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真理"、"权利"在日本的定译及其他

我国自清末以来使用的一些重要学术用语的译名来自日本。要梳理这一段所谓“学术国缘”需要先从汉字传入日本的历史谈起。古代日本由于没有固有的民族文字 ,他们采用了中国大陆传来的汉字。早在《汉书·地理志》中就记录了公元一世纪前后日本人 (当时称“倭人”)到中国大陆朝贡的情况 ,很有可能汉字就是在这时候最初被带到日本列岛的。公元 2 85年 1月 ,百济人王仁向当时的日本天皇献上《论语》和《千字文》 ,汉字文献开始流入日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汉字是日本人使用的唯一一种文字。现代日语是一种由汉字和假名共同构成的文字 ,其中的汉…     

汉字的益智功能

美国科学家发现,中国人的智商明显高于欧美人和日本人,经研究,认为与中国人学习和使用汉字有关;日本教育家发现,三岁的幼儿根本无法记住日文中的假名,却容易记住表示他们所知道的事物的汉字。大量的研究资料均表明,与其它拼音文字比较,汉字具有一种神奇的益智功能...     

佛教学者王颂

<正>王颂,北京大学学士、硕士,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宗教学会理事。长期致力于从东亚汉语佛教圈的宏观视角出发,以中日两国佛教为对象,把握汉语佛教圈的共性与特性,专长于华严宗的历史与思想研究。出版有专著《宋代华严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1月)、《日本佛教:自佛教传入至二十世纪》(《世界佛教通史》全集第九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汉语认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彭聃龄著《汉语认知研究》

彭聃龄先生的《汉语认知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汉语认知研究领域里的一件盛事,也是中国心理学界的一件盛事。该书近100万字,琳琅满目,洋洋大观,皆是先生和弟子20余年来汉语认知研究的重要成果,堪称汉语认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一,该书内容十分丰富。全书共分8编,第一编是汉字识别,第二编是汉字形声字的读音、语义提取和汉语的声调加工,第三编是汉语词汇识别,第四编是句子和课文理解,第五编是儿童语言发展,第六编是汉语双语加工与表征研究,第七编是汉字识别的计算机模拟,第八编是汉语认知的应用研究。内容几乎涵盖了汉语认…     

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

日本学者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讲义》（中文版）形成于他自1902年在中国京师大学堂开始的心理学教学活动,出版于1905年11月。该书在日本发行而在中国发售,它是面向中国学生的心理学教材。服部宇之吉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了科学心理学教材,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学意义。《心理学讲义》具有明显的进化论取向以及为教育服务的倾向。服部宇之吉的心理学教学是现代科学心理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传播的开端。《心理学讲义》是以知、情、意三分法为基础的心理学体系。中国早期心理学术语与日本心理学中的同形汉字有着紧密联系,服部宇之吉直接采用日本心理学界通用的术语以解决汉语心理学术语的创制困难。     

汉字帮你开发大脑

联合国调查测试发现:中国人的智商明显地高于美国人、西欧人,这与中国人学习和使用汉字有关。我们自己的学者的研究也表明:中国汉字与其它拼音文字比较,中国汉字具有一种神奇的开发大脑的功能。 例如:表示“男人”这个概念,英语用“man”。英语为什么要用“man”表示男人,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从几个字母找不到跟男人有任何联系,纯粹是记录读音的符号.汉字用“男”字,它除了表示音以外,还     

沟口雄三(日)教授谈研究中国哲学

沟口教授是当代日本研究中国哲学的著名哲学家,现任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兼任“东方学会”评议员,编辑委员等职。著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挫折和展开》、《李卓吾》、《儒教史》、《作为方法的中国》等。最近,我有幸就中国哲学有关问题拜访了他。他对许多问题作了回答。下面将主要内容笔录如下。 笔者:沟口教授,您专事中国哲学研究30余年,出版了不少重要著作。我想请您谈谈日本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哲学? 沟口:关于“日本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哲学”,这是我长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在今年6月(1990年)专门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作《日本人为何研究中国》。此文发表在《新史学》第1卷第2期上。     

