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仕观中的“穷达”之辨

儒家"仕"观里,有一"穷达"之辨。通过此辨,儒家阐发了一种特定的道义论情怀。儒家有比较彻底的理论,孟子为其提供了最为经典的道义论意义"廓清"。儒家为仕途设计了一系列如何处穷达变化的为官之德,在儒家的思想里达到了某种"共识"。儒家和道家有各自的"穷达"观,但是也有共通性即道义的价值取向。以"隐士"为例似乎显示出儒家和道家在出仕问题上,又有着"共通性"和"差异性"倾向。     

学与仕 学与思 学与行

正也许,"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过于浪漫主义,但《论语》给我们的启示却历久弥新。一个"儒"字点明了"立人之所需",而一个"学"字则点明了"立人之所由"。学与仕"仕,事也"。儒家看来,人生当有为,有为当"天下为公"。因此,学成而不出仕、不为国家做事是可耻的,至少是不可取的。"仕,学也"。学为"仕"之本义,也是仕子安身立命之本     

清末僧学堂：汉传佛教僧人教育现代化的艰难启动

1906—1911年间,直隶、奉天、江苏、浙江等地出现了一批僧学堂。这些僧学堂的产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一个缩影,是清末新政和庙产兴学运动直接推动的结果。清末僧学堂的数量不多,层次不高,开办的时间也长短不一,却是由佛教学务公所和僧教育会等现代社团,按照《奏定学堂章程》的有关规定筹办和管理的现代学堂,是汉传佛教僧人教育现代化正式启动的重要标志。在传统与现代、专制与民主、科学与愚昧的矛盾空前激化的历史条件下,清末僧学堂的筹建和运行经常遭到基层官员的无情打击、办学绅士的肆意破坏和守旧僧人的竭力阻挠,生存环境非常恶劣。     

“官员”与哲学：仕而学则优

这里讲的“仕”，广义地指行政官员、领导干部，也可包括企业家、校长等管理者。关于干部知识化和干部学习，许多讲话和文章已一再强调，但似仍可以“老调重弹”，本文以“仕而学则优”为主题，讨论官员究竟为何要学，特别是如何学哲学。 在当今的中国，我们仍需要有“学而优则仕”，即要有一批学士、硕士、博士去担任公务员、处长、部长、厂长、省市和国家领导人；同时，我们今天还需要有“仕而优则学”，即有一大批科长、主任、经理去攻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或进修研究生课程。他们经过学习，其中的一部分人会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进…     

中国近代的佛教女众教育

在中国近代的佛教文化复兴运动中,僧伽佛教文化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除了在清末积极进行佛教振兴活动的一些年高德劭的开明寺僧外,民国时期成为佛教文化复兴运动之主力的寺僧,几乎都曾经接受过近代新式的佛教文化教育。而在近代僧伽佛教文化教育中,佛教的女众教育虽不及男众教育那么有影响,但是,作为近代僧伽教育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推动中国佛教女众文化的近代振兴与转型,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早在清末,杨文会居士在积极筹划释氏学堂时就明确地提出,现代僧伽教育包含着尼众教育,认为内学班三级课程的教授,是“仿照…     

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及其历史作用

正一、民国青促会成立的背景民国时期,青海之所以要成立"青促会",有其特殊的历史、民族和社会背景。(一)历史背景。清末,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施行新政,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和《钦定学堂章程》,开始了近代中国"废科举、办学堂"的教育新制度。在此影响下,回族中的先进分子进步意识逐渐觉醒,深感科学技术与启蒙思想的重要,从而掀起了近代穆斯林的新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纷纷投身改革传统的经堂教育制度,倡导并兴办新式学     

梁启超《东籍月旦》中“美术”的发端性意义考

学贯中西的清末民国学者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后逃亡日本,在日期间创办《清议报》,致力于推介日本学习西方之后的学术成果,并将"美术"引入到中国。鉴于"美术"这个概念在现代美术领域的重要性,试图对梁启超提出"美术"的学术背景、"美术"引入中国的过程、本概念的特定历史内涵、以及对清末民初美术史研究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考察,以期梳理出梁启超《东籍月旦》中"美术"引入中国的线索和意义。     

太虚大师的世界佛教运动及其思想渊源

正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中国佛教的复兴与世界化,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最早具有世界眼光的先觉者之一。大师生于清末,此时正值家国患难、民族危亡之际,中国有识之士无不为民族、国家之出路艰苦求索、奔走呼号。在中外思潮激荡、社会剧烈变革的历史潮流中,中国传统文化遭受着反传统与西学的双重冲击,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更是难以幸免。清末民初,中国佛教面临重重困境:兵燹不断     

