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与经验(续三)

前面已经说过,在基督教神学中,对神学与经验的关系有两种基本的看法：一是认为经验为基督教神学提供了一个基本资源,另一是认为基督教神学提供了一个解释的架构,以诠释人类的经验。一方面,一些神学家认为,人类的经验（特别是宗教经验）,可以作为基督教神学一个基本资源,     

陈永涛:神学与传统(续一)

正在上一篇中,我们已经谈论到神学与基督教传统的问题。下面我们将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如果说任何一个神学都是处境性的话,那么,神学的处境性是离不开基督教传统的。在传统的神学中,神学的资源有两个:圣经和传统。处境神学的思考在这两个资源之外加上了"经验"作为神学的第三个资源。如此看     

“让神学成为一门中国学问”:汪维藩中国化神学的智慧

汪维藩是当代最重要的中国神学家之一,本文尝试从汪维藩对“中国神学”的理解、汪维藩神学思考的资源、以及汪维藩中国化神学的智慧等三个方面,对其神学中国化的努力作一浅探。笔者认为,在其神学思考中,汪维藩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角度出发,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模式相连接,但同时又不失以圣经启示和基督教传统作为其中国神学思考的规范。中国神学要成为一门中国学问,就应是“践履之学”,是“效法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首先,他认为,以圣经为权威、为规范,应该是在中国做神学的不拔根基。其次,他珍视两千年来的基督教传统,将基督教传统看为中国神学思考的源头之一,任何割断教会传统的中国神学,不会有生命力。再次,对他来说,中国神学家还有自己的思想之井,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中国神学必须能让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传统相激相荡,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去阐释基督教信仰。复次,真正的中国神学必须来自中国基督徒信仰群体和个体的信仰经验。汪维藩神学中国化的智慧可以从他的道成肉身的神学中反映出来。道成肉身是他整个神学的起点,而三一信仰则是他整个神学的基石。他以基督为中心的道成肉身的神学是以上帝和人为两个焦点。在中国神学的戏剧中,既不是上帝的独角戏,也不是人的独角戏,而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互动。因此,他的神学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基督为中心的神人共在的神学”。他的神学思考在严肃地对待圣经和传统的同时,又严肃地面对一个不断变迁的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或许也是今后的中国教会神学工作者在神学中国化的思考中,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神学与传统(续一)

在上一篇中,我们已经谈论到神学与基督教传统的问题.下面我们将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如果说任何一个神学都是处境性的话,那么,神学的处境性是离不开基督教传统的.在传统的神学中,神学的资源有两个:圣经和传统.处境神学的思考在这两个资源之外加上了“经验”作为神学的第三个资源.如此看来,处境神学是在圣经和传统的基础上,在独特的处境中进行神学的反思.因此,作为一个处境神学,中国神学的构建必须严肃地对待源远流长的基督教传统.     

神学与经验(续二)

<正>人类的生存经验及宗教经验可以作为基督教神学一个基本资源的观念,意味着基督教神学关注人类本身的经验。神学在某种意识上就是基督徒对信仰群体的生存经验及宗教经验的反思。人的生存经验包括人的生存的各个层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整体经验。而人的宗教经验则是人对超验世界或人的"终极关怀"的探寻和体验,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续八)

为了避免文化疏离现象和基督教的迷信化或民间信仰化,作为中国基督徒,在中国神学的思考和构建中,我们需要跋涉于两个不同的传统之中。一个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另一个是基督教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同时供给我们信仰和神学的养料。     

神学思想建设的必然及其途径

1998年，中国基督教“两会”全委会在济南召开，全体同工一致赞成和支持丁光训主教的倡导，并一致通过了《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我感到“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充分体现了中国教会在思考，充分揭示了调整神学思想的必然，为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和生命活力。神学思想与基本信仰 神学思想与我们的基本信仰之间虽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所谓基本信仰，是指我们所信的对象和所信的内容而言。基督教的基本信仰的对象和内容，都集中地归结在《…     

基督教的家国天下

正对于基督教信仰来说,家庭不只是一个神学的讨论对象,也不只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是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是基督教神学的主旋律。甚至可以说,基督教信仰就是关于家庭的形而上学。基督教信仰圣父、圣子与圣灵,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同一个本体。因此,三位一体,就是上帝的三个位格在爱中的共融与合     

