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帝王信仰与易学神秘旨归

作为一统中原的异族王朝,清朝统治者重视理性层面的依据——"治人",而蒙元帝王则更信赖神性的依据——"治术数",甚至通过设置阴阳学将神秘术数制度化,以确保术数获得官学身份而成为举国上下行事决策普遍运用之基础。与此同时,易学的学理性特征凸现为"象数优先"范式,它捩转了宋易经传象数皆为义理载体的次要地位,而将象数视为解《易》的第一要素,且在象数的阐释中形成了象数之变玄妙莫测、象数之悟需人神通灵方能开显的神秘论断。帝王术数信仰与易学学理范式二者互为增长,共同呈现出神秘化的易学形态和由理性回归感性的易学演进逆流。     

葛洪援《易》入道的易学思想

葛洪曾研习易学,且撰有不少易学著作。他不仅以易学论述隐逸、长生之道及儒道关系等关涉道教信仰的问题,而且以之论述君主的合法性、用刑的必要性、仁与明的关系乃至交际、安贫、文章、才能、通变、善恶等人间世事。综观葛洪易学,其不仅对易学术数之学表现出一定的偏好,而且对易学思想的内在精义也深有体悟。     

八字易象与《周易》卦象的源流关系

在易学象数发展史的研究中,八字易象是相当重要却又被人们长期忽视的.八字易象主要用于术数,它是由文字组成的阴阳五行之象,既是自然界之象,也是人体和社会家庭之象.八字易象来源于<易>之卦象,但又在一些方面发展了易象的哲学思想.在把阴阳与五行结合上,在阴阳各自不同的性质上,八字易象又有不同于<易>之卦象的地方.     

焦延寿易学渊源考

焦延寿易学渊源考连镇标在易学史上，焦延寿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史学家们不以易家视之，或列入五行家，或列入术数者流。“正统”的易学家对焦延寿嗤之以鼻，斥其说“离经叛道”。诸多易学史著作不提焦氏易说，或语焉不详，这就大大限制了对汉代易学史原生态运动的认识...     

中国易学研究在21世纪

本文基于对传统易学和上世纪易学研究的分析,对21世纪的易学研究进行了前瞻性描述,重点讨论了四方面问题易学价值的新认定;理论思维的新探讨;天人关系的新开展;形上之道的新诠释.笔者认为重新认肯传统易学的文化资源价值,是上世纪易学研究获得的共识,在21世纪,此一共识仍将被普遍认同.而站在发展传统易学,回应时代需要,建立现代易学新体系的立场看,探讨易学阴阳相成互补的思维形式,发展易学天地人整体和谐的天人观,诠释易学蕴含生生之德的形上之道,将更有可能在本世纪引起人们的重视.     

综论我国古代易学及相关术数学的政治决策作用

我国古代的预测学,主要由原始占卜术、《周易》占筮学、术数学三部分组成。由于落后生产力条件的制约,我国历代的预测学术在各种政治决策中都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学术文化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为视点,分别从三个方面梳理和论证古代预测学术变异发展的脉络及其决策功用:原始占卜术对上古政治决策的左右;《周易》原理在政治决策中的功用;易学术数的发展对政治决策的影响。文中对易学与术数关系研究方面存在的个别问题,也发表了看法。     

道教术数与科技哲学

长期以来 ,不少人对“道教术数”嗤之以鼻 ;把它同科技哲学挂起钩来似乎显得不可思议。这两者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呢 ?为了能够有一个比较确切的认识 ,我们不妨从其含义的发掘入手。一、“术数”由来与其意义的发明“术数”这个词汇由来已久。在古代 ,它曾经是一个颇为重要的概念。因为它的涵盖面相当之广 ,甚至连政治策略、权术也叫做术数。《韩非子·奸劫杀臣》篇说 :“夫奸臣得承信幸之势 ,以毁誉进退群臣者 ,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① 韩非子在此所谓“术数” ,即是就策略上来使用的。在他看来 ,一个国家的君王如果不精通政治术数就…     

