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与《易学启蒙》解读

朱熹的易学体系在于熔象数义理于一炉,而重点则是通过象数的研究以补<程传>之不足.<本义>卷首九图与<启蒙>四篇是朱熹所编出的象数大略,构成他的易学体系的主干.朱熹认为,河图洛书是天地自然之易的象数,伏羲八卦是先天之学的象数,文王八卦是后天之学的象数,卦变图是孔子之易的象数.这四种象数虽然层次历然,不可混淆,其实皆不外乎阴阳奇偶之动静循环,至于其动其静,则必有所以动静之理,这就是所谓太极.因而太极阴阳之妙就成为这四种不同象数的共同的本质.太极是理,阴阳是气,所谓太极阴阳之妙,实质上就是一个理与气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核心.     

黄元御儒道易医会通视域下的道论——以《道德悬解》为中心

在《道德悬解》一书中,黄元御会通理学,将"道"释为"太极"以及一段"妙理",称"道"为"无"。黄氏认为"道"生未判之"中气",此气旋转,判而为阴阳二气。这使得"无"生"有"的思想有了"理"生"气"的意味。黄氏结合易学,以河图与五行生成之数诠释"道"与阴阳二气的关系,认为"二气"已判,"道"寓于"二气"之中,并与"中气"合。河图之"五"与"十"符示"中气",且为"道"之所寓。除"五"与"十"以外的八个数虽本为五行之生数与成数,然黄氏视之为阴阳二气生之位与成之位的符示,数原本符示的五行则是阴阳二气升降变化的外在显现。如此,医学中的"中气"被附以形上学的内涵,成为了"道"的体现,而与五行相应的五脏之间的关系则被黄氏视为阴阳二气升降变化的外在显现。基于此,黄氏提出了先后天之本皆脾胃的思想以及独特的脏腑气化理论体系。     

朱熹与《太极图》及道统

朱熹是首位极力表彰周敦颐《太极图》的学者,提出《太极图》乃是周氏学说之纲领。之所以得出这一论断,除了朱熹所说明的客观理由外,他欲为其心性学说探索宇宙形上学的根据,实现天道性命的贯通,则是其推重《太极图》的主观动因。通过对《太极图》意蕴的阐释,朱熹精妙地表达了他的太极阴阳学说,从"天命流行"和"神妙万物"的角度阐发了太极阴阳不离不杂的关系,建构起一体二分的理气观,集前贤之大成。在朱熹看来,太极阴阳之妙正是周、程授受之秘,而周、程是儒家道统的接续者,于是这就引出了以太极之妙为主旨、以伏羲为起始的大易道统论,并将《尚书》"十六字心传"涵摄其中。     

朱熹易学太极观的哲学内涵

朱熹从象数和义理两个方面所展开的对"太极"的诠释,贯穿着一个基本的理念:太极为本体之理。在理论上,朱熹的太极观超越了汉代以元气为宇宙之初的生成论视阈,将太极看成是与卦爻象数不可分割,与阴阳五行万物不可分割的本体之理。     

论来知德学术根柢是太极之学

长期以来,学界较多注意到了来知德的易学贡献,却少有人关注和阐发来知德的儒学思想,遑论来氏学术的整体逻辑。事实上,来知德首先是一个儒学理论上颇有自得之处的大儒,其次才是卓有建树的易学大家,而贯穿其儒学和易学的理论基础则是太极之学。来氏太极之学以理、气、数三概念为基础展开哲学建构,简言之,理为本体,理不离气,有气则有数,理气数结构是宇宙万物的存在方式。太极之学进入来氏儒学论域,既以理、气、数解释宇宙、社会和人生,又以理气存在论为基础展开理欲之辨,进一步提出格物克己、躬行明德的修养方法,并指出天理流行境界为修养归宿。太极之学进入以来氏易图学、来氏易象学和来氏义理易学为基本构成的来氏易学论域,太极之理成为来氏义理易学的目标和归宿,太极之气成为来氏易图学、来氏易象学的基础,太极之数(象数)成为来氏易象学的建构基础和基本内容。而从思想渊源看,来氏太极之学整合并发展了邵雍太极观和朱熹太极观,在中国传统哲学史中具有一定的意义。     

易学哲学视野下的方以智圆∴思想探析

圆∴是方以智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其将易学中的太极、两仪与佛学中的∴(伊字三点)相结合成圆∴图式,通过对《周易》中相关思想的重新解读,阐释了圆∴图式"公因反因"、"二虚一实"的哲学内涵。方以智对圆∴图式的理论建构体现了象数和义理并重的易学观,旨在强调实学的重要性,主张中学与西学的互补,以中国的"通几之学"救弊西方的"质测之学"。     

