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本土天主教徒《易经》的索隐法诠释——基于吕立本《易经本旨》的个案研究

关于索隐法（Figurism）的研究相当丰富,但就研究对象而言,学界基本只关注耶稣会传教士群体,本土天主教徒方面则付之阙如,尚待进一步发掘。清乾隆年间山西临晋人吕立本撰有《易经本旨》,为本土天主教徒《易经》的索隐法诠释的重要案例。对《易经本旨》进行分析能为索隐法研究提供一个新的中国本土的视角,起到深化该主题的作用。同时,透过该个案,也将有助于理解清廷禁教后普通教徒的精神世界,考察不同文化背景、知识水平的两类人在经典诠释理路上的异同,对天主教史、《易经》研究等领域有所裨益。     

庞思奋“复合《易经》”模型辨析及其对中国易学研究的启示

近年以来，西方学者对于《易经》的研究渐渐由被动接受转变为对东方、乃至对中国本土研究界产生主动积极的反向影响。香港浸会大学的庞思奋（Stephen R.Palmquist）教授将康德哲学的内在逻辑体系应用于中国《易经》六十四卦的研究，将《易经》六十四卦重新构建成为一个四层模型系统，并称之为“复合《易经》”卦序模型。以庞思奋为例的西方学者对于《易经》的研究，既有助于我国易学研究的进展，还可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     

重离六爻,偏正回互——曹洞宗禅学的易学基础

禅宗是中国化最为彻底的佛教宗派,学界以往在谈论禅宗中国化特色的时候都是将眼光集中于其对儒家和道家的吸收上,而没有关注作为中国文化"群经之首"的《易经》及其易学在禅宗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实际上,作为禅宗的宗派之一,曹洞宗在佛学理论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在禅宗"不立文字"的框架下援引《易经》元素以及易学思想来阐释禅学,其历代祖师前赴后继"依易说禅",自成一统。曹洞宗不用印度佛学的概念而用中国本土的易学来言说禅学,这是曹洞宗对于佛教中国化的一大贡献,而且这对于我们今天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如何运用周易的道理来进一步发展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从佛经翻译审视佛教的中国化历程 以《药师经》为例北大核心

在我国的外来宗教中,佛教是完成中国化较为彻底、成功的范例之一。佛教中国化在形式上表现为佛教经典的翻译与研习读诵、经典和教义的判释与圆教义理的阐发、佛教宗派和山门祖谱的确立等;在实质内容上则表现为佛教义理的心性化、佛教信仰的大众化、普遍化。本文中笔者将以《药师经》的翻译为视角,以探析佛经在翻译过程中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紫柏真可对儒学义理的佛教化诠释

紫柏真可法师对《四书》“中”“诚”“求放心”等思想精神,朱熹“心统性情”说均进行佛教化诠释,以儒家理念充实、丰富佛教义学;同时,真可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孟子“性善论”、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等儒学思想进行批判性诠释,以佛教义理统摄儒家理念,突显佛教义学的内涵及意义。分析真可著述中对儒家义理的诠释与论析,既可从一个侧面揭示真可佛学的理念和精神,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明末佛教普遍以儒学经典诠释佛典、佛理的趋向,突显明末儒佛的交融关系。     

《易》《庸》《学》与道家思想

《易传》、《中庸》、《大学》是早期儒学的三部重要经典。然而,如果仔细研读这三部经典,其中均含有对道家思想的汲取与改造,并各自从特定层面展示着儒道两家思想的会通。下面,即对这个问题作初步探研。一、《易传》与道家思想《易传辟为解经之作,与《易经》有很大不同。如果说,《易经》是一部以八卦与六十四卦及卦父辞预测人事吉凶,指导人们活动的巫术宗教文化之书;那么,后出的《易传倒是一部抛弃了《易经》之宗教内容、继承人卦与六十四卦符号系统的以人为中心的哲学人文文化著作。《易传》与《易经》所以有如此差异,最根本的原…     

本体与实践：探究佛学与儒学会通的契合点——对方东树《向果微言》的一种解读

方东树晚年写作《向果微言》,延续了《汉学商兑》中对理学的反思,其立场也从辟佛转向了援佛入儒,通过重新整合与建构儒释的道统谱系,结合先秦以来儒家心性学说与《大乘起信论》《法华经》《坛经》等大乘佛教与中国化佛教经典义理,围绕“身心性命说”“知至可几”“言性异同”等论题和理学家辟佛观点,就“道”“法”“天”“心”“性”“理”等概念展开诠释与会通。方氏会通的有效性在于儒释虽各为独立的思想系统,在面向实践的伦理观念上也有不同价值取向,但两种思想体系融构、创新与并存的基础建立在彼此深厚的共生性之上。     