二程及其弟子对邵雍先天易学之两极态度辨析

二程兄弟认为,邵雍的先天易学象数模式"无所用于世",与他们自己体贴"天理"以求明体达用的儒学旨趣迥异。他们对邵雍先天易学一边口上赞誉有加,一边却极不认可,甚至视之为术数。与二程兄弟不甚认可邵雍先天易学相比,其门人弟子中却不乏对先天易学非常认可者,如杨时、尹焞以及后期影响力较大的四传弟子朱熹等人。此中,朱熹立足其理一分殊的理气观,调和易学象数与义理,与二程视角不尽相同,但从侧面透出不尽认同二程对先天易学的理解。基于此,本文将考察二程兄弟及其门人对先天易学的两极态度及相关评论,以理解和把握邵雍以后先天易学的流传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     

论术数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术数 ,指的是中国古代以阴阳五行思想去解释和推算社会与人生命运、人事变化的各种方术。这个概念最早出于《汉书·艺文志》 ,后世沿用。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者纪晓岚对术数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法 :“术数之兴 ,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 ,不出乎阴阳五行 ,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 ,傅以杂说耳。” (《四库全书·易类小序》)因此 ,术数就是通过特定的数字和象来分析天地万物 (包括人 )的阴阳五行之组成 ,以此了解自然和社会规律。术数多以《周易》为名 ,对社会和人事变动进行解释与预言。术数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有何影响与作用 ?对这个问…     

郭璞易学渊源考

在易学史上,郭璞素被目为方士术者流,而摒弃于易学家队伍之外。殊不知,郭璞正是通过其易占活动,为发展中国易学尤其是易象数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为了给郭璞正名,本文做了两项工作：一是结合郭璞寒微的身世和坎的际遇,指出易占是郭璞参政议政、实现济世志的中介,占卜活动成了其政治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远非一般方士木者所能比。一是结合《晋书》本传及郭玲著作,对郭璞的易学渊源作一番深入的考证。笔者认为,从大的范围来说,郭璞承袭了古易《归藏》、《连山》以及《简易》,《归藏》亦赖郭璞《尔雅注》、《山海经注》得以保存若干材料;从小的范围来说,郭璞祖尚汉孟喜、焦延寿、京房易象数学,兼习费直易义理学,直承魏管辂种种术数法,俨然成为晋代一名擅长术数的易象数学大师。     

丁超五易卦探源说

20世纪初,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强烈冲击,并导致中西文化之间空前交织和会通,处在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下,丁超五试图会通易学与科学,收集了大量易学文献资料,追溯《易》之源头,探讨了《易》与卜筮、卜筮与科学的关系,提出易道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易学不是专为卜筮而作,易学起源“坤先乾后”等观点。虽然在易学起源问题上他有些提法值得商榷,但对于我们今天探讨易卦起源,揭示易学中的科学思想,解读《周易》中的刚柔关系,把握历史上易与道家互动关系有重要启发意义。     

论《周易》的"象"世界和"理"世界--象数和义理关系刍议

由“理”和“象”所昭示的两种不同思维形式出发,形成了解读《周易》文本的两大阵营——义理易学和象数易学。义理易学阵营中的王弼、程颐易学凸现了《周易》“理”世界的超越性,象数易学揭示了《周易》“象”世界对于彰明“理”世界的关键性。朱熹基于《易》本为卜筮之书的立场,既强调了“理”世界的超越性,又突出了“象”世界对于彰明《周易》“理”世界的关键性。     

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

唐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是现存最早的两汉象数易学文献,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献价值。然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作为经学的解释文本是其所处时代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以两汉以来的象数易学及唐代易学中的"新义"反对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反映了唐代易学发展的新动向;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强烈地批判了王弼等玄学派易学"以无为本"的哲学观念,在整个易学哲学发展史中,成为沟通汉代易学与宋代易学的重要纽带。     

韩康伯易学对"象数"的融通及其意义

韩康伯提出了独特的"大虚"理论与"机理"学说,以玄学的本体论哲学成功解释了《易传》所涉及的象数问题,消除了义理易学与数术占卜之间的理论矛盾,将神异现象纳入玄学的"自然"哲学体系内予以理性融通.这一变化不仅适合了东晋时期思想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且弥补了王弼易学的局限,扩大了义理易学的解释空间,奠定了尔后王、韩易注在中国易学中的主流地位.     

