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佛教造像的艺术特征及其中国化历程

北朝佛教造像艺术受朝代更迭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形成了从犍陀罗风格到中原风格的过渡,完成了佛教造像中国化的进程,并奠定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基础。北朝是指从北魏明元帝泰常五年(420)到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中国北部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诸代。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快速发展。尽管时间跨度只有150多年,但是由于经历了几次朝代更迭,以及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不同时期的雕像艺术各有不同。     

信仰与民俗的雕造——十六国北朝小型石刻造像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石刻造像具有不同的时代特色、地域特色,而且小型石刻造像较之石窟寺造像更具特有的质朴、世俗、自由的民间气息,是反映十六国北朝时期中下层经济文化、人情风俗、生活习惯的艺术作品。对这批造像的研究,亦是研究石窟寺造像的有益补充,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十六国北朝佛教石雕造像艺术。     

浅议天龙山石窟的佛教造像艺术

2021年春节,天龙山佛首的回归首秀,吸引了无数人将目光投向这片历经风雨、受尽浩劫的石窟.20世纪20年代,天龙山造像遭受大规模盗割,头像几乎都流向海外,是国内被盗凿、破坏最严重的石窟寺.如今,作为2020年的第100件回归文物,也是第一次成功对日追索被劫掠的天龙山佛像,佛首重归故土,彰显了我国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决心和...     

佛教造像业现状刍议

佛教传入中国,历经了二千多年沧桑变化,为我国人文、历史、艺术等不同领域积淀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佛教造像艺术更是历史的再现和时代的延续。从魏晋南北朝的瘦骨清像,到隋唐时期的雍荣华贵、宋代的朴素内敛、明清时代的浮华繁复诸相,在不同时期的佛教造像中,都能追寻到一定的历史印记,无不反映出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风尚。     

五台山佛教造像艺术

五台山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圣地。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乃至五台山以来，就开始了建寺造像。其间，虽然经过了“周武法难”、“唐武灭佛”两次大的劫难，但其建寺造像始终也未中断。若就现存的108座寺庙计算，五台山就有11个朝代的二十余万尊佛菩萨罗汉尊像；现就对外开放的45座古刹中，保存有佛菩萨像146032尊。那么，这些造像是如何来的呢？简言之，就是古印度佛教造像和中国传统造像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佛教石窟造像题材的演变

起源于印度的中国佛教石窟寺艺术,在与本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艺术形式、造像题材呈现出本土化、中国化的特点,石窟造像由最初的单一题材发展为多种题材、多种类型的组合形式。石窟寺艺术在唐代达到顶峰,五代宋元开始减弱,明清至民国逐渐衰退乃至退出历史舞台。     

古代印度佛教造像

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中印文化的交流渊远流长,而佛教文化是这种交流中最有力的纽带。伟大的印度文化,在4千多年前,就沿着印度河流域繁荣起来,而这里有着雕刻的传统,历来是高超雕刻艺术的发源地,著名的莫亨左达罗遗址出土的皂石像和青铜像等令人惊叹不已。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800多年,对于印度传统文化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经典,如《梨俱吠陀》、《梵书》、《摩诃婆罗多》相继完成或开始编撰。     

陕西长武县北魏佛教石刻造像的再认识

陕西长武县保存了不少北魏时期的佛教石刻造像,本文以有纪年的石刻造像为标尺,对石刻造像进行分类,分析了各时期造像的样式特征、地域特征以及信仰群体等方面的内容.     

论北周时期的民间佛教组织及其造像

北周时期的民间佛教信仰十分盛行.通过对遗存的造像记分析,当时以邑和邑义为名称的民闻佛教造像组织十分发达,其内部构成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层结构,规模也与地域性基层村社有关.这些组织主要以造像为目的,兼顾修建寺院、建义井、栽树等.从造像题材看,北周民众的信奉对象以释迦最多,其次是观世音,与北齐民众信仰有明显不同,反映了二者文化和地域性的差异.     

谈我国佛教石窟迦叶造像

造像艺术作为佛教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长期以来受到普遍关注,但因种种原因,学术界对我国石窟迦叶造像的研究比较缺乏。本文按照历史的顺序对我国佛教石窟现存迦叶造像进行全面而详细地梳理,扼要分析其在两千多年佛教造像中保持一定程式的同时逐渐本土化和世俗化的过程,并合理得出佛教造像普遍遵循象征主义和圣事主义的基本特征。     

中国化的佛教绘画艺术以宋代画僧为中心的考察

中唐以后,随着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的影响逐渐扩大, “悦禅之风”不但在佛教僧人中广为盛行,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也流传甚广.到了宋代,禅宗和净土宗更是成为当时佛教的主流宗派.在此阶段,佛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教文化进一步融合,极大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这一思想潮流也表现在当时的佛教艺术之中,直观地体现在宋代画僧的作品...     