汉语吴方言圣经译本考述

中国方言差异之大,彼此不能互通,于是产生了圣经方言译本。汉语吴方言中的4个分支与圣经翻译有关,即太湖分支的上海方言、宁波方言、苏州方言、杭州方言,台州分支的台州方言,瓯江分支的温州方言,婺州分支的金华方言。据笔者统计,吴方言圣经译本总计114种,其中汉字49种,罗马字65种,含2种《圣经全书》汉字本,1种《圣经全书》罗马字本,1种《旧约全书》汉字本,2种《旧约全书》罗马字本,9种《新约全书》汉字本,8种《新约全书》罗马字本。     

“曲解了”中国人对印度逻辑的发展——与中村元君商榷

最近读了(日)中村元君的文章《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征》(载《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89·6·) (下称“中村文”),有一些想法,特别是中村文“二、抽象思维不发达”标题下的一段:“4、以曲解的方式接受了印度逻辑学。作为表示思维法则的逻辑学在中国未得到发展……佛教的逻辑学被译介到中国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①几乎没有逻辑著作译成中文,倒是有不少译成藏文;②有些极简单的逻辑书籍译成了中文,但系统地阐述逻辑学的巨著则没有;③作为逻辑学的基础的认识论方面的著作也未翻译。即便那些译过来的简单的逻辑书籍,也曲解了其原意,就连玄奘(596—664)在介绍逻辑学时也未能完全弄懂。”这段话全是结论,作者未给出论据。仅就以上几点结论,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汉字,汉语中的逻辑问题缺乏研究,例如中村文说汉语“无单复数之分。如‘人’,可表示一个人、一     

“中国语文信息加工”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由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心理学系、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语文信息加工》国际研讨会已于1993年7月12日—1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首届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来自中国(香港、台地区)、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心理学家共44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3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21人.会议自始至终充满了浓厚的学术空气。会议共收到论文32篇,内容涉及到中文信息加工问题的许多重要方面.其中有关汉字识别和语音知觉的论文12篇;汉字记忆与课文理解的论文7篇;汉字习得与语言发展的论文4篇;眼动与汉字识别的论文3篇;书法心理2篇;汉字的计算机输入2篇;其它论文2篇.会议安排了3次大会报告、1次分组报告、1次专题讨论.提交会议的论文都得到了在会上报告的机会.     

中国佛教学者龚隽

<正>龚隽,江西南昌人,哲学博士,2001-2002年度哈佛燕京高级访问学人,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副所长,中山大学哲学系佛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新史学》(中华书局)、《人间佛教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宗教研究》(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主办)等学刊的学术编委和《汉语佛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主编。主要从事的研究领     

日本对《易经》研究的路径

日本学者对《易经》的研究,随着儒学在公元五世纪传入日本就开始了,至公元757年,《易经》正式成为了日本古代国子监的教材之一。日本对《易经》的研究有伊藤仁斋、北村沢吉等人的"义理派",也有根本通明等人的"象数派",还有许多易学家既重视象数,也重视义理的"易理与象数兼容派"的研究。综括日本古今对《易经》的研究途径:一是对《易经》的讲读。通过讲读而研究《易经》博大精深的内涵。日本古代多次实施宫内讲学的制度,大规模皇室主持的讲《易经》活动极大地推进了日本的易学研究和普及程度。二是日本学者对中国易学文本的研究。日本江户时代对《易经》的研究,不仅研究《易经》《易传》原典,还研究中国历代对《易经》《易传》原典的注解。江户时代日本易学者主要依据朱熹对《易经》诠释的文本《周易本义》,也可以说日本江户时代盛行的是朱子易学。当然也有学者研究中国汉代易学文本,热衷于《易经》象数,但非主流。三是日本对中国《易经》分支"术数"的应用研究,并出版了诸多研究著作。     

藏族、维吾尔族在表音、表意文字辨认上大脑两半球的功能特点

用半视野速示术对藏族、维吾尔族人(各60名),进行辨认表音、表意文字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藏族还是维吾尔族被试,对汉字(表意文字)的辨认都是两半球均势的,而对藏/维文(表音文字)的辨认却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对熟练掌握和使用汉语多年(五年以上)的藏族被试出现两半球均势,而学习汉语一年左右的藏族及维吾尔族被试以及学习汉语四年的维吾尔族被试却为左半球优势。这表明对表意文字汉字的辨认是两半球均势的,对表音文字藏/维文的辨认似乎受被试使用汉语的影响,会由左半球优势转变为两半球均势。     

