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马启西与苏非主义的关系

本文从宗教行为和思想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所受苏非主义的影响,及其对中国西北苏非主义传统的接纳和继承,肯定了马启西在中国苏非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并进一步申论了马启西与苏非主义关系的澄清在中国伊斯兰教史、教派关系史以及西道堂研究中的学术价值。     

中西方语境下的“反本质主义”

"反本质主义"是西方后现代的核心理念.是近几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界持续讨论的焦点.但是,中西方语境不同,"反本质主义"的目的和任务也不同.本文分别从中西方语境出发,考察"反本质主义"产生的巨大差异:西方后现代语境下的"反本质主义"不能等同于"解构";中国语境下的"反本质主义"所要做的工作是"反权威主义".吴炫先生以"中国式文学性"观念的当代建构来穿越中国语境下"反本质主义"文艺理论课题,可能是当下中国文艺理论界在全球文化语境下迎接"反本质主义"挑战的可行对策.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凡特胡拉·古莱恩苏非主义思想简论

凡特胡拉·古莱恩是土耳其当代著名的学者和宗教活动家,其苏非主义思想既继承了新苏非主义的部分主张,又进行了适度变革,使苏非主义在内容、组织形式等方面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中间主义是古莱恩苏非思想的核心之所在,为穆斯林正确认识传统与现代以及二者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苏菲主义的“四分法”——以鲁米为例CSSCISSCI

"四分法"是伊斯兰教苏菲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该概念在一种古代波斯宗教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相调和的背景下,结合认主学而形成了一种哲学,也可以叫宗教哲学。苏菲主义的"四分法"在伊斯兰教历史不同阶段的命运不同。笔者认为,中国学界尽管对苏菲主义有详尽的研究,但对苏菲主义的"四分法"介绍的并不多。     

统合主义与中国研究:文献综述

统合主义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拓展以及"极权主义"模式在分析转型期中国社会现象时的不足从两个不同的面向推动了统合主义与中国研究的交汇.本文主要围绕国家-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发展三个方面梳理、归纳了统合主义中国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基本议题,并对国家统合主义、社会统合主义、地方统合主义等次级概念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事实上,统合主义自身的"统合"尚未完成;而围绕分化还是整合,分权还是控制的分歧与争论则构成了研究的基本线索.这种分歧在根本上源自于统合主义对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稳定与公正等不同价值诉求的承载.但不可否认,统合主义为理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关系以及思考未来的政治发展道路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认知主义与联结主义之比较

认知主义的研究定向和联结主义的研究定向是广义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两种主要研究范式。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各有自己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也取得了各自不同的成就,同时也存在各自不同的问题。通过对两种研究范式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二者的相互沟通和融合才是认知心理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单位制与“工业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关于单位制的研究成果,虽然多选择由国有工业企业入手的研究路径,但却对单位制起源、形成进程中"工业主义"这一重要面向重视不够,更多地强调了单位制的"组织"、"统治"、"控制"、"整合"、"福利"等功能及其社会革命的含义。事实上,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要素,从单位制起源和发轫期开始,"工业主义"便从思想观念、制度规范和组织模式等层面深深地嵌入到这一进程之中,深度地影响着其发展演进。单位制是基于工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双重原则而建立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改造方案,既体现了现代性,同时又在"去资本主义化"的前提下,表现出其范型的特殊性。作为一种以激进方式推进工业化的模式,单位制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却无法使其发展持续化,进而抑制了工业主义的发展,表现出其与工业主义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而预示出单位制走向变革的必然性。     

“法治中国”及其指标评估的“后发国家”视角

"法治中国"是中国整体国家建构与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构成。评估这一历史进程的前提是"后发国家"之规定性:法治制度的西方移植性、法治理念与价值形态的传统继承与变革的二元性以及法治变革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难题。"分享普遍性的特殊性"之新通三统论以及"自由共和主义"哲学传统应成为评价和指导中国法治发展的规范性基础。法治评估应立足演进主义文明论、程序主义制度论和自由共和主义哲学论三个宏观层面进行指标设计与科学评估,保证法治中国宏观走向的规范正确性与实践合理性。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中的新趋势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学界对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研究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趋向。具体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与视角上,美国学界逐渐摆脱了民族史观的藩篱,开始运用大西洋史观、太平洋史观,乃至全球史观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进行考察与反思;另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研究的重点由以往的进步主义社会政治改革运动转向进步主义社会政治思潮。而进步主义运动所留下的进步主义传统深深地影响着当代美国政治,对这种传统的定性也大相径庭。主流的观点认为进步主义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先声;保守人士则将其看做是极权主义的开端。     

“现象概念策略”能应对反物理主义论证吗?