《大梵弥罗:中古时期道教经典中的佛教》

正本书由不同的角度分别探讨中古时期佛道交流的不同议题,焦点集中在《灵宝经》当中的佛教概念。大乘佛教经典译介进入中国后櫂櫂櫂櫂櫂櫂,其中的观念开始渗透并被借用到中国本土的经典,最明显的就是古灵宝经。本书即在佛道的脉络下探讨佛教观念在《灵宝经》中的借用与转化,试着去了解在4     

论帛书《易传》与帛书《易经》的关系

一、引论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土的帛书，既有《易经》，也有《易传》。帛书《易经》与今通行本《易经》最大的不同在于卦序。今通行本《易经》始于乾、坤而终于既济、未济，六十四卦“二二相耦”分为三十二对，每一对中的两卦又“非覆即变”。而每一对卦组与卦组之间，据《序卦传》所说，又具有逻辑联系，蕴涵着深刻的哲理。而帛书《易经》却起于健（乾）、妇（否）而终于家人、益，其排列有着严格的规律性。其特点是采用自卦的方法，将一个大画卦区分为两个三画卦，以三画的儿卦为单位，将六十四卦分成八组。其上卦排列的次序是：键（乾）、…     

论《易》的"象"思维认识

《易经》作为占筮之书,是一个蕴涵有深刻哲理的、独特的认识系统。之所以独特,不仅是因为其以“象”为思维符号,更在于其卦象、卦爻辞和爻数的紧密结合方式。倘若《易经》只有六十四种卦象而没有附着于每卦下面的那些卦辞和爻辞,那么这些卦象充其量只是一些线条刻画或几何符号,它们有什么意义?不可得而知。这正如现在考古者在一些洞穴中所发现的某些壁刻图案一样,不知它们的意义、所指何在。但有了卦爻辞后,《易经》这些线条符号就成了卦象,就取得了“象”符号的认识论意义和价值。同时,倘若不把现在我们称为卦、爻辞的这些文字附着在这些卦…     

易、道相关"舆"象索隐

物象、象喻在<易经>和道家文献中的大量运用,不仅表现为一种修辞手段,而更表现为一种思维方式.破解其中的象喻是探得这些经典文献的理蕴以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必须的.道家文献与 <易经>在相关于"舆"象的象征意义上有很多相互关联之处.本文在道家思想受<易经>影响的认识基础上,对<易经>中的<坤>、<姤>、<剥>、<大壮>、<乾>等卦与道家文献的相关车舆之象的象征意义进行相互阐发,并据以对<易经>与道家文献中涉及到车舆之象的文句进行诠释,以此探讨道家文献与<易经>在内在思想上的异同关联.     

论中国经典诠释的两个基型:直释与旁通--以《易经》的诠释为例

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有没有自己的特点?经作者研究之后,感觉到传统经学的实践中确实有直释与旁通两个基型, 可惜没有受到学者充分的注意。故本论文为了具体讨论起见,特别以《易经》的诠释为例,依以下各节:一、前言,二、对“中国经典诠释基型”的界定,三、《易》籍著作的诠释体式,四、直释型诠释的方法与问题,五、旁通型诠释的方法与问题,六、结论, 来论述。其中第四、五两节又各立细目,详细讨论诠释的方法与问题。中国经典的诠释体式是依字-句-章-篇-卷逐次解释而成立低层的训诂、章句、注、笺、解、疏、说、传,甚至更有不泥于文句。而依义理而成立高层的释义、通释、通义,乃至最高层的哲理诠释。其诠释可归纳成两个基型,即依各经本身在历代表现出日新乎高明的直释诠释与依异经互释在后代表现出富有乎博大的旁通诠释。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此两型诠释之于经典正犹乾坤之于易,经典在诠释中表现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从"理学别派"到士人佛学——由明清思想史的主题演进试论近代唯识学的思想特质

