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人文美学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

唐君毅以道德心灵为基础,揭示了中国人文美的内涵与特质。他的美学接续了儒家美学的美善合一传统,以真善美的融合为理论目标,以人格美与人文风俗美的双极并建为实践目标,在现代中国生命美学、境界美学的向度之外,开出了人文美学的方向。唐君毅站在人文美学的立场上,重释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人文价值,探索了传统礼乐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合的可能路径,强调以美达善、以美成人、以美化成人文世界,努力寻求审美与人生、审美与社会之间的有机统一,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论唐君毅“心灵九境”思想中的华严宗哲学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是一部有着世界声誉的哲学名著,其"心灵九境"的哲学构思以广大、融通、开放的内在品质,为中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会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本文具体论述了唐君毅"心灵九境"思想的华严宗哲学,认为唐君毅创建的"心灵九境"理论中蕴含着华严宗哲学(以"六相义"为核心)观照矛盾关系时相夺相即的思维方式及其圆融旨趣。     

对德性之知的再阐释——论杜维明的体知概念

杜维明的体知概念是在默会知识与儒家思想的现代性的双重语境下对儒家的德性之知传统所作的一种新阐释。体知是那种与认知相对、与实践结合、体现人格尊严的认识,具有认识的意义和实践的意义。杜维明对体知概念的论述与波兰尼在个人知识观上的建构工作有不少相近之处,两者都对传统科学知识观念提出质疑,为知识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义”“利”“害”观念的现代诠释——以叶适功利伦理学说为进路兼以朱学为基本参照

义利之辨,既为儒家的传统论题,在现代的意义世界里,也能转出它新的生命和新的形式。论语时代发轫的这一命题,与墨学的对峙与交通,经过董仲舒、程朱一系的补充或补订,兀然在有宋一代朗现出新的气象。水心环绕此命题所下的补正工夫,即是其中的一案。《水心别集》卷三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到了水心晚年来了个大的转换,一方面仍是义利并举,另方面则是利先义后,谓之“成利致义”。比照横渠、朱子用“心”来统贯“性”“情”二观念,水心在“义”与“害”的链接间,寻到了一个大写的“利”字:利,既可以是“义”,也可以是“害”,犹一剑双刃,较之“心统性情”,它是“利统义害”。故,就结果言,水心说坦荡地展臂拥抱墨学,却恰好造成对先秦儒义本学统的彰显,与小程子辨明兼别、融通儒墨的理一分殊说,有不二之妙。     

略论华严宗判教思想对唐君毅“心灵九境”理论建构的影响

本文认为,华严宗在理论的系统性、以境界、教义分高下、由对教理的评析而归判境界,以及深刻的融通性、广大的包容性和适时适机的创造性等方面,都对唐君毅"心灵九境"的现代判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德性·知识·人格——论唐君毅“本心德性论”的建构理路

“本心德性论”是唐君毅哲学思想的理论根基。在形上学的意义之下,唐君毅所论的“本心”得以全幅开展。于是,德性借仁德(“至善”)之设定,描述了自身道德的原因性;德性对知识之规范,展现出道德价值的交互性;德性立成德之目的,赋予了人格塑造的理想性。通过三个层次的分析,唐君毅给出一个充盈着道德理想的哲学反思历程,展示出“本心德性论”的建构理路,以期在直面现代思想的困境和挑战时,能够动态开放地重塑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     

传统德性资源与现代公民德性的培养

亚里士多德指出,德性是那些值得称赞的品质,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我们认为,公民德性是指公民为了实现人的价值、追求幸福生活和实现社会的善,正确行使一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履行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而应具备的优秀品质和能力,这些品质和能力体现在道德、理智和实践三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德性资源,这些德性资源对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和公民德性培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良知如何呈现：经验知识的解释进路及其反思——以“体知”与“动力之知”为例

从“四端之心”开始,以经验知识的解释进路来叩问良知之存在、表述良知之呈现,存在着一条值得被注意的哲学史发展脉络。通过简要梳理这一哲学史源流,并特别说明杜维明、黄勇在回应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分别提出的“体知”与“动力之知”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以经验知识的进路解释良知如何呈现,需要以良知不学而能的先天性与其呈现于经验中的差异性、多样性为前提,给予“经验知识如何触发良知”和“良知如何运用经验知识”两个核心问题以有效的解释。同时,认知能力的提高与经验知识的积累都影响了主体对当下道德场景的把握,从而也参与到良知直下的判断中。     

孟子“不虑而知”新解与良知的实现——基于德性认识论的视角

在孟子“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一说中,良知一般被视为主体道德意识或道德实践等层面的内在规定,所以通常以道德德性加以阐释,以致忽略了可能潜含的理智德性内涵。转换考察进路来看,与饱含神秘色彩的“生而知之”不同,“不虑而知”以遮诠的形式寓意了良知的认知特性,以及某种消极实现方式。在德性认识论的启发下,作为一种好的、可靠的认知结果或认知状态,良知不仅蕴含了伦理意义下主体德性品质的良善,也意味着一般意义上“心”之功能的良好。而良知所彰显的此种认知状态的达成,离不开主体相关理智德性的参与和发挥,“感”和“直觉”即为良知的两种可能实现方式。     

