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与“得天命”的关系——西周“德”观念的一个问题

"德"是西周思想的核心符号。对此学界存在两种流行解释:一是沿着"德者得也"的传统训诂,将其解释为得自天命者;二是基于"以德受命"的思想,将其看作受天命之依据。此二者存在一定的张力:后者更能反映周人所言"德"之义;前者之所以流行,既有传统训诂的影响,也与西周"德"之话语的歧义性有关。考察"德"与"得天命"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把握西周"德"观念,也便于发现"德"在后世所发生的重大转型。在"以德受命"思想中,有所得是目的,"德"只是一个工具,体现的是周人的功利诉求;而在孔子、老子的改造下,"德"成为价值,有所得乃是修"德"、成"德"的基本途径。自此,中国思想上的"德"乃能超越工具性思维,成为一纯粹的道德概念。     

孔子无神论思想述评

正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者,也是当时最伟大的无神论者。本文拟对孔子的无神论观念作简单述评。一、"子不语怪力乱神"人们谈及孔子的无神论思想,首先想到的是《论语·述而》篇的"子不语怪力乱神"。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三国魏代,由何晏主持的《论语集解》援引著名儒者王肃的意见,认为"神,谓鬼神之事"。因此,不语"神",就是不谈论鬼神之事。然而实际上,《论语》中多处都谈论鬼神之事。所以南朝梁     

周文化与儒家思想的根源

考察儒家思想的起源,须联系三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特别是西周文化的发展。近代以来,章太炎与胡适等人分别从语言学与历史学,探讨"儒"字的起源,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挖掘儒家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起源。如果从思想研究的立场上看,从天命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在天命无常的前提下,《周书》就特别强调"德"的观念。"敬德"和"保民"在西周的政治文化里已经特别突出,这是一种天民合一论,表现了一种新的天命观。从教化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前孔子时代就已经有了一种儒,其身份是表示对六艺六仪有专门的知识,用来教育教化当时的国子和民众,《周礼》包含有儒家教化思想的来源和基础。从德行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西周文化将正德放在第一位,预示着以德治国理念的萌芽,周文之德这一基本治国的理念已经树立起来。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文化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行基础。     

朱熹与孔子“有德无位”事件

在儒学史上,孔子"有德无位"是一富有张力的触及孔门存在根基的思想史事件,朱熹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在传统朱子学中一直未受到重视。本文研究表明,朱熹对孔子"有德无位"事件的解释主要是在其《中庸》学中完成的,有意义、性质与原因三个解释向度,这些解释为朱熹选择理想实现途径以及确立生存角色提供了依据。     

孔子论周公之德——从孔子对周公“使骄且吝”的评价谈起CSSCI

孔子向往周公之治,而周公治政以德为先,因此孔子需要直面周公之德。在《论语》中,孔子对周公之德只有"使骄且吝"的评价。通过分析发现,"骄且吝"有其特殊指向和政治目的,这说明周公之德主要是一种政治之德。孔子采用否定性的评价方式,表明了对周公之德的高度重视。孔子对周公的重德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它落实在君子人格的养成上,更为重视表现在伦常日用之中的修身之德。总之,周公之德体现为工具理性,而孔子之德则体现为价值理性。     

治官而非治民: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诉求与当代价值

孔子的德治思想体大思精,但其基本立足点和重心,不在于"治民"而在于"治官",可以说,有德者之治和有道德之治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诉求。孔子的德治思想首先强调的是有德者之治,总是把"为政之德"放在最优先、最重要的位置上,作为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加以考量。孔子所主张的有道德之治涵盖了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其中最核心的是以下四大要义:一是珍惜人的生命,尊重而不是肆意剥夺人的生存权;二是减轻赋税,让民众过上相对富足和殷实的生活;三是任人唯贤,形成贤者进不肖者退的局面;四是重视教化,提高民众的道德礼义素养。孔子德治思想中具有超时空、普适性的真知灼见及价值取向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孔子论周公之德——从孔子对周公“使骄且吝”的评价谈起

孔子向往周公之治,而周公治政以德为先,因此孔子需要直面周公之德。在《论语》中,孔子对周公之德只有"使骄且吝"的评价。通过分析发现,"骄且吝"有其特殊指向和政治目的,这说明周公之德主要是一种政治之德。孔子采用否定性的评价方式,表明了对周公之德的高度重视。孔子对周公的重德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它落实在君子人格的养成上,更为重视表现在伦常日用之中的修身之德。总之,周公之德体现为工具理性,而孔子之德则体现为价值理性。     