漫说“西体中用”

一百多年来,“西学”东渐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个时期,由学习西方科学到接受西方进步观念,都是“中体西用”的发展,至“五四”提出“全盘西化”口号,进行新文化启蒙。然而,“中体西用”的演化,并不能改变“中学”的核心。作者新释“体”,认为“体”是社会存在。不论“中学”“西学”都不能为“体”。如果不改变社会存在的本体,则一切“西学”——包括先进的西学如马克思主义,都有被中国原有社会的存在这个体——封建小生产经济基础及其上的种种“中学”吞掉之可能。在把现代“西学”全面了解、介绍、输入、引进过程中,在判断、选择、修正和改造中使之适应和运用于中国的各种实际情况和实践活动中,即是“中用”。把“西体”“用”到中国,是一个艰难的创造性的历史进程。在今天的文化问题讨论中,重要的仍是历史具体的科学分析。首先注意社会存在“本体”的区别,以此为前提,清醒地吸取前现代化中的某些因素,即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实用理性、道德主义等等,作为走出一条中国化的现代化道路的充分和必要条件。     

儒学为何被信仰?——辜鸿铭对儒学宗教功能的阐释

为回应近代西方学者关于儒学非哲学亦非宗教的观点,清末民初的文化名人辜鸿铭提出儒学既是哲学也是宗教的观点予以反驳。他认为儒学中的"皇权信仰"与"祖先崇拜"为中国人带来安全感与永恒感是儒学被信仰的心理学原因;儒学建立在遵循"人之真性"的人性关怀基础上是儒学被信仰的人性原因;学校与家庭对亲情之爱的教育与熏陶是儒学被信仰的情感原因;儒学对民众道德感的培育是其取代宗教教化功能的道德原因;能以道德教化维持社会良序是儒学成为被统治者推崇的社会原因。     

晚清南洋新式学堂的“圣教南暨”

1904年起,槟榔屿华人在晚清政府的支持下推行癸卯学制,这是晚清两广政府劝谕各地华人兴学办校的先声。其学堂课程除了传统经典,尚包括外语、物理、算学,而以《五种遗规》作为学生修身论学之入门,日常又规范师生定期恭行祭孔祭祖以及礼敬天地鬼神之礼仪,实际上也是向邻近各地英荷殖民地华人社会示范,表现新式学堂课程与学制特点在于以儒为宗、兼通中西。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发生全国统一的教育行政延伸到南海土地,也是中国历代皇朝最后一次向着这些地方传播朝廷认可的主流儒教观,其最大特征是崇圣教而设想建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认知体系。无可否认,当初南下的儒士官员曾经深获民心,各地学堂如同雨后春笋,既是统一以官话教学来弥补各方言群互难沟通的遗憾,也在启迪民智之余强调文化认同,打下各地保留华夏文化的历史基础。     

教育人类学视野下的“在家上学”现象

本文运用教育人类学"工具连锁反应"理论,通过对北京市一所"在家上学"学堂R学堂的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探讨了中国式"在家上学"产生的原因是一种反抗与形塑:反抗原有僵化、扭曲,分数至上的教育目标,以及附着在分数至上基础上的以金钱、地位等为衡量标准的成功观和幸福观;要形塑的则是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自身的教育目标。这种变化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结果: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变化导致教育目的的改变;目的的改变,必然带来人们行为或活动的变化。"在家上学"是目标改变的结果,同时又可以成为促进新目标形成的原因。对"在家上学"这种新的教育现象的研究有助于促进人们对当前教育的反思。     

教育兴教与教育兴国

清末,佛教随中国末代封建王朝的衰朽而老迈不堪。面临列强的宰割、西方科技文明的强力冲撞,爱国志士纷纷谋求自强之道,在一批贤达力倡教育救国的同时,佛教界也提出了办学兴教的口号,有感于“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的状况,曾游观欧亚,颇具近代世界眼光的杨仁山居士,受基督教和日本佛教开办宗教院校的启发,呼吁中国佛教“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伴随着采西方教育体制的新学堂的遍地开办,取新学堂体制的佛教学堂,开始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与一些长老们为对付庙产兴学风潮而开办僧学不同,杨仁山居士于１９０８年在金陵刻经处举办…     

儒学之真精神探讨 ——记上海文庙第七届“与孔子对话”学术研讨会

正何为儒学之真精神?或曰何为孔子之真精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梁漱溟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人们所批判的孔子只是"假孔子",而"真孔子"的面目已被历史所遮蔽。于是,他发誓要恢复孔子儒家的本来面目——"孔子之真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现在的情况当然已非昔比,"复新儒学"成为儒学研究的潮流。但对孔子、儒学的解读和观点却五花八门,其中又有所谓"汉学主义",用西学来解读中国传统儒学,弄得孔子和儒学面目全非,也出现了真孔子、假孔子还是洋孔子的现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儒学之真精神"的问题。这对于儒学研究和     