调整神学思想的难免和必然

近来我国基督教内时常有人提到神学思想建设。神学思想建设是维护基督教基本信仰的,绝不冲击或改变基督教的基本信仰。经过神学思想建设,我们的基本信仰得到更合情合理的解释,从而使信徒更理解和确信自己的基本信仰,使教外朋友也更愿意聆听教会有以告人的福     

调整神学思想的难免和必然

近来我国基督教内时常有人提到神学思想建设。神学思想建设是维护基督教基本信仰的,绝不冲击或改变基督教的基本信仰。经过神学思想建设,我们的基本信仰得到更合情合理的解释,从而使信徒更理解和确信自己的基本信仰,使教外朋友也愿意聆听教会有以告人的福音。因此,首先,我们不要害怕神学思想建设,我们大可欢迎神学思想建设这件大好事。基督教存在到今天已有两千年。在这两千年中,它的神学思想建设一直在进行。它越来越建设得美好。不说建设,说发展也可以,说调整也可以,说提高也可以。     

浅谈神学和神学思想建设

所谓神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神的学问。社会层面中的不信仰上帝者和信仰上帝者,对这信仰有触及、有兴趣、有关注和质疑。因此可以认为,神学是对基督教信仰在社会层面中,展开了带有学术性、可陈述性、理性地思考,诠释、论证、充实、反思和检视。不信上帝的社会学者研究基督教神学,就在如此进行。信仰上帝者思考神学也在如此努力不懈。     

神学与经验

正在圣经和传统之外,经验是又一个神学的资源。中国神学的思考无疑也离不开"经验"这一神学资源。就中国神学而言,这里的经验是指中国基督徒的群体或个体经验,包括生存经验、宗教经验、灵性经验,以及信仰实践、灵性实践等。这些经验和实践也是中国神学思考的来源和财富。"经验"在现代汉语中,一般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从多次实践中得到的知识或技能,如"经验丰富";第二层意     

19世纪在华西人西方文明化的基督教观及其神学后果

19世纪传教士们一方面致力于论证基督教信仰的非西方性和普世性，另一方面又往往以西方近代文明的优胜来彰显基督教信仰的有效性，从而基督教化被描述和许诺为西方文明化。这意味着基督教被重新打上西方性的烙印，亦即传教士所宣扬的基督教之普世性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就其神学后果来说，19世纪传教士观念中的基督教既有限度地缓和了对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属地事物的批判，又从关心灵性和彼世的视野中向世俗世界下降。此外，尽管19世纪传教士们事实上将基督教的普世性打上了西方性的烙印，整体而言他们往往拒绝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传统来建构中国化的基督教神学或者中国基督教神学，因而是狭隘的。     

“后宗派”基督教可能吗?——中国基督教教会论

中国基督教是目前世界基督教会中普世化——多宗派联合最为超前的教会,因为曾经有着七十几个宗派的教会放弃了原有宗派的界限与宗派结构间的差异,联合成为今天"后宗派"的中国基督教。可以说中国教会"后宗派"模式相对于现今普世教会合作运动致力于"求同存异"模式更加超前,因为在这一模式之中,宗派之间的差异和宗派的结构或隐或显仍然存在,却并非分开的;在上帝的道与圣礼中的崇拜中使得信仰的合一成为外在、可见的。在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大陆的教会由于政治的压力而放弃了宗派。因为当时时局的变化是非常迅速又强烈的,故而来不及发展与形成中国基督教会后宗派身份的神学基础。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基督教的教会结构也是复杂而脆弱的。即便中国教会后宗派的模式对世界基督教是一重要的贡献,也迫切需要神学的强化,从而拥有更加成熟的教会论,因为中国教会是正在走向合一的教会。本文认为正在呈现出来的后宗派主义如果与圣餐团契教会论——目前最具活力、占主导位置的普世基督教合一模式结合起来,将有利于中国教会的巩固与发展。有一基本的共识,即教会的标志就是上帝纯正的道被宣讲、圣礼(洗礼与圣餐礼)得以正确施行。基督教会最基本的信仰生活,那就是在一起崇拜,上帝的道的宣讲和圣餐中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与身体,如此才使得团契成为现实。只要基督教在这一点能够达至共识,信仰的多样性处境化表述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在联合崇拜中,中国基督徒可以在研究圣经、早期教会一些教会论上分歧观点的基础之上,借此形成某些共同的神学表述。也许编写一本后宗派的教义问答,可以作为最基本阐述和教导共同信仰的依据。希望合宜的圣餐礼的认识能够在中国教会中不断得到提升,这也将强化中国教会作为真正普世教会一部分的身份。结合圣餐团契教会论的实现,后宗派的理念具有巨大的普世合作潜力。这两种可以相互获益:圣餐团契的教会论为后宗派主义提供更大的神学支持,而后宗派主义挑战了传统的教会,寻求勇敢的进步,促动宗派放弃那些导致教会分裂的传统和教政体制,以求基督的教会能够获得可见的合一。新教教会正形成不断增长的趋势,那就是致力于除去宗派之间的分歧。在这样的背景中,中国基督教的后宗派经验将对全世界基督教普世合作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     