道家的德性论及其“玄德”之治思想——兼论儒道的“文”“质”之辨

笼统而言,如其他诸家所论,先秦道家所谓的“德”“性”均有万物生而本具的禀赋之义。然道家更重“德”所标示的万物生之所以为生（或生之所由来）的原始义,其德性论也有如下特点：作为世界的本根,“道”具有“生养”万物之“德”;同样,作为“道”之所“生”者,万物也各备其“德”,即各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和存在禀赋;相应地,道家的工夫论也表现出鲜明的“复归性”的特点。道家的德性论还是其治道思想的逻辑起点,其心目中的理想之治也被称为“玄德”之治。在此治下,“侯王”治若无治,一任万物各循其“德”、各展其“性”,宛如万物存在的“看护者”。不过,在黄老道家那里,本于一统天下的功利诉求,他们也强化了治者的“驾驭者”或“主宰者”的形象。道家的德性论决定了其历史观是退化的,且相对于儒家的“文明”观,其尊“德”、尚“质”的生存态度也表现出“反文明”的思想倾向。     

汉语“知道”的逻辑刻画

经典认知逻辑中的知道算子具有性质"知道的皆为真",但这不符合汉语直观。在汉语中,所知之事的真假还取决于认识能力的高低。本文提出一种觉知模型来解释汉语中的"知道"。在此类模型下,"知道?"可以解读为"在当前觉知情形下认识到?"。当前状态并不一定被觉知,由此解决所知皆真的问题。文章引入觉知语义学,将其与信念逻辑进行对比,然后给出公理系统并证明其完全性。     

杨时的“学习”之道

<正>杨时(1053—1135),程门高第,闽学鼻祖,是洛学南传的核心人物。他不仅是一代理学宗师①,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其晚年讲学东林书院,从游者千余人。长期的教学实践造就了杨时独特的"学习"之道。何谓"学习"?杨时给出的定义是:"大概必践履圣人之事,方名为学习。"(《杨时     

“是—应当”问题与现代道德哲学 ——对安斯库姆《现代道德哲学》的一种解读

休谟提出的"是-应当"问题在安斯库姆对现代道德哲学的批判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安斯库姆反对休谟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认为可以通过"显白的事实"从"是"中推出"应当"。但她接受休谟的动机理论,而这一理论给她的推导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回应这一挑战,安斯库姆不自觉地引入了关于动机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分。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从"是"中可以推出日常意义上的"应当"而推不出道德意义上的"应当"。这使得她最终主张抛弃道德意义上的"应当"而回到日常意义上的"应当",回到德性伦理学中的概念上来。     

“格物致知”还是“致知格物”?——宋明理学对于“格物致知”的发挥与思想分歧

"格物致知"语义甚丰,程颐、朱熹将其解说为"格物穷理"。"格物穷理"有将"理"与"心"分作两件的危险,故遭到陆象山和王阳明的反对。陆象山和王阳明都坚持"心即理"。"心即理"在陆象山那里主要是理不离心,"无心外之理",而在王阳明那里,更有"心即是理",所以他于"心外无理"之外,更提出"心外无事"。与程朱不同的是,王阳明将"格物致知"解说成"致知格物"。而"致知格物"实则就是"致良知",就是"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阳明心学虽然维护了"理"与"心"以及"致知"与"格物"的一贯,但却导致了"致知"在"格物"之先这一明显不合《大学》所言序次的尴尬局面。经典诠释如何在忠实原意的条件下又有创造性的发挥,真是一个大问题。     

伊斯兰教认知观——兼谈与中国传统中“见闻之知”“德性所知”的异同CSSCISSCI

认知观也叫认识论。认知,指通过心理活动获取知识,比如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等。知的来源或者认知观,属于哲学范畴,是与哲学的产生相联系的。 对于知的来源,各种文化有不同的定义。伊斯兰教义学的基本认知,就是通过天地万物的实际存在,而推证造物主的存在与独一。正统教义学主张,世界万物的本质是确定的,是可知的。     

中华民族的“德性精神”传统及其当代意义

探索当代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与精神家园问题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核是文化精神.中华文化的总体精神是"德性精神"."德性精神"对于当代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慎”的两个维度——中国传统德性分析之三

“慎”德有两个维度:慎微与慎独。慎微之德重“微”,慎独之德重“隐”,不愧屋漏是慎独要达到的很高标准,其建立以良心为心理基地,其意义在于人的自我制约。     

大乘佛学的融摄与超越--略论唐君毅先生对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历程的诠释

唐君毅以中国大乘佛学为建构中国哲学史的质料,有关佛学研究之内容,尤其是对华严宗法藏大师以最为精深的义理化解融摄各家的精粹,超越各家的矛盾以及佛教大乘教派初传中国时的"水土不服"的弊端,以及由此必然生起的圆融无碍的包容心态,而集中国佛学发展之大成的论述,唐君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融摄与超越也是他哲学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Interpretation:对“诠释”的诠释

哲学本质上就是诠释学。对概念的理解与解释,构成了哲学工作的核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interpretation通常与诠释学关联在一起,有时甚至就被看作诠释学的同义词。然而,在哲学文献中,这个词往往是不同语词的翻译,比如hermeneutics、Interpretation、Auffassung或Auslegung。虽然作为翻译的结果,这些词都有一个统一的形式interpretation,但其意义或用法不尽相同,甚至完全对立。从诠释学的视角对interpretation这一术语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维特根斯坦意义理论的呼应和补充:语词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用法,也在于对其用法的理解与解释。     

孔子“民可使由之”句的二十二种训释

《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因与孔子核心思想似有不符,故梁启超、宦应清等人率先提出变更句读的释读方法。后来学者拓而广之,此句遂有五种不同之句读。笔者认为,无论变更句读之后是否能自圆其说,这种做法本身并不可取,因为它不仅句法不合,而且违背了授受源流,甚至其产生的前提也并不存在。即使在保留旧句读的前提下,古人仍有十八种解释完全可以训释此句。笔者对古今二十二种训释(五种句读)作一汇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