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荀子的道法自然观——兼论荀子思想以道释儒的特点

学术界关于道家与荀子关系的研究颇多,对其中荀子的"道法自然"观研究则相对匮乏。"道法自然"观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对荀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荀子的"道法自然"观由他的"道"论和"自然观"组成,体现出"道法本身的自然"特点,并以此来指导他的人性论和政治思想。荀子的"道法自然"观突出人为因素,并用儒家修养方法和"礼法并举"的思想改造自然人性和"无为"政治,是一种以道释儒的过程。荀子"以道释儒"使"道法自然"观与儒家思想体系更加契合,对汉代儒道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观重光 茅山乾元观的恢复与弘道之路

正在住持尹信慧道长带领,下在社会各界帮助,下乾元观从一片废墟中重,建形成了错落致、有的势庄严气建筑群。观时乾元同以学道、修、道弘道为宗,旨立志光大道,统以期让更教的人认识道多、喜爱道教。位于茅山北部东麓金坛市境内的青龙山(又名郁冈山)南腰部的乾元观,是茅山道院历史上著名的"三宫五观"之一。历史上乾元观规模宏大,影响深远。     

从"平均"到"公正"的嬗变——中国公正观的价值维度转换

历史上的每一种公正观,都有它的核心价值指向,它们构成了公正思想的价值维度,引导着社会的基本治理方向和利益分配方式.中国社会的公正观经历了一个从"平均"到"公正"的发展过程.长期以来,它是以平均主义为核心价值取向而展开的,并因此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面对当今中国日趋扩大的利益分配差距,一种以公平正义为价值指向的公正观应运而生.公平正义的公正观是具有现实合理性和价值优越性的新型公正观.     

先秦诸子圣王观探析--兼与柏拉图哲学王思想比较

先秦诸子在政治思想上各有自己的主张,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这就是"圣王".不过,他们对"圣王"涵义的解释又是相对的,各有自己的标准.其中,儒家圣王观对中国历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作用与影响最为深远."哲学王"是柏拉图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它与先秦诸子圣王观、特别是儒家圣王观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朱子有关《论语》“三年无改”章诠释中的义理探究与经世关怀

正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历代学者常以诠释经典的方式,深入开掘经典的思想内涵与精神价值,承续历史传统,解答现实课题,以回应时代挑战。南宋的学术思想大家朱子,即将其思想创获,融入所编撰之《四书章句集注》,对此后历史,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论语》"三年无改"章,乃孔子对"观人"与"孝行"所作之议论。然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究竟为孔子所提出的一条普遍性的孝道原则,还是针对具     

傅山“四宁四毋”说及其当代意义

傅山是生活在明由衰而亡、清由暴至治的鼎革时期的一名重要的人物。他学识渊博,在儒学、史学、文学、艺术、医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他在书法实践与理论方面的成就也占有崇高地位,历来为学者和书家称道,其人、其书、其理论颇有传奇色彩。傅山书法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崇尚古法"和"以人论书观",他在当时具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四宁四毋"的书学观,对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当代对于"四宁四毋"的理解却引起了争鸣,以至后人对其褒贬不一,表现出书法美学认识方面的不同。文章就傅山"四宁四毋"说及其当代意义方面进行探讨。     

试论犹太人的敬畏上帝观

敬畏上帝观是犹太人对他们信仰的上帝的一种本能的自然尊敬和爱,是犹太教信仰的基本思想之一,也是犹太教教义的一项重要内容.犹太人的敬畏上帝既与爱上帝、敬畏罪以及惩罚等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时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在犹太教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犹太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界定"君子人格"与"小人人格"的十三条标准

"君子—小人"是孔子提出的二分式的人格类型说,对后世中国人的做人方式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在做人的过程中,如能较好地体现出仁、义、礼、智、信、忠、恕、勇、中庸、文质彬彬、和而不同、谦虚与自强等13种素质,就是君子;反之,如果基本上不具备这13种素质,就是小人。     

论《周易》之“观”与中国传统设计思维的融通性

在《周易》中,"观"作为圣人经验与把握外物及自身的手段和方式,不仅有特定的对象,同时也有着自身的特性。在对象上,《周易》不仅强调对自然对社会的观察,同时也强调对历史及人自身的观照。就特性而言,《周易》之观既是直观,也是遍观和周观,它不仅包含感性的成分,同时又包含着抽象以及理性的推演。在设计学的视域里,"观"这种经验与体悟"物"的方式与传统设计思维具有高度的融通性。中国传统造物实践即遵照了《周易》中"观"之思维与方法。     

意义寻求与审美活动(上)

一 审美活动(观赏和创造)的性质、特点究竟为何?其对人生到底有何意义? 在不同的理论视野中对此认识是不同的:以认识论观之,它们是对生活或生活美的反映和认识,目的是要把握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以实践论观之,审美是自然人化(以劳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结果,是现实对实践的肯定,而艺术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目的是要提供可供读者消费的"产品";以表现论观之,审美是移情、内摹仿等等的过程,而艺术则是艺术家情感的表达,目的是要在观者身上激起类似的情感;以心理分析论观之,审美是一种与性欲表现有关的活动,艺术创造是艺术家受压抑的欲望转移到一种新方向上的升华过程,而艺术欣赏则是受众在作品中寻求欲望代偿性满足的方式……这些理解无疑都揭示了它们的某些性质和功能,对我们理解这些活动都有所裨益.然而,倘若移动观察的视野,转到我们称为"意义论"的角度,也许还能窥到审美观赏和艺术创造的另一性质与功能,即它们是人求意义的一种方式,能起到愈合人的分裂即引入归"家"的功能.     