霍克海默思想之神学因素初探

本文根据霍克海默的传记和著作初步梳理霍克海默思想中的神学因素。突显霍氏犹太教信仰背景对批判理论的影响,特别是独一神信仰和犹太先知传统。同时指出霍氏的理论建构对于犹太一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创造性吸收和批判,尤其是受否定神学传统和新正统神学影响下提出的“对全然他者的渴望”这一宗教哲学思想。     

基督教信仰与希腊哲学的思想张力

当基督教脱离犹太教母体、开始在希腊-拉丁世界中传播时,如何处理新兴的基督教信仰与具有深厚思想传统的希腊哲学之间的关系,这是摆在基督教护教士们面前的一个理论难题。在初期教会中,诺斯替主义表现出了一种"急性希腊化"的做法,即试图将基督教信仰改造成一种玄奥的二元论哲学。与这种异端做法不同,正统教会在对待上述关系时表现出了两种态度:或者用基督教信仰来统摄希腊哲学,或者用基督教信仰来拒斥希腊哲学。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态度,都在有意或无意之中把希腊哲学、尤其是具有神秘色彩的柏拉图主义融入到基督教信仰中,从而形成了最初的神学理论。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希腊-拉丁世界的基督教化这个表象背后,隐蔽着一个更加深刻的思想转化过程,这就是基督教信仰(以及教会体制)的希腊化与拉丁化。     

“阿米尼乌预定论之争”对于加尔文主义信仰的意义

上帝预定与人的自由意志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性张力,并构成了基督教思想史上一个广泛持久的探讨论题。基督教教义与神学在其历史与逻辑推演中,围绕这一核心问题逐步凝结成所谓的"阿米尼乌主义之争"。本文分析了阿米尼乌主义在教会史与系统神学里的地位与处理方式,指出了这场争论起因与要旨就在于因不同圣经解读而导致的对于预定对象与自由意志的不同理解,勾勒了福音派阿米尼乌主义的兴起以及对现代福音派信仰的影响,判定阿米尼乌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构成了"宗教改革"的一种后续发展,认为它作为加尔文系新教改革宗内部的重要神学分支,几乎一直伴随基督教新教这五个世纪的发展,并对丰富和深化基督教新教信仰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信仰发挥了重要作用。     

寻索身份:赵紫宸处境神学的努力

赵紫宸(1888-1979)是20世纪中国基督教一位杰出的神学家、神学教育家、基督徒作家、诗人、圣诗作者和著名的教会领袖。他学贯中西,一生致力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致力于创建中国的基督教神学。他的神学是其在自己的文化、社会、政治处境中信仰寻求相关性解释的产物。另一方面,在其处境神学的思考中,他又努力寻求基督教的独特性。在其构建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努力中,他清楚自己中国基督徒的身份认同,他是基督徒,更是中国人。他竭力要说明的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应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因此多一个基督徒,并不会少一个中国人。基督与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神与人、宗教与伦理是其神学运思的两个焦点,通过这样的神学思考,他试图构建一个为人生为社会的基督教。他的这种努力也表明一个真正的中国基督徒可以也应该有双重的效忠。     

齐泽克所说的“基督教遗产”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基督教的意义结构

齐泽克所说的"基督教内核"或者"基督教遗产"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与其说这是讨论信仰,不如说是以基督教的信仰结构为例,对意义生成与建构之普遍过程的一种分析。无论我们是否认同齐泽克,神学和一般的人文学术都可能由此激发出新的活力。     

中华传统文化浸润神学教育 基督教中国化的有力保障北大核心

基督教神学教育深远地影响着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神学教育就是要培养合格的中国教会人才,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建立符合中国教会处境的神学理论。神学教育不是闭门造车,不能脱离中国文化和处境。如何透过中华传统文化认知神学思想、探究神学理论、践行信仰教训是神学教育在新时代要重视和着力的方面。明晰神学教育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有利于让神学教育成为坚持基督教中国化方向的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