晋江草庵肇建于宋代新证

本文比较了学术界所出现的关于晋江摩尼教遗址———草庵肇始于元代与创建于宋代的两种观点,并对草庵肇建于宋代进行新的考证:(1)对有关史料进行分析,认为何乔远在《闽书》中关于草庵为“元时物”的记载只是孤证;(2)对弘一法师在《重兴草庵碑》中关于“草庵肇兴,盖在宋代”的论断进行分析,指出目前学术界对草庵肇建于宋代的论述尚缺乏较强的说服力;(3)分析了民间史籍《西山杂志》中关于“十八名贤”于“龙泉庵”读书的记述,及草庵前“明教会”瓷碗发现的情况,说明这些为草庵肇建于宋代提供了证据;同时也分析了“”字有“释”与“身”的含义,因而草庵摩崖石刻的“喜本师圣像”可能含有“身奉佛”之义;并根据族谱资料说明陈真泽兄弟等人只是“修建草庵石佛”,从而否定了摩尼光佛雕塑于元代至元五年的说法。最后得出结论:草庵应该是肇建于宋绍兴年间。     

唐代鹦鹉故事的佛教因缘

在唐代289年间,人与鹦鹉演绎了许多美丽凄楚的故事。其中,不少鹦鹉故事蕴含着浓厚的佛教色彩。究其原因,既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民众心理有关,也与鹦鹉自身的特性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受印度佛经故事的影响。但鹦鹉故事中所蕴含的佛教已融入了中土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研究这一文化现象,对于了解唐代的社会及其宗教文化有一定的意义。     

宋代僧道数量考察

宋代僧道作为特殊身份的神职人员,在人口登记方面与平民不同,由祠部统计掌握,但也有"不系帐"的寺观和僧道在人口统计之外。宋代僧道群体庞大,确切数量最多时是中国古代史自唐代到元代数百年历史中的高峰。其数量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三落三起:三个低谷为宋初、宋神宗、宋高宗绍兴中后期;三个高峰为宋真宗、宋徽宗、南宋中后期。宋代宗教神职人员的主体是佛教的僧尼,其中僧人居绝对多数的地位,社会影响最广泛;道教的女冠最少,影响微弱。     

以儒辨天与以佛辨天：晚明佛教丛林对天主教义的论难

明万历年间。西方天主教的传入中国及其对佛教的批评,使佛教丛林面临异质宗教的极大挑战。基于护法维教的宗教立场,晚明丛林展开了破辟天主教的思想论辨。其代表僧人为云栖袜宏、密云圆悟、费隐通容、罗川如纯等。其破辟天学的方法立场,主要为以天辨天、以儒辨天与以佛辨天,表明儒佛圆融、儒佛调和论的深入。丛林对天主教义中的天主论、人性论、灵魂说、天堂地狱说等内容展开的破辟及其思想论战,为佛教复兴增添了新的现实内容。     

佛像出土与北宋“窖藏”佛像行为

近些年来我国许多地区有"窖藏"佛教造像的出土,山东、河北等地有几处规模较大,而且多数是佛像残件。从造像纪年和碑刻记载分析,这种集中埋藏造像的行为大多发生在北宋时期。这种行为是当时寺院普遍流行的一种活动,并不仅仅局限在山东,还遍及河南、河北、陕西、四川等省份。这种行为不是"三武灭佛"时所为,而是一种护法之举,残损不齐的佛像被等同为舍利集中埋葬。从当时舍利瘗埋葬具的变化中我们就能发现这种方式的发生。     

明代佛教诸宗归净思潮

净土信仰自东汉传入中国后,至明代已成各宗共行之道,形成了一股台净融通、禅净双修、教律净合一的思潮。本文主要以明代禅宗杨歧门下的憨山德清之禅净双修论、莲宗祖师云栖舃宏之禅净同归论以及以天台学说判释整个佛法的*,益智旭之三学一源、归极净土论为例证,对这一思潮,作一简要的探讨。     

南北朝判教略说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各种佛教判教学说。判教亦称教相判释 ,萌芽于大乘经典中对大小二乘的分判 ,由来华梵僧译介经论时将其传入 ,为中土高僧所继承和发展。在南朝 ,自慧观分二教五时始 ,经刘虬、成论师的发挥 ,形成了三教五时等判教。北朝的判教学说以地论师为主 ,出现了四宗、五宗、六宗等异说。南北朝判教是自印度传入的佛教获得创造性发展、实现自身形态中国化的非常关键的一步 ,是中国佛教创宗立派的先声     

北宋诸儒《易》学观

北宋时期,《易》学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解说与评价《易》成为儒学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北宋诸儒有关《易》学的总体评价很多,内容涉及《易》道总评、作者辨正、学派论衡、通经致用等各个层面,对汉唐《易》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了怀疑与修正,同时也结合时代思潮对《易》做出了新诠释,从中可以透视出北宋《易》学的内在演变轨迹。     

汉传佛教僧服中国化的演变

一按照佛教戒律的规定,比丘可以拥有3种僧服(三衣)、比丘尼拥有5种僧服(五衣),佛陀为使僧人与外道有所区别,以及避免僧人对所穿着的衣服生起欲染心,于是规定僧衣应染成坏色(颜色不用上色或纯色,所有新衣必须有一处点上另一种颜色),称为袈裟。此外,在制作上,僧服要由破碎衣片修补缝缀而成,所以称为衲衣,寓意少欲知足,远离世间的荣显。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僧服最初也是沿袭印度的传统。但是中国很多地区气候寒冷,单是三衣(或者五衣)显然不足以御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