孔子对天人关系的本体论诉求

在周初"以德配天"、"保民而王"的观念下,天对"德"的鉴察重点指向王者的功业而非个体的德性,这使当时的天命观呈现为一种政治化的贵族式天人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孔子的仁学立足于个体的安身立命,将周初的天命问题由外在的承领转作内在的证悟,提出了对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的思考。他对天人关系的本体论诉求,使得儒家之天实现了从纯粹主宰之天向形上的价值本体之天的超越。孔子对天作为价值本体的认识,与春秋时期天从意志之天(礼法道义的晓告、赐予者)向价值本源之天(天道)的转变有关,在这一点上,他尤其可能受到了齐国政治家晏子的天道观的影响。     

人伦理念的普世意义及其现代调适——略论现代儒门学者对五伦观念的捍卫与重构

现代之前,历代儒者都非常重视人伦的价值,都从人禽之辨、夷夏之辨、文明与野蛮之辨三个层次来理解人伦的意义。现代以来,部分思想比较清醒、立场比较坚定的儒门学者也强调人伦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接纳现代自由观念而对人伦进行现代性重构。在此思路上的两个要点是:一方面,在现代调适过程中,人伦中的支配性因素不应当因为接纳现代自由观念而被完全放弃;另一方面,孝有统摄五伦的意义,所以人伦的现代性重构仍将以孝为核心,而中华文明也能够被合理地概括为一种"孝的文明"。     

法刑事件中孔子德法互济思想观略

在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上,孔子提供了一种"德法互济"的思想。以法刑事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或许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此种思想的意涵。在孔子那里,"杀"与"礼"的矛盾仅仅是一种表象,基于"礼"所指向的政治秩序构建这一目标,二者获得了内在的统一性。孔子不但注意到了任刑对于德教的反向推助作用,同时亦以德教之于任刑的先在性作为必要条件。孔子对听讼者的德行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并通过自身的司法实践证说了其社会价值。通过上述三个维度,孔子试图在社会正义与民众幸福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以此构建一幅道德生活的理想图景。此种"德法互济"思想既没有偏离"德主刑辅"的基调,亦没有视法治为一种绝对的消极手段。在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现代社会,孔子的此种思考或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贡献新的治国智慧。     

论王充的“韩学”研究

王充未能充分理解韩非子"非儒"的复杂性,批评韩非子"非儒"不当,认为儒者体现了一种无可取代的人文价值,并非无用。其实韩非子并未彻底否定儒者的社会价值,也未彻底否定道德,只不过强调在现实政治领域,儒者的德化措施效果有限,治国应该权衡利弊,用众而舍寡,务法而不务德。王充认定韩非子有"无德之患",正确指出韩非子思想中隐含着滥杀无辜的危险倾向,但同时也忽略了韩非子"法术之士"的人格以及法治理想国所蕴含的道德因素。王充非难韩非子"求奸"过分强调口问而耳闻,与"术意""法意"相违,其实是割裂了"法"与"术"的内在逻辑联系,未能深入理解韩非子的"法治"与"术治"思想。王充思想驳杂,不主一家,具有"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特征,其"非韩"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批驳韩非子的思想,同时也是想借此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     

暗斋学派的圣贤崇拜与祭孔实践

儒学在日本存在偶像崇拜,具有神圣向度。日本暗斋学派积极实践祭孔仪式,他们的孔子观、道统观与祭祀观决定了祭孔实践的特色。其中,"孔子非王"论避免了孔子崇拜与日本神皇崇拜可能发生的矛盾;以道统传承为己任的信念促成了本学派先师的入祀;对祭祀"存气"及"报本"意义的重视使得仪式得以长期存续。对暗斋派儒者来讲,圣贤崇拜与祭孔实践代表了学派的自我认同以及作为"师儒"的安身立命之道,体现了儒学作为价值信仰系统在儒者的生活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儒家“德行伦理”与中国伦理形态的现代建构

