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教关系与契理契机谈隋唐佛教宗派

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既是汉魏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必然,也与隋唐社会环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关,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与儒佛道三教关系下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成果。对于中国佛教宗派如何评价,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例如作为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成果,其主流思想如来藏佛性论是否背离了真正的佛教?本文认为,契理与契机是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原则。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佛教藉着怎样的文化载体,其随机教化的方便与印度是否一样,而在于其根本的宗旨与佛陀创教的本怀是否一致。中国佛教宗派的理论具有儒学化、道学化的特色,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或不承认其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及与之根本上的一致。中国佛教的儒道化色彩,并不影响中国佛教仍然是"佛教"。     

隋唐佛学研究的新突破

佛教发生在印度,但发展却是在中国。因为佛教传到中国后,与时俱进,逐渐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佛教理论。到了隋唐时期,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发展到了极盛,形成了各宗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因此,要研究中国佛学思想,首先必须重点研究隋唐佛学思想,这是迄今为止所有佛教学所达成的共识。     

初唐佛性诤辩研究--以窥基、慧沼与法宝之辩为中心

本文集中讨论了初唐佛性诤辩中窥基、慧沼与法宝之间的论争,通过对三人思想的分析,意在究明唯识新译今学与如来藏学思想的分歧所在,并进而阐明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义理系统的分别.文章指出,初唐佛性诤辩已经具备了宗派相争的规模,辩者已经尝试从某一特定立场出发来系统化流传中土的诸种佛教经论教说,因此通过佛性问题的讨论,不仅可以大致透析出不同佛学体系的根本分歧,而且也可以从中寻绎出佛性教说与中国心性传统在表达结构上的内在关联.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以《大智度论》与中国宗派佛教的形成为例

正《大智度论》与中国宗派佛教思想的对比研究,对于比较中印佛学的特质,以及理解二者的相同相异,可以提供很多借鉴,对于佛教中国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继续深入探讨。一众所周知,印度没有类似中国的宗派佛教。佛陀涅槃后,印度佛教只是在传承的历史上大致形成部派佛教、中观佛教、唯识佛教以及秘密佛教各个时期。对于佛教经典,特别是在后期大乘佛教成为主流之后,各个时期的佛教都没有过多的偏倚。在印度,佛教就是遵奉佛陀教法的学说,并没有在内部形成相对独立化的"宗旨"。然而,大乘佛教理论的复杂性,导致修行者无法轻易把握所有的理论。佛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以《大智度论》与中国宗派佛教的形成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大智度论》与中国宗派佛教思想的对比研究,对于比较中印佛学的特质,以及理解二者的相同相异,可以提供很多借鉴,对于佛教中国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继续深入探讨。一众所周知,印度没有类似中国的宗派佛教。佛陀涅槃后,印度佛教只是在传承的历史上大致形成部派佛教、中观佛教、唯识佛教以及秘密佛教各个时期。对于佛教经典,特别是在后期大乘佛教成为主流之后,各个时期的佛教都没有过多的偏倚。在印度,佛教就是遵奉佛陀教法的学说,并没有在内部形成相对独立化的“宗旨”。然而,大乘佛教理论的复杂性,导致修行者无法轻易把握所有的理论。     

佛教“空有之争”的嬗变及哲学义涵

"空有之争"作为佛教哲学的基本问题,主要是为了呈现佛教缘起论的根本义,也是为了揭示佛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或世界的终极意义与本质,从而为佛教的解脱信仰提供理论基础。空有之争在近现代佛学研究中备受关注,成为佛学研究的主题之一。空有之争有其历史渊源,在印度佛教时期,它主要作为对佛教根本义的彰显与深化,具有强烈的宗教和宗派意义。佛教传入中国后,受中国传统文化圆融思维的影响,通过调和空有之争,既拓展了传统佛教的缘起论,也在中国文化中挺立了佛教自身的特质,开出了与儒、道并列的哲学新路向,使空有之争具有了新的文化意义。到近现代,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背景下,对佛教空有之争研究的三种思路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论争,都具有通过探究佛教根本义以凸显佛教特有价值以参与社会文化转型的意义,并为近现代佛教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哲学理论、学术基础和研究范式。     