朱震太极观的哲学内涵与历史影响

朱震的太极观,是批判继承先儒思想的结晶。他以太极为哲学最高范畴,将汉唐的元气论和北宋理学家的体用论结合,不仅以“气”解释“太极”,而且将太极视为《易》象数和万物演变的根源。其全新的诠释风格,对朱熹、方以智等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胡煦与朱熹对"太极""道器"理解之分歧

胡煦是清初一位重要的易学家、理学家,他的思想有很多独到之处,持论酌于汉学、宋学之间,与朱子颇有异同.朱熹认为太极即是理,把理看作是万物的本体.胡煦则认为太极是本体,理只是其用,太极不仅立于形器之先,也在理之先.朱熹以理为形上之道,而以阴阳为形下之器.胡煦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则阴阳应为形上之道,道与阴阳实为一也.胡煦与朱熹对"太极""道器"等概念理解的差异反映了清初学术界思想的转向.     

李觏易学的图书之辨及天人内涵

前人多认为李觏接续了王弼易学凸显人事的一面,重视事功,很少涉及形上问题。事实上,李觏通过对刘牧图书之学的批判与重构,阐述了颇具特色的天人之学。只是与刘牧借阐释河图、洛书着力凸显宇宙衍生变化背后数的规律性不同,李觏更为看重阴阳二气的交感、消息内涵。在此基础上,他还通过对"元亨利贞"四德做出全新诠释开显其"气形性命"之旨,贯通天道性命,折射出当时儒家思想重建过程中的多元探索。     

以学统术:虞翻“大衍筮法”说探微

虞翻对"大衍筮法"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指出大衍之数以数涵象,筮占操作以数显象。通过建构数与天地、五行、天干、太一相对应的诠释系统,揭示大衍之数内涵天地、五行、阴阳消息、太一诸象,令《易》之学得到概要呈现,筮占操作即建立在这一学基础上的术之用。大衍之数所内涵的象借筮占操作的机缘,在以数的推演模拟宇宙大化的模式下次第显现,最终呈现于筮占所求得的卦。学彰显的是哲学与价值的理性,术体现的则是非理性的信仰,二者的关系须作出批判性反省。     

周敦颐的易学性命之学

宋明道学的核心是天道性命之学.周敦颐以<周易>的太极阴阳理论构建了一个有机论的宇宙模式,本太极以立人极.他将<易传>的"继善成性"论与<中庸>的"诚者天之道"相结合,以"诚"作为性命之本,奠定了宋明易学性理之学的新方向.     

李觏视域下的图书之学

宋代之后,图书之学成为象数易学中的一支显学.探索《易》卦的起源与《洪范九畴》的由来,是其兴起的基本原因.就现存文献而言,黑白点的易图首见于刘牧的著作.李觏则是在反思刘牧易图说的基础上推出其视域下的图书之学的.李氏的图书之学指出:河图、洛书是真实存在的；伏羲不仅取河图八方之位和洛书五行之象,还参照了宇宙万物之情状,从而画出了八卦；河图演示的是天地阴阳之气的运行方位,洛书昭示的则是天地阴阳之气的会合,而会合之后有象有形,象、形不可分割.他的这一图书之学识见,对后世图书之学起到了重要的引发作用.     

旅轩张显光的太极观

张显光的太极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解释"无极而太极"时,首先提出了太极之妙、无极之妙以及无极太极之妙的独到见解,对太极所含之天地万物的存有根据和超越的性质解释得很真切,透过太极与仪、象、卦具有相贯相包的性质,他更为明晰地解释了"太极即理"、理气经纬论和太极的本体性;再者张显光提出了"太极者道德之头颅"的观点,认为太极不仅是万事万物之存有论的根底或枢纽,而且也为道德视域的展开提供了可能性。张显光对太极的诠释,虽然根源于周敦颐及朱熹,但也未止步于传统性理学,而是提出了一些独到的概念,建构了一套有创见的哲学系统。     

太极VS创造性——朱熹与怀特海本体论之比较

朱熹与怀特海哲学之间的相通性,怀特海本人及现代新儒家人物都有觉察。自李约瑟开启朱熹与怀特海比较研究以来,朱熹与怀特海的比较受到关注。本文以怀特海有机主义哲学为媒介,把朱熹与怀特海的本体论范畴——"太极"与"创造性"进行比较。作为最高的本体范畴,朱熹的"太极"与怀特海的"创造性"既具有终极原理的面向,又具组织力、发动力的面向,二者意义相通;怀特海的本体论在强调超越性与内在性、体与用之统一方面,更契合于朱熹。不同之处是:朱熹正是由太极的"生生不息之机"而上达"天地生物之心",最后挺立起"仁"本体论,成就自己的道德形上学;而怀特海的本体论则是自然化、平面化的,缺失了道德形上学的高俨。     

