强调“以法治国”,其核心是“力治”;道家倡导“无为而治”,其核心是“天治”。三家治国方略各具特色,亦各有不足,在政治实践中应兼采并用,各取所长,优势互补,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三家治国方略虽称发达,却仅属于“治道”,属于管理学范畴,而于“政道”甚少涉及,这与中国古代严酷的专制主义政治有密切关系。     

论法家“法治”学说的定性问题

<正>近代以来,法家"以法治国"(《韩非子·有度》,下引该书只注篇名。类似说法亦见于《管子·明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法治"思想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西学源于诸子说"的盛行,使得薛福成、黄遵宪皆认为先秦法家之"法治"与西方法治殊途同归。不料这种观点引起了沈家本、严复等人的强烈批评,他们明确主张法家"法治"乃"专     

《周易》礼治、德治、法治思想略论

《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是以礼治为中心为主体,以法治为辅助手段,以实现德治为治理的最高目标,将礼治与德治、法治紧密结合起来,具有典型的社会综合治理特征的治国思想。法治是治理的底线与红线,是社会治理的强制力量,法治依靠他律和强制;礼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主体力量,主张自治与强制相结合;在法治、礼治的基础上通过德治达到天下大治则是社会治理所向往的理想目标,德治主张自觉自律与自治。《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治理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孔子礼治思想浅析

礼治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很崇拜周礼,主张“复礼”、“为国以礼”,希望恢复西周的礼治秩序。孔子提出的“复礼”的办法是“正名”,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时,孔子还提出了“仁”的思想,孔子礼治思想与孔子“仁”的思想是统一的,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关系。     

为什么说法家的“法治”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

由于儒家德治思想与德政方略 ,使得人们通常将德治与人治相提并论 ,简单地把法治视为人治的天然对立物。然而 ,历史上的情况却没有这样简单 ,法家主张的“法治” ,就不是人治的天然对立物 ,而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法家的法治本意 ,是有“法治”而无“法制” ,是君王一人的“法治” ,而不是全社会的“法制”。     

先秦法家的治国理念及其现代性北大核心

法家以“一断于法”的理性精神,通过因功赏爵、察能授官的制度设计,打破了传统“别亲疏,殊贵贱”的礼治秩序,促成了政治体制的变革和“大一统”的奠基,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否认的。秦朝的灭亡,主因在于其施政方式,而不能简单归咎于法家思想。在法家那里,整肃社会秩序的关键在于确立一个客观、公正的价值准则,而儒家的教化之道缺乏必然性,“有法之常”作为治国的基本准则是道德所不能取代的。尽管在后世“儒法合流”的过程中法家学说日渐为儒教所吞噬,但其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和富强之道,以及“一断于法”的价值诉求等,在今日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意义。当然,中国要真正走上富强之路,从根本上取决于民众内在潜力的充分发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民众不应只是国家富强的工具,国家富强应以民众权益为前提;唯有真正实现“唯法为治”,才能筑牢中国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     

礼与法——荀子与法家的根本差异

荀子的礼与法家的法看似接近,都具有制度化、成文化的特征,实则非常不同。荀子的礼治仍是在孔子的思路上,即良治是按照周朝的制度遗存进行改良,而且其礼学的关注点是普遍的人。法家的法治则认为周朝的礼制已经不适合新的政治形势,所以要用君主集权的法治来统治社会,而其法学正是为此而进行的特殊性思考。这种差异决定了法家之学具有的是特殊的时代价值,而荀子的礼学则更具有普遍性意义。     

黄老学派“类法治”思想探析

黄老思想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个哲学政治思想,一方面其强调"道生法",主张法律的道德基础、强调法律的权威与作用;另一方面主张"循法而治",并提出君主"无为而治",弱化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防止统治者对法律的侵害。相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家、儒家等其它学派法律思想,其法律思想更接近于西方的法治思想,对我国今天的法治建设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君主本位”还是“君子本位”：论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两条线索

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有两条线索。备受学界关注的“从周”与“正名”的思想线索，接续的是春秋霸政时期以礼维护层级秩序的传统，并非单一维护君主集权。而“小邦君子政治”的思想线索，依托于春秋末期出现的邑宰政治，是由君子在底层担负政治责任，以实现良好的政治局面。与孔子维护“君主本位政治”的传统看法不同，这两条思想线索皆为“君子本位”。它们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中“小邦君子政治”的思路，是孔子政治思想中尤其值得重视的一个面向。     

《管子》的法教统一观

先秦时代,关于道德、教育与法律、刑政的关系,儒家与法家曾经有过争论。儒家宣扬“德治”,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对于法律的作用估计不足。三晋的法家如商鞅、韩非强调“法”与“势”的重要,把法治与文化学术对立起来,认为道德教育都是毫无价值的。两者都陷于一偏。惟有齐国的法家学者以《管子》为题的著作,既主张以法治国,又肯定道德教育的必要性,看到法律与教育的统一关系。这是先秦时代最全面的政治思想。 (按《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