华严法界缘起思想在大乘解脱论中的真诠

佛教各学派的教义理论虽然存在种种差异,但它们的终极取向还是归摄在如何修证佛法、如何达到解脱的目标上。所谓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华严宗有关修行解脱论中的教义也不例外。天台与华严同为中国佛学显教体系的精华,然天台宗的教理在诠述诸法实相,而以性具说为依归,教观总持是天台佛学体系的最高真诠。华严宗则综合天台的实相论与缘起论,一统印度中观、瑜珈两大学系的论争,而以诠述唯心缘起无碍法界不思议为宗趣,而以性起说为归宗。此二派的学理,堪称中国佛学显教体系之精华。华严宗是依《大方广佛华严经》所建立的一个大乘宗派。此经是…     

佛教中国化视域下宗派佛教成立问题的再思考

正学派佛教与宗派佛教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意识[1]应该追溯到汤用彤先生关于宗派问题的论述。汤用彤先生晚年对佛教宗派问题十分重视,不仅在1962和1963年分别发表了《论中国佛教无"十宗"》和《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两篇文章,而且留下大量读佛教典籍的札记,其中亦特别注意佛教宗派问题。[2]据汤一介先生介绍,汤用彤先生之所以如此注意佛教宗派问题,是因为他一直想修改和补充其撰于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隋唐佛教史稿》。其中虽然对隋唐佛教的问题做了一些梳     

简论佛学心物观

佛学所阐释的问题,同现代哲学研究的对象有共同的一面,它对物质(色)与精神(心)的关系及其变化的规律有精密系统的论述。佛学者认为佛学对达方面的论证所达到的境界超出一切哲学理论。所以,佛学者称佛学为无上究竟法门。佛学探讨这一问题的真正目的是在于提醒世间有情,要排除生命主体观念上的虚妄分别之执,彻见宇宙人生的真实谛理,从而使生命得到究竟的解脱自在。为了阐明佛学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我们现在有必要对此进行研究分析,从而辨明佛学与世间哲学的本质差别。在研究分析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及其变化规律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阐述一下佛学理论的基本观念。佛学理论的基本观念,就是缘起论。缘起论思想的精义是,所谓缘起,     

佛教常识答问

五、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演变 (二) 佛教各宗派的兴起问:佛教传入中国,经过长期的弘扬和传播,有哪些发展变化,又有哪些学术成就? 答:随着大量经论的传来,印度佛教各部派思想与我国民族文化相接触,经过长时期的吸收和消化,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公元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极盛时期,在这时期,思想理论有着新的发展,各个宗派先后兴起,呈现百花争艳的景象。问:中国佛教有哪些宗派,可否请简单介绍一下?     

20世纪以来《宋高僧传》研究综述

佛教入华，约在西汉之末，势力始盛当在东晋之初。其时经典传播未广，学者理解未深。自陈而至隋唐，中土佛学大成。法朗、吉藏、昙迁、玄奘开三论、法相之学；智首、道宣，道信、弘忍光大律宗、禅宗；而昙鸾之于净土，智颚之于天台，智俨之于华严，信行之于三阶，金刚智、不空之于密宗，俱开隋唐之大宗派。魏晋以来南北佛学风格殊异之势至隋唐而综合，     

牟宗三对佛学研究的两次转变及其意义

牟宗三是现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有着两次意义深远的转变,佛学最终在其思想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早年受其师熊十力的影响开始对佛教有所涉猎,但更多偏重于知识性的了解,直至一次特殊的机缘方才对佛学用力。这一转折所引发的"悲情三昧"直接影响了牟氏哲学的整体进路。《佛性与般若》这部巨著则标志着牟氏佛学思想的成熟,其中肯定了天台圆教有一特殊的"佛教式的存有论"可以对法之存在等问题作出圆满的交代。这一"存有论转变"的意义在于,牟宗三最终认识到不必亦不可用儒家之体用义、创生义去衡量佛教,而应以"不以佛教为忌"的态度正视之。牟宗三跳出了拒斥佛老的窠臼,亦由此展现了新儒学之"新"的另一面向。     