物理主义与反物理主义的争论是当代心灵哲学的焦点。后者提出知识论证、僵尸论证和解释鸿沟论证攻击前者,前者则提出"现象概念策略"并运用知识二元论原则合理地反驳了反物理主义论证。反物理主义论证的本质是把人类认知层面的二元直觉不合理地扩大到了本体论层面,而现象概念策略正是把认知层面和本体层面隔离开来有效地保卫了物理主义。     

毛泽东廉政思想与儒家“德治主义”

毛泽东廉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廉政文化合理继承发展的结果。其中,对儒家德治主义的批判、吸收、发扬,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物质主义及其相关研究

物质主义一般被看作是一种强调拥有物质财富重要性的个人价值观,它已成为很多不同学科研究者感兴趣的课题。文章从物质主义的基本概念、结构及测量开始,重点论述了其成因、影响尤其是对幸福感的影响,并简介了跨文化研究的成果,最后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一是对物质主义采用量表测量时应考虑社会称许性反应偏见或者开发内隐测量方法,二是关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研究方法需要改进,三是物质主义在中国的研究有待于加强     

共同体主义还是共和主义?——桑德尔政治哲学立场评定与剖析

本文通过对桑德尔政治哲学思想的梳理和分析得出,桑德尔的政治哲学立场并非像国内学者普遍所界定的"共同体主义",而是共和主义.在做此界定之后,本文着力于分析共同体主义的理论缺陷以及桑德尔排斥"共同体主义"标签而发展共和主义的理由所在;最后本文指出,桑德尔所坚持的现代共和主义本身亦有着诸多尴尬之处.     

关于情绪的生理主义和认知主义的早期争论——詹姆斯和斯通普夫之争及其当代意义

当代的情绪研究主要分为认知主义和非认知主义(生理主义)两个阵营。认知主义认为，某种形式的认知(如判断或信念)就是情绪本身，或者是情绪的本质性要素。而生理主义认为，情绪是特定的生理活动或行为本身，或对这些活动与行为的感觉；情绪可以独立于甚至先于认知发生。当代理论家普遍认识到詹姆斯是生理主义的理论先驱，而当代认知主义正是在对詹姆斯理论的批评中不断成长。鲜有研究者看到，尽管斯通普夫通常被归于现象学一脉，但他与詹姆斯有着密切交往，而且早就直接回应过詹姆斯，并发展出认知主义情绪理论。斯通普夫认为，情绪是意向性地朝向被判断的事态的被动感觉状态。我们可以在当代认知主义和生理主义的框架内考量斯通普夫与詹姆斯的争论，这将对我们有深刻启发。从方法论上，情绪研究应该重视概念分析与经验研究的反思平衡；从实质上，根据对情绪中的认知和其他成分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可以有不同的认知主义和反认知主义，而斯通普夫提供了一种新的框架。     

“诗”与共和主义——对施莱格尔形而上学思想的一种诠释

"诗"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核心概念,"共和主义"传达的是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以下简称弗·施莱格尔)的政治理想,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于弗·施莱格尔以"诗"的方式表明其政治立场。从"诗"与共和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的维度可以看到,弗·施莱格尔把"共和主义"解释为一种历史的发展秩序,是"诗"的形而上学。而浪漫主义形而上学思想的实质,是对知识论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以"诗"的方式追求人的完整性。因此,在"诗"与"共和主义"概念之间,并非只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时,二者的前后连贯性本身就表明了弗·施莱格尔关于进步与反思的观念。     

物质主义价值观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缓解干预策略

物质主义价值观是聚焦于拥有物质财富的重要性,过多追求物质需求,关注物质利益的一种观念和生活方式。心理学范畴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研究,将物质主义价值观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生存智慧,对于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着重要意义。当前对物质主义价值观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无论在理论探讨和实证方法方面都有创新。但是,在如何克服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消极影响,树立理性的物质主义与精神超越相结合的价值观,显然是心理学价值观研究中必须关注的问题。     

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以公民资格为焦点

当代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涉及很多方面,但以公民资格为焦点来看,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异表现为:自由主义以个体价值立论,重视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障,而社群主义则以群体价值立论,重视社会公共善的达成.这两种公民资格观所标榜的公民精神都在不同方面契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就我国当前现状而言,应从日常生活中的公民礼仪做起,培养和塑造以宽容尊重、平等交往为主要人格特征的新时代公民,由此,政治民主生活中负责任的好公民才可能产生.     

关于“主义”的历史性选择——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的发言为中心

毛泽东在1921年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列举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分别予以评论,得出了选择"列宁的主义"的结论。以毛泽东的这一发言为中心,对他关于"主义"的选择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一结论的得出,不能简单归结为激进理想主义心态,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他的务实性格和民粹主义,而是他以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面对当时中国思想世界的诸多"主义",进行反复的思想探索,经历严肃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比较,与国内外的新民学会会员开展多方面讨论的结果。     

印度毛主义和小红书的兴衰

本文通过分析《毛主席语录》(即小红书)在印度的兴起和消退,探讨了毛主义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发展历程。作者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纳萨尔派领袖查鲁·马宗达对小红书的极度推崇促进了印度毛主义的深入发展。然而,马宗达的这一做法并未得到其他纳萨尔派领导人的支持,小红书在印度的热潮随着马宗达时代的终结而消退。     

关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道德心理研究

上世纪60～70年代,Christie创造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心理学构念,而Exline,Geis和Bogart开创了关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道德心理研究,后继研究者继承并不断完善他们的实验方法,探讨了马基雅维利主义与不道德行为(尤其是欺骗和逢迎)、道德判断(包括道德观和道德推理)、道德教育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尽管有证据证明马基雅维利主义与不道德行为存在密切关系,但两者是否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仍存争议,不过多数学者一致认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不道德行为缘于其道德判断和道德教育,他们决策时将传统道德标准排除在决策标准体系之外,因此描述他们道德判断应采用"非道德"而不是"不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