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调控与整合.新的历史条件,要求党的意识形态建设遵循核心理念的稳定性与体系的开放性的有机统一、阶级性与包容性的有机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引领功能与批判功能的有机统一,努力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价值指导和精神支撑.     

文化自信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

从文化自信中审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是一个连续不断探索的过程。坚定文化自信,在多元开放的精神世界图景中保持定力,发展主流意识形态是新时代的战略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新时代。遵循传承—转换—创新的历史逻辑,从文化自信中审视中国意识形态的演化变迁,要深刻认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发生转型的新态势。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我们应以这一思想为指导,锐意创新,在增强文化自信的进程中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方略,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新篇章。     

加强宗教工作领域的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明确突出了意识形态工作在宗教工作整体中的关键地位,又为意识形态工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对抑制有神论蔓延和作为大原则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保证地位,从而校正了宗教工作仅仅等于或仅仅围绕统战工作的习惯认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及时而准确地反映了进入新时代前后宗教国情世情的错综嬗变,从而将改革开放以后长期形成的宗教理论和政策体系置于一个仍在不断拓展、不断完善的开放系统之中,而不是视为凝滞僵化的教条或不可逾越的雷池。同时,以其对于指导实际工作的前所未有的强大操作力,充分显示出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赋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革命性、实践性价值,展现了党对宗教工作全面加强领导的坚定意志。     

意识形态重建与自由主义

《大学人文读本》是近年大学语文教育领域内的可贵改革。但作为当前自由主义积极重构意识形态的一个象征性“事件”,它在编排理念、阐释框架以及在具体编排中让什么声音凸显出来和不让什么声音凸显出来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比较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与追求。《读本》反映了自由主义理论的两个误区。知识界应对自由主义保持清醒而独立的认知态度。     

意识形态及其诸形式——詹明信意识形态理论述评

在当前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盛行的情况下,如何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观中总结与疏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便成了一项迫切的理论任务。当代美国后现     

论宗教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异质性

宗教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在异质性。主要表现在性质、取向和功能三个方面：性质上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对立,取向上有以神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区别,功能上有对社会发展阻滞与推进作用的差异。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述评

本文通过对学术界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发展阶段、意识形态概念的内涵、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等四个问题研究状况的探讨与分析,获得以下观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一个否定性概念;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特征有虚假性、无意识性和阶级性;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是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绩效

国家治理绩效的高低究竟与意识形态有没有关系、有多大关系,是一个需要探析的问题。人们没有理由断言意识形态直接决定国家治理绩效,但意识形态对国家治理绩效的影响又不容低估。经验表明:当意识形态悸动的时候,国家治理绩效的起伏波动较为明显;而意识形态让位给国家治理的实际问题时,国家治理绩效明显高企。在两者的关联性上讲,中立性国家最有利于提升一个国家的治理绩效,当一个国家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秉持问题导向,这个国家的治理绩效才不会大起大伏,保有较为稳定的国家治理效果。     

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与批判

儒学在汉代意识形态化而成为一种官方指导思想 ,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汉儒以文化守成自任的意识 形态阶层职能的自觉意识,儒学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是在反思与辩护两个层面进行运作的 ,以及它阐明现状的意义和提示行动方向的社会历史功能等。对汉代儒学意识形态功能的分 析与批判,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儒学的认识。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本文探讨的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内容：哲学向度和政治经济学向度，以及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问题领域。     

现代性、法治国家与意识形态

本文通过辨析现代性的蕴含为梳理法治国家与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视野,在此视野下具体分析了法治国家的内涵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关系,并指出意识形态问题不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分析,而且应该放到国家意识形态与法治秩序的辩证关系中予以考察。本文认为现代法治既是意识形态的制度基础,也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组成部分,只有处理好法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才能避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的片面性。     

哈贝马斯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歧

哈贝马斯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 ,由于科学技术成了新的意识形态 ,因而意识形态的批判就表现为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批判。马克思则认为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 ,意识形态的批判表现为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不是意识形态     

精神文明建设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十几年来的企业文化建设也成绩斐然。纵观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人们获得共识：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精神文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展开，同样，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也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部分。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我国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发展性课题

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共进的关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引进必定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强化其功能,改变其作用方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价值导向、人文动力并克服消极的思想阻抗。     

国家意识形态的缺失与秦亡的宿命

秦帝国建立后,在国家意识形态构建问题上是缺乏认识的。秦对《吕氏春秋》的弃用以及对诸子思想的矛盾和摇摆态度都是极好的例证。历史的惯性和文化差异是秦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障碍。法家在秦并未获得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因为法家在秦帝国的政治实践中始终是"术"的层面而并不具有"道"的意义。法家的文化专制主义又隔断了其他诸子思想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通道,于是,缺失意识形态对政权的维护和调整,成为秦帝国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齐泽克的意识形态论

齐泽克是当代著名的拉康派哲学家、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俗文化批评家。自1989年他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出版以来,他的思想对拉康精神分析学、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论意识形态与政党政治

意识形态既是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也是政党危机的来源;全球范围内主导意识形态的消长不但决定了一个具体政党的地位,而且型塑了世界政党政治的生态。按照19世纪末以来全球主导意识形态的变化,本文把世界政党政治分成以下四个发展阶段并对其变化规律进行了分析:(1)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主导下的政党发展;(2)19世纪中叶至二战结束时在民族和阶级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党发展;(3)冷战下的政党发展;(4)"第三波民主浪潮"下宗教和保守主义的回潮与政党政治。本文还试图解答如下问题:世界各国政党的组织形式有什么重要区别?这些区别又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政党危机是各国政党不得不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当前世界的政党政治势态形成的原因是什么?针对当前世界局势与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当如何应对?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近代以来意识形态的消长规律及其背后的社会学原理,本文还用了较大的篇幅探讨了阶级、民族、自由主义和零和扩张性宗教这些在现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各自所具有的基本性质。因此,本文还可以被视为一篇分析不同意识形态各自的性质,以及这些性质如何影响世界的政党发展乃至整个世界局势的文章。在本文的最后部分,笔者提出了"道德务实政党"的概念,认为这是解决政党危机的一个途径。     

论主流意识形态对道德建设的引导作用--我国新时期道德构建应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核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水准,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必然带来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相伴随的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道德体系的核心价值标准,使人们的荣辱观在某些方面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为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及时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体系提供了核心价值标准,具有重大意义.     

意识形态批判的合理性:对拉克劳意识形态的反思

本文深入分析了拉克劳意识形态理论的得与失。首先,作者充分肯定了拉克劳对意识形态争论的贡献：关于被终结的意识的虚假意识的描述;关于同一性的否定性论题;有关主观动机涵盖了虚假意识的解释。其次,作者指出了拉克劳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弱点：没有在无害的形而上学终结与有害的意识形态终结之间做出区分,从而无法深入解释社会压迫关系的永存性原因。     

论医德建设的制度创新

１　问题的提出医学职业道德建设应是一种制度伦理,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追求道德崇高,而是寻求医务人员职业活动的合道德性,即将医学的职业活动框定在一个合理、正当、有序的范围内。但长期以来,医德建设往往只聚焦于个人行为的合道德上,把理想人格的塑造当作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