易哲学发展史之一嬗变--陆王心学的易哲学思想探析

陆王心学的易哲学思想的出现,伴随了一定的时代特点,可谓是易哲学史上继王弼义理易之后的一次深刻嬗变.这表现为其以心释易统易、工夫简易直截的鲜明特征,其中蕴涵了心学派易学对象数易及程朱义理易的解构以及为一般易学研究所忽略的易佛沟通问题.从陆王心学的易哲学思想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心学在宋时的诞生以及它最终的衰微,同样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在解构"传统"易学的同时也解构了自身.     

王弼"得意忘象"解《易》方法辨析

对王弼解《易》的传统理解,学者多认为是"扫象"说。结合王弼《周易略例》和《周易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种看法明显偏颇。诚然,在解《易》的方法上,王弼主张"得意忘象",但他在解《易》过程中意在强调"象"的工具性和"意"的目的性。王弼此种解《易》路数并未"尽黜象数"。实际上,王弼对汉代以来之象数既有所扫,又有所保留。与其说王弼解《易》是"尽黜象数",不如说是"扫象阐理"。王弼"得意忘象"这一解《易》方法,开启了中国传统哲学对经典的解读思路,不但开义理解《易》之先河,也发宋明义理易学之先声。本文通过分析王弼解《易》的这一方法论内容与特点,进一步揭示其在中国哲学史与易学史上的理论意义。     

朱子易学之哲学的分析——通过《易学启蒙》理解"理"的"穷极"义

本文通过对朱熹<易学启蒙>的分析,考察作为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的基础的先天易学和后天易学的基本原理和相互关系,由此进一步研究作为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的共同基础的"理"的意味.朱熹的易学不是在象数和义理哪一个的立场上对两种易学的综合,而是试图确立易学的基础,进而把对理的意味的系统的解释和说明作为最终目标.     

孔、老思想的共性及与易学的关系略谈

儒道关系是许多学者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本文认为,易学虽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门之学,但作为儒家经典的<周易>,尤其是t易传>产生后,易学却又部分地成为儒道合流的一个载体,既体现了二者的共通性,也体现了二者的互补性.基于此种认识,本文在孔、老、易思想的同源性,孔、老思想具体的共同点和孔、老思想终极意义上的共同追求及与易学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并简单概括了二者的互补性在易学中的体现,以图寻找儒道合流原始的内在的根据.当然,本文侧重的是二者的共性及与易学的关系,并不否定儒道合流在除易学外的其它文献中有诸多的表现形式.     

析《周易时论合编》“时”的形上学意义——方孔炤易学思想研究

《周易时论合编》是方孔炤易学思想的结晶?疚囊哉獠恐魑行?阐发了方孔炤对"时"的形而上意义的理解。首先,他增加了"时"的内容,将其扩展到一切知识领域;其次,他依靠"中统有无"、"中五"等范畴,揭示了事物的三层本质规定,以作为"时"的形而上意义;最后,他还利用"格物"说表达了本体和认知统一的思想,实现了本体之"时"和价值之"时"的沟通。     

Argumentum Ex Divinatione: Divination and Civic Argument in the Ancient World

This argument explores transcultural commonalities among civic arguments from divination in global antiquity. In the ancient world, proponents engaged in kisceral arguments deriving from divinatory signs: arguments ex divinatione regarding prospective civic action. Under ideal circumstances, their aim was to help insure that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human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was aligned with the natural synchrony of the cosmos. Thus, civic arguments from divination were employed to anticipate the future’s course based on the signs the system produced holistically. In ancient Mesopotamia, China, and Rome, divination was employed as a tool for aligning the order of human society to that of a conception of metaphysical or cosmic order. By comparing these argumentative examples and rationales, we see a broader context for the way in which humans made arguments toward political futurity outside more conventional syllogistic formulations concerning causation. Rather, the argumentative strategies of many ancient cultures embrace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uture as the logical outcome of a holistic dynamism in kairotic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