对当代佛教教育中“参学”关系的思考

在当代,各主要信仰佛教的国家都办有佛学院和佛教大学,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是在清末开始办佛教学校的,但也正是学校教育的缘故,当前的佛教界似乎对"学"很重视,却忽视了佛教传统教育中"参"的重要意义,这也是导致当前我国佛教界世俗之风日盛的一个原因,针对这个问题对当代佛教教育中"参学"关系展开思索。     

“荀”、“孔”危机与中国近世精神纬度——从一个侧面看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必然

清末政治的内忧外患及文化思想上西学的冲击,动摇了中国传统的道德礼教与伦理纲常。受过西方思潮与科学进步影响的近代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危难并非晚清独遇的社会政治危机,而是千古未有的文化危机。鼓吹维新,废除礼教,开启民智,振兴中国,成为维新君子的神圣职责。反礼教、排荀儒成为反封建专制首先揭橥的精神旗纛。此后,排荀思潮上升为反孔,直接引发了以“打倒孔家店”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宣告了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解体,同时建构了以国家、平等、民主、自由为中心的中国近现代精神。     

“玄学”称谓流变考论

"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中一个尚未被深入发掘的称谓。其一般的含义是指魏晋玄学,但是深入文献考察,会发现这个称谓从刚出现时其含义就带有儒释道三教争鸣与暗合的特点。从两晋南北朝到宋元明,其含义越发向佛教、道教扭转。清末民初受西学影响,严复用之指代西方的数学与逻辑学。科玄之争中的学者用以指言心言性的宋明理学及柏格森等西方的"精神科学",受西方哲学影响更多的张东荪等用之指MetaPhysics,这促进了国人对西方哲学和魏晋玄学基本范畴和特征的理解。但是,在科学主义昌明的近现代,"玄学"成为一个在日常生活及一般知识人中的负面词汇。     

从共生到共识：费孝通晚年的“补课”——兼论文化自觉的文明比较维度

费孝通先生晚年的"补课",既包括中学也包括西学,分别对应文化自觉内外用力的两个方面,本文着重考察了其补西学的一面。费先生之所以在耄耋之年花费极大的精力从帕克入手补西学,是因为文明比较是文化自觉的内在维度。费先生回顾帕克一生学行,看到族群接触中有共生无共识的问题是美国移民社会面临的根本困难。在全球化时代,这个美国的特殊问题已经演变成了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在经济层面已经连接成一个共生体系,在文化价值层面却远没有达成共识,反倒有陷入"文明冲突"之虞。如何再造一个与全球共生体系相配的共识体系?这是费先生晚年文化自觉念兹在兹的核心问题。他看到西方的社会团结模式有其内在缺陷,无法提供再造共识的恰切方案,转而反求诸己,在儒家文明的根本理念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经验中看到了希望,在全球化时代取中西之长,激活"克己复礼"的中国智慧,提出全球礼治秩序的"和而不同"原则,倡导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轴心时代”的概念与中国哲学的诞生

"轴心时代"本身是一个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假设,而非事实性概念,用来说明公元前6~4世纪时希腊文化的某些特征在东方文化中也同步发生,以证明人类文明具有共同的特征。这个概念本身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及其内在的种种其他问题,在最近几十年已经有不少西方学者指出。然而,许多华人学者却依然将其作为一个事实性概念来论述中国哲学的诞生,不免是"削"中国本土思想之"足",以"适"他们理解的西学之"履"。本文在梳理此一概念的来龙去脉及其种种问题的基础上,以余英时近年的有关论述为例,来阐明上述观点。     

官绅分合与清末“教案内政化”:以浙江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十年,浙江会党逐步由"反洋教"走向"反满革命",官、绅、民、教之间政治立场冲突与利益纠葛开始取代单纯的"排外"与"仇教"。新政时期,教务教案日益内政化,名之"教案",实为"律案",教务教案与国内各阶层利益博弈息息相关。在消弭教案时,政府主张联络教士,定立专章,保护教民,责成官吏;士绅侧重收回治外法权,广设报馆、学堂,启迪与动员民众。新政后期,士绅权力体制性扩张,浙江官吏与教会处理教案,有时会共同限制绅权,官、绅、民三者之间冲突逐步加剧。浙江社会阶层的变动是政局演变的催化剂,如何协调官、绅、民、教的关系也成为贯穿民国始终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