从儒家经典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伦理形态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美德伦理(Virtue Ethics)和规则伦理(Normative Ethics)的"德行伦理"。它涵蕴着内外两个向度:就内在向度而言,是"在心为德",强调行为者的道德心理是"德"之实现的内在根据,并赋予人之为人的目的性价值,这在后儒对孟子的承续与发展中呈现出丰富的图景;就外在向度而言,是"施之为行",即同时强调行为规则在"德"之实现中的价值。基于此内外统一的理论进路,儒家德行伦理虽然兼及了"Virtue Ethics"或"Normative Ethics"的意涵,却不宜直接将其纳入二者的分析框架,而应作为一种独立的伦理形态而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德行伦理"作为一种"会通型"伦理形态的地方性资源,应积极参与创建新时代条件下的全球伦理,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伦理形态现代建构的方向所指。"现代性转化"与"开放性吸收"始终是这个过程不可省略的方法和立场。     

先秦哲学视域中的个体性问题引论

个体性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先秦儒家多有论述,他们主张把群体价值摆放在首位,把个体置于群体视域下加以审视。孔子站在群体价值至上立场上,通过对礼、仁的诠释,展示了其对个体的看法;孟子突出了自我个体人格的独立意识,但更多强调的是个体对群体应担当的责任;荀子隆礼重法思想,是约束个体合乎群体利益与价值的重要手段,同时显示了荀子思想中群体性与个体性所处地位上的差异。     

论孔子“仁”的特性及其对历史人物的评判问题——以《论语》“令尹子文三仕”章为例

本文以《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章为考察重点,首先对所关涉的关键语词进行重点训诂,继而通过查考和援引《左传》《国语》《史记》等传世文献对此章所缺失的语境加以明确化,对与此章相关的历史人物令尹子文和陈文子的形象加以具体化。基于儒家特有的"仁"的立场,孔子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标准要高于史籍文献,虽对其有所肯定,但亦有批评与期待,这种立场也影响到了后世儒者。     

试论楚简《五行》篇的"德之行"

“德之行”是思孟“五行”学说的基础。通过对“德”义发展史的考查,本文认为“德之行”是子思对早期儒家“德行”观的一个突破,而孟苟思想的差异体现了儒者在“行”和“德之行”这两种“德”观念上的不同选择。“德之行”的提出,为儒家开出了新命题新方向,它提升了儒家的伦理规范,是儒家伦理宗教化的开端。     

超越社群主义的群己观——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群己之辨及其现代意义

群己之辨是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论题。从孔子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荀子的"人能群,彼不能群也",都表明先秦儒者更加重视群体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就忽视个体生命以及个体利益,儒家实际上认为个体和群体在最终的利益和价值上应当是合一的。这样一种群己观,在与西方社群主义群己观的对比中,可以更加凸显出其理论特质,并呈现出其现代意义。     

孔子之“信”价值相对性思想探析

孔子重"信",将"信"视为个人安身立命、交朋结友之德和统治者的治国安邦之道,是人应该遵守的基本伦理规范。但孔子对"信"价值的强调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辩证的,反对不问事理、不辨是非、不明善恶的惟信是守。孔子主张守信应以"仁"、"义"、"礼"、"智"、"孝"为前提,认为"信"仅具有相对价值,肯定特殊情境下"不信"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孔子对于"信"价值相对性的理性思考是其"信"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破除惟信是守的偏执,确立全面、辩证的"信"观念,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殷周之际“以德配天”的提出及其对孔子天命观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殷周之际宗教观和政治理论的分析,认为孔子对鬼神天命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肇源于周公的"以德配天"思想。以德配天思想的实质乃是将过去人们对天命的重视转移到人为的修德,是理性对感性的替代。孔子对周初"以德配天"思想的继承旨在强调德或仁的重要性,而认为只要一个人尽心于仁德和职分,不祈求天命而天命自至。这样,天命成为人为修德的一种自然结果。故孔子强调"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强调"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之后,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信仰特色,即虽敬奉鬼神,但从不因迷信鬼神而置人为努力于不顾。     

心与成德:早期儒家心论模式的探索

"心"是理解儒家成德成人思想的关键概念.承接商周以来对人的身体和礼仪(社会性)的基本认识,早期儒者在认识"性"进而论辩"心"的思想进程中不断探求人的道德本质,逐渐形成了孟子以"心"论"性"以及荀子"心"以知"道"的成德进路.传统关于孟荀性善—恶之论与他们各自论"心"的立场关系密切,并且由于对心的功能的定位不同,带来二人理论主体中成德路径的不同.从"心"及其与"性""德"三者交互的视角观看早期儒家在人性理论及成德路径上的差异,对于更加系统地把握儒家早期伦理思想及其对于儒家后学发展路向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