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的话语实践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十月革命"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因而,在共产主义的革命话语体系下,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中国由于现代产业未发达,产业工人人数少,无产阶级革命只有转入人数众多的农村,依靠农民继续进行。但是,转入农村后,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就必然出现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政治话语上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而在实际中又不得不依靠农民的冲突,本文尝试理清这一冲突。     

关于职工主人翁意识教育逆反心理的思考

近年来,虽然不断强化职工主人翁意识教育。但不仅没有得到加强,反而职工主人翁意识有所弱化。究其原因,则是由于职工逆反心理起的作用。这种逆反心理的产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宣传舆论的倾斜导向是逆反心理形成的客观原因。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思想原则,也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阶级路线,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始终强调和坚持这一最基本的阶级路线。但是,近几年对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讲得少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不宣传了,以致造成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导致严重的恶果:     

从话语体系建设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话语体系建设。一是话题。研究的问题应当是真问题,不是假问题;不能仅仅重复西方学界的问题,轻视和无视自己的问题。应当主动设置议题,加强话语的主动权和主导性。二是话语内容。要改变研究中"肌无力"的状况,必须提高话语内容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在话语内容的研究中,应当防止从"哲学话语"走向"话语哲学"。三是话语表达方式。要增强理论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必须把理说深说透。四是话语中的"术语"。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范畴的创新,即"术语的革命"。术语革命大致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形成新的概念、范畴,二是改造原有的概念、范畴。无论是提出新概念还是改造旧概念,都是理论探索的结晶,而不是"概念游戏"的结果。     

超级现代性理论蠡测

在时代判断和分析上,除了流行的后现代性和晚期(或高级)现代性两种话语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往住被忽视的超级现代性话语。它认为,当前,现代性发展到了"超级的"、"过度的"、"极端的"状态,时空经验和人的生存都处在一种灾变的临界点上。维希留、鲍德里亚、利波维茨基、奥热以及许多新技术批判理论家都是这种话语的倡导者。在启蒙解放规划已经失败或颠倒的背景下,他们以独创性的"速度学"、"荒诞玄学"以及拓展了的人类学和技术学视角来定义新的现实,重估人类自由条件,扩大了我们时代分析的理论视野,亦为新的理论介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窗口。     

6～10岁儿童反语理解的发展趋势及错误类型分析

通过考察儿童反语理解的发展趋势及错误类型发现:(1)6岁儿童已能初步理解反语讲话者的态度和话语含义,但直至10岁儿童对反语现象的解释能力仍在发展中。(2)6～10岁儿童主要的错误类型是把反语解释为"真诚话语",理解水平越低,该倾向越明显;理解水平越高,则越倾向于把反语解释为"谎话(或欺骗)"。     

论新农村建设的话语权

广大农民群众能否拥有农村建设和发展的话语权直接影响农村建设和发展的进程和结果."以农民为主体,以政府为主导"是执政党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方针,与之相适应的农村话语权体系应是政府话语与农民群众民主话语衡平型话语体系,但长期以来广大农民群众几乎没有话语权,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状态,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对农村建设和发展拥有强势话语,或曰"话语霸权",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     

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崇高观

詹姆逊在分别继承伯克和康德二人关于崇高的恐惧和无力的特性的基础上,加以"强度""狂喜"等特征,共同构成"歇斯底里式"崇高这一后现代崇高的话语形态。"歇斯底里式"崇高从主体的消逝、客体的虚无、情感状态的极端非理性以及最终价值指向的沉沦、无超越等方面表现出对当下社会现状的反思,描述出后现代社会中一种新的情感体验。     

实践智慧:是什么与为什么--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概念的阐释

一关于"实践智慧"(phronesis)的语词传统 随着实践哲学的复兴,"实践智慧" (phronesis)逐渐成为哲学话语的一个关键词.对于这一词语,学者们已经有了许多考证和说明.在汉语读物中,考证较为详尽的是汪子嵩等著的<希腊哲学史>.在讲到巴门尼德时,该书对巴门尼德所用过的跟"思想"有关的几个词做了比较分析,它们是:noema、nous、phronein和logos.其中,phronein的词根是phren,phronesis的词根也是这个.     

权力、话语与社会变迁:以“党的领导”作为关键词

司法为什么需要党的领导,在政法领导人的话语中对此进行了反复强调和诠释。对此问题的回答史,反映了在历史长河中对法官性质与职能、对法院功能和定位的认识嬗变过程,此中亦折射了司法与政治的微妙关系、权力与话语的复杂关联。关于"党的领导"话语,未来应当考虑"党为什么领导司法"的政治话语和"党如何领导司法"的技术性话语之间的区分,言说重心应由政治话语向"如何实现领导"操作性话语之转变,以在法治进程中促进政党领导司法的制度化、程序化、具体化和实践化建设。     

在心志上不要作小孩子

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现在,有的地方出现了一种叫"彼得·潘"的现象。这种现象讲的是有的人不愿意长大、拒绝长大。这个名叫彼得·潘的孩子,是苏格兰作家,在1904年所创作的一部小说的主人翁,他是个健健康康的人,他在成长的过程中觉得做小孩子真好,于是     

工人阶级、政治联盟与民主政治形成

民主政治在现代国家中得到普遍的确立,乃是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工人阶级也不会自外于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因而解释工人阶级与民主政治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一项富有价值的学术探险。本文秉持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带来了民主政治的思想主张,在吸收社会科学已然呈现的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工人阶级与民主政治形成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解释。虽然现代国家中的民主政治并不是实现了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的实质民主,而只是实现了政治平等的形式民主,但是工人阶级仍然是民主政治形成的决定因素。当然,工人阶级在民主政治形成过程中发挥的决定作用,并不是指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就能带来民主政治,而是指工人阶级联合中产阶级形成了支持民主政治的政治联盟,并且工人阶级是相比中产阶级而言更为坚定的民主政治的支持者,因此在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组成的政治联盟中工人阶级是中坚力量,扮演了领导者或者关键参与者的角色。     