《周易》象理无隔视野下的船山经学观

王船山学宗张载,以易学为入路构建起形上学体系。他从易学最基本的象理问题出发,提出了“《易》之全体在象, 象理一体无隔”的易学基本理念,并据此导出“即象以见理”的易学方法论。他以此象理无隔的易学视野和方法来统摄《六经》,进一步得出了“《五经》皆象,《易》统其理”的经学观,并主张治经要以训诂为根基,以义理为标的,从而使他的经学呈现出汉宋兼采并治的学术特色。     

蔡沉范数之学探微

蔡沉在其《洪范皇极内篇》中象与数对举,建立了一套范数学体系,从象与数的关系来说,象学体系中有数,数学体系中有象,二者不是截然相分的。象学体系与数学体系的区别在于,象学体系是一套以数字二为基数的推衍模式,数学体系是一套以数字三为基数的推衍模式。蔡沉范数学的目的是"因数以明理",数只是一种明理的工具。数的变化关涉自然界阴阳消长的规律,数还能穷该万事万物,万事万物都能以数的形式进行表达。蔡沉极为重视处于洛书九个数中间位置的数字五,并由此阐发了他由"中"及"皇极"的理学思想。数是一种明理的方式,它穷该万物绝不是对事物的量化;蔡沉的数,哲学的意味重,科学的意味浅。     

邵雍先天之学对时代的契应

邵雍以声音、律吕为例得到的启示,就是形之上、下的贯通问题.他的具有宏观背景的"先天之学",以象数为中介,自时空角度做出形上层面的思考;并提示了认识论平台的出发点,由此为当时的儒学新体系构建做出贡献.     

朱子礼学的形上世界——以理气论为进路的解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理和气是道学中两个最重要的范畴”①,基本上可说是包括朱熹理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的形上学基础。朱熹对理、气与礼乐在形上与形下两个层面的联系,及其在礼学体系中的意义的认识,则构成了他的礼学形上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并且由之在其礼学和理学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使二者在哲学基础方面具有了同一性。     

论焦循“本经文实测”两汉象数易学

焦循以文本实测为方法,在吸收汉儒升降卦变基础上,以脱离文本、不能贯通、牵强附会等为据否认了纳甲、爻辰、卦气说,重建了以旁通爻变为核心,内涵时行、相错的象数易学体系。他与同时代的王引之等人一起开启了乾嘉以后从汉学内部反思和检讨汉易的思潮。焦氏以文本为尺度,对汉代象数易学在注经时所表现出的弊端予以一一评析和驳斥,力图透过反思和检讨象数之学,剥离象数之学的层层迷雾,还原其易学真实意义。这对于深入探讨汉易、推进象数易学发展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然而,焦循只看到了汉代象数易学在解经中的弊端,未揭示出汉易以象数解《易》之弊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对《易传》"观象系辞"的误读,即夸大了象在系辞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圣人并非完全以一一对应方式依象作易辞,而是以一一对应方式以象解易辞,这就必将陷入支离破碎、牵强附会的境地。因而他对于汉易的许多评价仍然缺乏深度和高度。而他的象数易学虽不同于汉儒,实质上是用一种象数易学取代另一种象数易学,宏观上仍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和超越汉代易学。     

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意旨发覆

黄宗羲《易学象数论》是一部系统探析与评判汉宋易学象数学与数术学的专门之作,其研究之高度与广度都远超局限于宋易或汉易的前贤与后学。后世对该书之认识与评价多局限于考据辨伪方面,既未能照见其所具之思想意义,又未能论及其总体之学术宗旨。该书前三卷论汉宋象数易说,黄宗羲以考论《河图》《洛书》与先天图为平生得意之笔。这些考论除了在考据上能发先儒所未发以外,在理论上则关涉到对理气关系的重新勘定。在认为汉宋象数易说多为"伪象"的同时,黄宗羲在该书中也试图建立他的易象学,其宗旨乃是将象数义理会归为一。后三卷论汉宋拟《易》援《易》之数术学,黄氏之首要目的是为了揭示此类数术学之真相,从而将之与《易》本身之象数区别开来,但其对数术学的肯认与研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与其气化宇宙论、经世观念和历史演变观都有密切的关系。以今日之视野观之,该书由于过分强调经典之"真"而将与之不合之象数易说定之为"伪",没能看到汉宋象数易说在易学理论上的创新性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思想意义与价值,此为其局限性之所在。今日之易学象数学研究当承继前贤而再翻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