The bes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elf-reflection of xinxue 心学 (the School of Mind) and its developmen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re the three masters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overall tendency is to shake off the internal constraints of the School of Mind by study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y.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Dai Zhen had attempted to set up a theoretical system based o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y, offer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 new academic movement that gradually suspended issues studied by the School of Mind. But the suspension of these issues does not mean they were resolved. For Peng Shaosheng, xinzong 心宗 (the Doctrine of Mind) has emerged from a bottleneck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fucian yi li zhi xue 义理之学 (doctrine of meanings and principles): The only way to find the transcenden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octrine of meanings and principles and the Dao was through the internality of belief. In this case, the Lay Buddhists, represented by Peng Shaosheng, Wang Dashen and Luo Yougao, as lixue biepai 理学别派 (Alternative School of Principles), played the role that the School of Mind had undertake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us becoming a shelter for the Confucian doctrine of meanings and principl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revival of weishixue 唯识学 (the Consciousness-Only School) during modern times was simply a continuance of the “Alternative School of Principles”. It took over the Lay Buddhist theme of the doctrine of meanings and principle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ried to construct a new pattern of learning for Confucian classics that matched up with the doctrine of meanings and principles, offering a model of integratio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Translated by Huang Deyuan from Zhexue yanjiu 哲学研究 (Philosophical Research), 2007, (9): 51–60     

论易学史研究在易佛关系问题上的两个疏忽——兼谈太虚大师的易学思想

易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显学。学界对于易学史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这一成就背后却还留存着一个遗憾．那就是我们的易学史研究疏忽了易佛关系这一大课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我们没有研究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前期,为什么佛教在与儒学和道学相沟通的同时却不与易学相沟通;(二)我们没有重视宋明以后存在的大规模的易佛沟通现象。本文以素描的方式勾画出了一幅被学者们忽略了的易佛关系图,有理有据地对疏忽易佛关系的研究状态提出了警策,并以太虚大师的易学思想为例,说明了易佛关系是不应该被疏忽的。     

卦象说初探

象是象数易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爻象、卦象是解易的重要工具之一.卦象不仅是理解<周易>卦爻辞的根本,也是春秋筮法占断的主要依据.从春秋时期<左传>、<国语>简单的卦象,到战国时期<易传>稍具形态的卦象说,再到汉代繁杂的逸象说,卦象说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并在不同时期对易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论明代的度僧

明代建立了完密的度僧制度:禁止妇女出家,限定家庭出身以及本人身分,限定出家年龄,考试通经,限定全国僧人总数,度牒免费发放。明初多循制度僧;中期经常违制度僧,并大量鬻牒;后期主要鬻牒。明代度僧抑制了佛教势力,有利于生产发展、社会稳定及明王朝统治的巩固;有所限制的鬻牒,部分解决了军饷、赈济;大量度僧鬻牒,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起阻碍作用;私度盛行,买卖、伪造度牒成风,僧官借机营私舞弊;度僧对北京治安、物价也有很大影响。对佛教来说,明代度僧造就了庞大僧团,维系着佛教表面繁盛;促进了诸宗融合,促成了赴应僧队伍专业化和壮大,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进程;导致佛学进一步衰微。     

《易经》是否属于原始思维

有学者依据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理论,认为《易经》属于原始思维。但事实上,《易经》无论从创作时代还是思维内容上都与原始思维有着本质上不同,《易经》包含着原始思维所不具备的理性思维。之所以误解《易经》为原始思维,主要是投有真正理解《易经》的“立象以尽意”的思维表达方式。《易经》以其意象表达了辩证、整体的宇宙观,并以此指导现实的人世生活,开创了中国人“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形而上学。     

《易经》意义的来源

<易经>文本的零散性使其表面上看来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易学史上所诠释出来的<易经>意义却丰富多彩,那么<易经>的这许多意义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易经>意义的来源有三个方面,即(一)天地赋予<易经>以意义,这就是<易经>的天地意义;(二)<易经>符号(卦爻符号和文字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会产生意义,这就是<易经>的逻辑意义;(三)人类将自己的认识投射到<易经>上而形成<易经>的投射意义.<易经>的这三大意义及其来源有着中国式的独特学理,即使是专门研究文本意义的西方解释学对之亦不能完全加以解释.     

《易经》与儒家思想之渊源

诸子之学皆渊源于《易》。就儒家而言,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以此为参照,考诸《易经》,不难发现,儒家思想的许多内容,如和合精神、仁政思想、民本思想、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思想等,皆可在《易经》中见其端绪。     

易理与佛理本无二致——论《周易禅解》的思想创新

明末高僧(?)益智旭,通过对《周易》经传文本的禅学解释,在理解易佛关系问题上勇于创新,比较系统地构建了独特的禅易相通思想理论．本文以《周易禅解》文本内容为依据,结合《灵峰宗论》中与易学相关的内容,从“易即易理贯彻始终”、“易理即自心之易理”、“易理即无住之佛理”等方面深入分析,揭示出“易理与佛理本无二致”是智旭的一大创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