论戴维森后期意义理论与“Knowing How”

戴维森关于意义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变化、修改、发展的时期,其后期意义理论呈现出与早期成真条件意义理论的明显不同。他后期力争提出一种关于新的语言理解理论,这种新的理解理论与赖尔对"knowing how"的探究具有一种本质的联系。为此,本文试图论证戴维森的后期意义理论实质是一种关于语言意义理解的"knowing how"的理论。解释者在具体的交流行动中知道如何使用真理概念在交流过程中正确解释说话者的话语意义,并不需要预先假定关于语言意义的"knowing that"。     

新时期电影中的科技知识分子形象气质研究:1979-1989

在新时期电影中,知识分子终于可以和"工农兵"一样,成为革命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事业中的主角,在主流话语中建构知识男性的形象与气质。海归身份的设置升华了知识分子回归祖国的选择,他们以知识报国的方式诠释了男性与国家的命题。科学知识分子被纳入国家建设第一线的"工人阶级"队伍,被塑造成科学偶像和道德楷模,成为契合于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要求的理想男性。     

不同性质的事件所产生的后悔的不同效应比较

后悔是一种基于认知的高级复杂的社会性消极情绪。文章根据张洁海(1999)对事件类型的划分,在kahneman关于后悔的做/不做效应(1982)和标准理论(1986)的基础上,结合以往的研究证据,认为一类事件的后悔表现为"做效应",二类事件的后悔表现为"不做效应"。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专政”话语的建构及启示

近代中国思想界民主话语纷呈,既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苏维埃)民主话语之争,又存在外来民主话语和本土民本话语之别。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借鉴传承创新,最终形成既异质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又有别于苏维埃民主的"人民民主专政"话语体系。这既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合法性话语机制,又奠定了现代中国主流政治话语的基本底色。梳理该时期"人民民主专政"话语的建构历程,考察这一进程中国共产党对各种话语资源的取舍、融合和再造,应该可以为当前中国特色民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历史资源和镜鉴。     

医患关系的“话语分析”取向及研究态势——语言学视角的反观与前瞻

借助"话语分析"理论研究医患关系成为一种新范式,旨在通过分析医患"话语"结构和规律来构建医患关系。医患"话语"研究当归属应用层面上的"社会语言学"范畴,且经历了社会语言学的"传统的"和"批评的"两个阶段。国内医患"话语"研究是在"批评的社会语言学"框架内开展的,但需深化或拓展研究课题。     

从代词照应关系的角度看DRT

话语表现理论(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简称DRT)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荷兰逻辑学家坎普(Hans Kamp)开创的一种动态语义学理论。DRT是一种关于自然语言的语义观,它的产生源于蒙塔古语法及其语义观。在对自然语义的解释中,格赖斯(Grice)等关联理论研究者都将常规意义从语用     

意向对象:从实质性的理解到现象学的理解

意向性指意识活动或者意向行为朝其对象的指向性或者关于性。在意向性理论中,如何说明"意向对象"尤为重要,因为意向性乃是意识对对象的指向。本文首先考察了三种关于意向对象的实质性理论,并指出它们各自困难。随后,笔者考察并拒斥了一种关于取消意向对象概念的观点,并认为在思考心灵、意识等问题的过程中,意向对象概念是不可或缺的。本文重构了胡塞尔式的现象学意向对象概念,并认为该概念是合理和融贯的。本文试图论证,根据胡塞尔,意向对象就是向意识(心灵)显现的现象。而根据(意识)现象的概念内涵,现象没有它向其显现的主体或意识就不能存在。     

红与专的张力:1949-1965年工人内部提拔技术干部的实践与问题

本研究论述的是建国初期(1949-1965)国营工厂从工人内部选拔技术干部的问题。自建国之始,共产党一直尝试着将政治忠诚的选拔原则植入到技术精英选拔的过程之中,努力改变"旧知识分子"对技术的垄断局面,使其能够掌握在共产党所信任的工人阶级手中,这种执政理念的代表性政策是从工人中提拔技术干部,实现技术领域的无产阶级化。但是,这一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出现阶段性的效果差异。本研究发现,影响工人技术干部选拔的关键因素,是企业内部党政领导权力关系的变化。出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虑,政党主导的干部选拔工作,往往会由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再分配者向工农家庭及其后代在就业、职位晋升等方面提供照顾,表现为一种权力的授予关系。但是,注重阶级出身、政治表现而忽视技术能力的干部选拔,会对行政部门完成生产任务产生负面效应。企业党政领导因外部环境的制度变迁和内在的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权力关系变化,与技术干部提拔标准的阶段性转变存在因果关系,由此对工人和技术干部的个人生活机遇造成影响,从而进一步说明了"政治与经济"的二重话语在当代中国错综复杂的关系。     

海西和罗蒂关于隐喻认知性的论辩

海西和罗蒂关于隐喻认知性的论辩是当代隐喻研究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字面主义理论的一次重要交锋。海西和罗蒂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理论进行修正,从而对"隐喻是否具有认知性"这一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本文将海西和罗蒂关于隐喻认识性的论争置于20世纪后半期分析哲学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一方面希望可以说明何以隐喻不是一种单纯的话语风格修饰品;另一方面借以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知识理论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