“我有一个身体”与“我是身体”——中西身体观之比较

西方与中国传统的身体观可分别用"我有一个身体"与"我是身体"二者加以概括。如果说前者以其科学意义上的物体论的身体的主张,为我们指向了西方传统的身体现的话,那么,后者则以其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的身体的强调,为我们指向了中国传统的身体观。进而言之,如果说前者的身体是一种非自足的身体、个体性的身体和"形神二分"的身体的话,那么,后者的身体则为一种自足的身体、互体性的身体和"形神一体"的身体。这两种身体观不仅体现了中西文化对身体的不同理解,也以一种"近取诸身"的方式,使中西哲学各自的不同的特质和图式合盘托出。     

从郭熙的“三远”论看中国传统绘画对画面空间的理解和表现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认为,画有"三远",说出了画面中蕴含的仰视的"高远"、俯视的"深远"、平视的"平远"三种视角的空间关系,同时也指出了人欣赏山水画的三种境界。这表明,在对画面空间的处理上,中国传统绘画不同于西方传统绘画以固定视点的焦点透视,而是选择了通过画面物象近大远小比例的变化、画面线的疏密以及山石肌理的变化、画面物体的线条的掩映叠压关系、墨色的对比以及画面的空白来表现画面的空间,这种更为适合于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画面空间观,即无固定视点的透视观,从而达到更自由地表达艺术家思想的目的。     

论陶渊明之生死观

本文认为,陶渊明的人生观表现为任真自得,恬淡高洁;而其死亡观则主要显现为乐天委分,识运知命。对陶渊明生死观的探讨,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第一,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影响巨大,其生死观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华民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从陶渊明的生死观思想来看,在人生观及死亡观上,各种观念杂陈,前后变化甚大,有着非常复杂的情景。第三、在陶渊明的生死观中,始终存在一种生命与生活的二难紧张,这是理解陶渊明生死观思想的关键所在。     

和辻伦理学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转化运用

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尤其是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完成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一次历史性变革,影响深远。和辻哲郎建构起"人间伦理学"思想体系,即是日本近代伦理学接受和转化马克思人学思想的一个典型例证。和辻伦理学完成了日本近代伦理学研究主题的历史性转换,即由以往对个体道德意识的研究转变为对形成那些意识的人的社会存在状况的研究;其核心基本概念"人间"和"间柄"所表达的人观即是:现实的人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交往关系的多样性决定着现实中人的存在与行为的多样性。     

论《黄帝内经》身体观特征及渊源

<黄帝内经>所呈现的气、阴阳、五行、经络的身体,体现了天人合一、形神相因的身体观特征,这一特征与<黄帝内经>产生时代的学术思潮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当时的"全身"的观念、形神志气的身体构成要素以及心身关系等影响深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使中医学对身体的认知与西医学完全不同.     

试析先秦儒道理想人格观之差异

先秦时期,理想人格的探索与实践曾引起极大重视和纷杂争议,其中以儒道两家论辩最为突出,对后世影响亦最为深远。因此,探究其理想人格设计的认知基础与价值取向之异同,以观其对今人的价值影响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一、先秦儒道理想人格的界定在辨析儒道理想人格观异同...     

儒家文化中的共情观

共情是个体设身处地地共享并理解他人的情绪情感的心理现象,是道德与利他行为的动机源泉。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蕴含着具有深远理论意义和生动实践意义的共情观。本文将共情的情绪与认知两种成分作为视角,对儒家经典文本中的共情观进行梳理、分析与比较,发现儒家文化中的"恻隐之心"、"一体之仁"、"忠恕之道"、"絜矩之道"等思想观点在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接物待人道德伦理观的同时,在社会交往、理解他人等方面与共情具有相同的心理机制以及心理学原理。基于此发现,未来在继续探究儒家核心观念"仁"等文本与共情的联系与区别的同时,还可以针对儒式文化中的共情观,进一步尝试实证性研究。     

论李大钊对侯外庐思想嬗变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侯外庐在北平求学期间,认识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引导与影响下,侯外庐摆脱了种种杂乱思想的束缚,尤其是认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积极探求真理的决心。李大钊对侯外庐的影响非常深远,使他致力于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探索中国历史道路的独特性。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两点意义:首先,侯外庐的史学实践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历史观的转换,即确立服从政治需要、学以致用的史学观,和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观。侯外庐创造的历史体系尤其是思想通史体系,对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影响都很深远。其次,侯外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习及其形成的诸多论断至今深有启发,仍不过时。特别是侯外庐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并行研究的治史方法和"实事求是""独立自得"的治学精神成为后学者的典范。这些都奠定了侯外庐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野草莓》中的“二我差”叙述方式分析

自传和心境叙述的电影中常见"二我差"叙事手法,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之间争夺话语权成为人物形象变化的主要特征。赵毅衡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二我差"后,对自传中人物性格变化的分析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对瑞典电影《野草莓》中的梦境与现实以拼贴的手法解读主人公"二我差"的形成,并从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上分类出:现在-过去式,过去-过去式,现在-现在式这三种"二我差"的存在方式。当下对"二我差"的分析不仅是精神分析、心理学分析、叙述学分析研究的热门,也是具有现代精神的一种体现,对青春电影中成长题材的作品有着深远的影响。     

试论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

考察先秦时期儒家等学派的天下观、王霸观、华夷观和义利观,可知这四种观念形态构成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基本理念。具体来说,天下观支配了中国封建王朝在华夷关系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观念,使封贡关系成为涉外关系的基本模式;王霸观影响了他们处理华夷关系的基本方式,多采取"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涉外方针;华夷观使中国封建士大夫们乐意于向外输出中国文化,但却妨碍了他们对于域外文化的认识和吸收;而义利观则导致了中国封建君臣轻视国际贸易利益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