汉语闽粤方言圣经译本考述

中国方言差异之大,彼此不能互通,于是产生了圣经方言译本。汉语闽方言分布在福建、广东东部、海南东部南部和西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这一带正是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的最早最广地区,方言种类是最多、最复杂的。其中福州、厦门、汕头、兴化、建阳、海南等地都有方言圣经译本。据笔者统计,闽方言有各类圣经译本160种;其中汉字58种;罗马字97种;国语注音字母5种;含3种《圣经全书》汉字本;2种《圣经全书》罗马字本;旧约汉字0种;4种《旧约全书》罗马字本;8种《新约全书》汉字本;20种《新约全书》罗马字本。     

全国部分报刊道教论文目录索引

一、绪论战后日本的先秦道教研究(〔日〕池田知久著)《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2期日本道教研究的现状(〔日〕蜂屋邦夫著隽雪艳译)《文史知识》1987年5期国外及我国台湾省道教研究概述(冰珂)《文史知识》1987年5期略谈道教史的研究和编写(钟肇鹏)《哲学研究》1987年10期     

杨曾文：史论结合 研究佛教历史

正杨曾文,1939年12月生于山东即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博士生导师。杨曾文先生长期从事中国佛教史、禅宗史和日本佛教史研究,笔耕不辍,著述宏富,主要著作有《中国佛教史》第1—3卷(任继愈主编,合著)、《佛教的起源》《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隋唐佛教史》等。主编和参与撰写《佛教文化面面观》《当代佛教》《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中国佛教基础知识》等,校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新版敦煌新     

硬笔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源头、母体和通脉

正以往各种版本的《中国书法史》,基本上只是"汉字毛笔书法史"。说"中国的书法艺术不过是拿毛笔蘸墨汁书写汉字而已"。《辞海》指出,书法是指"用中国式的圆锥形毛笔书写汉字(篆、隶、正、行、草)的法则。"完全无视更比毛笔书法源远流长的"汉字硬笔书法"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观念,可以归结为四个字"书唯毛笔"。"书唯毛笔"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西汉戴德《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说,周初,姜子牙述《丹书》之言,武王闻之,退而作《笔铭》云:"豪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所谓"豪毛茂茂",所     

LPN新／旧效应与汉字颜色来源提取的关联

已有研究表明,前额皮层在诸多种类来源的提取任务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不同记忆内容的来源提取研究存在不同的结果。为探索与汉字颜色来源提取相关联的头皮时空分布特征,本研究运用与Cycowicz等人(2001,2003,2005)相似的研究范式,以汉语名词作为实验材料,研究了颜色来源提取新/旧效应的头皮时空分布特征。结果显示,汉语名词在650~950ms存在与Cycowicz等人图形研究中相似的颜色来源提取的LPN新/旧效应。该结果表明,汉字的颜色来源提取与非言语材料一样,也与LPN新/旧效应相关联。     

日本天主教徒的故事——年使节千千石米盖尔

正一、天主教传入日本欧洲人与日本人的相遇极具戏剧色彩和象征意义。1543年,一艘葡萄牙商船被台风吹到日本九州岛的种子岛。据南浦文之的《铁炮记》记载,种子岛的居民在一天的清晨突然发现海岸边有一艘大船,船上的人长着他们从未见过的金发蓝眼,礼仪举止古怪,叽哩咕噜的语言不通,吃饭不用筷子而用手抓。幸亏船上有一位明朝的中国商人,通过汉字笔谈,方知船上是所谓"南蛮"葡萄牙人。这次历史性会面的直接效果是火枪的传入日本。     

持平常心 做不平常事——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北大核心CSSCISSCI

杨曾文先生1939年12月7日生于山东即墨,1959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64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8年改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历任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现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曾文先生从事佛学研究40多年,笔耕不辍,著述宏富,学术造诣精湛,尤以历史考辨见长。其代表作有:专著《佛教的起源》(1991)、《日本佛教史》(1995)、《唐五代禅宗史》(1999)等;合著《中国佛教史》(任继愈主编,已出版第一、二、三卷,1981-1988);主编并参与编写《佛教文化面面观》(1989)、《日本近现代佛教史》(1996)、“中国禅宗典籍丛刊”(始于2001年)等;合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1996);校勘《敦煌新本六祖坛经》(1993)、《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2001年)、《临济录》(2001);另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140篇。日前,杨先生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本刊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