日本"批判佛教"的最新进展及其理论意义

日本的批判佛教认为作为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重要思想基础的如来藏思想,是一种实体论,或"基体说"。其实质是肯定现象世界背后有一种永恒不变的实体,而这是与原始佛教建立在缘起论基础上的"空"的思想相矛盾相对立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批判佛教对如来藏的批判,也扩展到了对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的佛性与本觉思想的批判。因为其立论的挑战性和研究方法的争议性而在日本佛教界、中国佛教界(包括台湾)乃至欧美佛教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至今仍在持续。本文以末木文美士教授、花野充道教授、桂绍隆教授、织田显祐教授等的研究为中心,就最近日本学术界对批判佛教的回应做一概观,并就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的意义做一简要分析。     

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尤其需要有一种精神——访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赖永海

<正>赖永海,福建漳州人,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旭日佛学研究中心主任。撰有《中国佛性论》、《佛学与儒学》、《中国佛教文化论》等数十部专著,主编了《中国佛教通史》、《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禅学丛书》、《禅学研究》等书刊。研究专长为中国哲学、佛学、宗教学。     

浅议晋宋时期从般若“空”到涅槃“有”佛学思潮的转变

晋宋时期我国佛教思潮发生着流变,其中从般若"空"到涅槃"有"的佛学转变,对后世佛教产生重大影响。后秦鸠摩罗什对中观四论的翻译,把中国内地般若思想的研究引向高潮,但一直未能停止内地高僧对实有"佛性"的思考。涅槃经一经译出,很快引起许多高僧对"佛性"关注研究,并形成南北朝的主流思潮之一。这种佛性思潮的转变与佛教自身的发展需要和南北朝时期我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背景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中国佛教慈善理论体系刍论

佛教教义中包含了丰富的慈善思想和理论。缘起法、慈悲心、业报论、布施观和福田说共同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中国佛教慈善思想理论体系。缘起法是佛教慈善理念建立的理论基石,慈悲心是佛教慈善理论体系的主导核心,业报论是佛教慈善理论体系的价值规约,布施观是佛教慈善理论体系的践行路径,福田说是佛教慈善理论体系的价值依归。佛教慈善思想理论体系是佛教四众弟子创建济贫救世、积德行善、利乐有情的慈善组织的理论支柱,也是佛教徒及信众完善人格、成佛得道、涅槃寂静的精神依归,更是中华慈善文化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The Sentient Reflexivity of Buddha Nature:Metaphorizing Tathagatagarbha

佛性或如来藏(梵文tathagatagarbha)是佛教哲学体系和教义里一个具争议的核心内容.自古以来,“谁或什么具有佛性”、“佛性是怎样显现的”,以及“佛性在佛教解脱论里起到怎样的作用”等问题在佛教实践中及佛学研讨里是一系列持续的论题.本文作者基于自己对佛教文献的解读希望表达三个有关佛性的论点.首先,佛性与其所谓的反面“众生”(sentience)是不分离的.第二,佛性不是一样具型的东西,或是某个过去的或隐藏的精神状态,而是一个当下的、持续的生命神识状态.第三,佛性在经文里是一类使用隐喻和譬喻的启发式(heuristic)辩术方式,其目的是激起佛教徒或任何对佛家哲学思想有兴致的人对自身的生命状态进行内在视觉上的观想作用.     

“一心三止”与“一心三观”:表层的偏重与内在的圆融

<正>一、问题缘起——《摩诃止观》中"止""观"的"偏而不即"[1]智者大师(538-597)所处时代的佛教,南方佛学偏重玄谈,流行义学;北方佛学偏重实践,流行禅法[2],呈现出理论与实践割裂的局面。针对这种状况,智者大师"破斥南北,禅义均弘"[3]——融禅学与义理而为一,开中国宗派佛教之先声,成为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从历史的角度说,这种融合的举措有其内在的原因,经过南北朝的分裂     

日本学界关于玄奘研究的新进展——吉村诚《中国唯识思想史研究:玄奘と唯识学派》评介

正玄奘(602-664)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对中国佛教的理论发展及中外佛教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中外学界历来对玄奘与其所宣扬的唯识思想及其所开创的唯识宗派多有关注及研究。驹泽大学佛教学部吉村诚(1969-)教授的近年新著《中国唯识思想史研究:玄奘と唯识学     

禅风·学风·文风——《五灯会元》新探

隋唐之际,乃是中国佛教发扬光大的时代。佛家开宗立派,一时风靡于世。当时被称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即以慧能南禅为主脉的禅宗,创于中唐而盛行于晚唐、五代、直至宋明。它的形成、发展、演化以及所体现的佛学思想,对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极为深远,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而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