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識字程序教学的实驗研究

一、前言“程序教学”,是把教材分解为许多小的项目,按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每一项目都提出问题,要求学生作出或选出一个答案,然后给予正确答案进行核对。近年来,在美国以及苏联、西欧各国对程序教学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已经提出了编制程序的各项原则,制造出呈现教材的多种工具。作为一种提高教学效率的方法,程序教学经过加工改造,能否为我国的教学改革服务,是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通过程序教学的研究,能否进一步了解我国学生学习过程的规律,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结构和职能

作者在文章中对斯大林作了多次的攻击,说斯大林“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多方面的性质,贬低列宁的哲学遗产”,说斯大林“实际上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割裂开”,等等。另一方面,作者对苏共纲领则大肆吹捧。在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结构和职能问题上,作者提出一些同其他苏联哲学家不同的意见,其中主要的有:一、作者反驳Π.B.科普宁等人反对把哲学划分为若干部分的论点。二、作者反驳了《哲学词典》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使用“本体论”一词的论点。三、作者表示既反对那些否认辩证逻辑的人,也反对那些把哲学归结为逻辑的人,也反对那些把辩证逻辑看作是一门独立学科的人。四、作者表示反对夸大或贬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职能。五、作者认为在许多苏联著作中,只是从本体论方面、而没有从认识论和逻辑方面阐述物质、运动、空间和时间问题,辩证法规律问题以及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六、作者不同意B.И.切尔克索夫关于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绝对同一的论点,也不同意П.B.科普宁把认识论的全部问题包括到逻辑之内的论点。七、作者不同意某些哲学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伦理学、美学、无神论等等的职能的论点。     

谈学习兴趣——怎样使数学教学富有趣味性

中外历史上许多教育家通过实践研究总结了“兴趣”的作用,让儿童高高兴兴地学与愁眉苦脸地学,效果截然不同。古代教育家孔子主张:“好学”“乐学”。法国卢梭把“兴趣性”作为一个教学原则。近几十年来,一大批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瑞士的皮亚杰、美国的布鲁纳、苏联的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以及最近巴班斯基论著的《教学过     

美苏灵学讹诈与星门计划的终结

从研究灵学史的角度审视美国和苏联,会给出两幅完全不同的图景。美国是“大张旗鼓”、“轰轰烈烈”;而苏联是“非常隐秘”、“小心谨慎”。美国灵学研究虽然也经历了衰败和波折,但从莱因时代,灵学研究中心转移到美国之后,美国一直处于灵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在美国有国际级的超心理学协会组织,有国际级的研究所关注这项工作,有知名科学家,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介入这项研究,也有面向世界的超心理学杂志。所以美国的灵学研究,对全世界这个领域都发生着影响。而对     

给一位苏联哲学家的信

本文作者于一九六一年访问苏联,与苏联哲学研究所穆施文尼拉茲教授作了会说,双方约定以公开信的形式陈述各自的观点,达里译出的是作者写给穆施文尼拉茲的公开信。作者否认存在和意识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甚至认为“不该把它看作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普通语义学的根本问题牵涉到精神健全的性质,它指示出在创立一门关于人的科学以及在促进健全思想方面必须遵循的方向。作者佯称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乃是普通语义学的基础,但又否认这个承认构成了“哲学根本问题的一个解决”。他把这种承认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公理,一种约定,一个方便的起点,或者是为了使哲学讨论能够平静地进行而大家同意保持的一个契约。     

美苏“灵学讹诈”及“星门”计划的终结(续)

从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加大了宣传“美苏灵学研究差距”。极力鼓吹美国在“心灵竞赛”中输给了苏联,说苏联可能研制成功26种心灵电子武器。甚至连美国总统卡特都在担心苏联人在通灵武器方面的威胁,并责令国防部对这方面进行深入调查。调查结果,并没有证据说明苏联正在进行心灵电子战的大规模研究。这种自己吓唬自己的战略,一是体     

法和控制论

文章主要根据苏联国内外在研究法学现象方面运用控制论的经验,探讨在法学和罪行调查学中实际运用控制论的前景。第一部分介绍了苏联和某些人民民主国家在法学和罪行调查学中运用控制论的情况,以及把控制论用于在法律方面组织问讯服务的情况。作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为法学的理论和实践所需要的运用控制论手段的通用方法,建立服务于国家的相应机关、组织和机构的法律信息机器中心,把控制论运用到刑法中、罪行调查学的各部门中、特别是指纹术和法庭笔迹学中。最后详细谈到与法学的程序化教学有关的问题。第二部分介绍了资产阶级学者对于在法学方面实际运用控制论的一些见解,认为它们是“合理的建议”,同时也批判了共中一些特别反科学的、反动的主张。最后作者指出,在法律方面运用控制论的可能性和潜力还是很大的,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控制论学术委员会法学组应该保证综合地协调相应的工作,应当把技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部门的专家吸引来研究这个最有前途的问题。     

“美学教学改革深入发展讨论会”简介

北京市哲学会美学研究会于3月20日召开了“美学教学改革深入发展讨论会”,市内1所大专院校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20人赴会.与会者交流了美学教学中的情况,这里仅就编写大学文科美学教材的意见及美学教学的目的性问题作简要介绍.一、对编写美学教材的意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叶朗受国家教委之托,负责编写大学文科美学教材.他去年在杭州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征求过意见,他把这些意见归纳整理为12条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介绍.大意是:1、新教材应有新的水平;2、应把近几十年美学研究中的新共识传给学生,使学生在新的基础上前进,有助于美学和审美水平的提高;3、对美学中的基本问题和新的概念要有比     

论社会学研究的某些理论原则、问题与方法

在美国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社会学会议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代表和资产阶级社会学代表之间展开的思想理论斗争的一个最为尖锐方面,就是讨论“社会学理论的性质及其问题”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一次全会上以及在下面四个工作组:“马克思主义”组、“历史方法与比较方法”组、“职能主义”组、“理论的模型与形成”组里都进行了讨论。本文作者在会议的全会上作了《论苏联社会学研究的某些理论原则、问题与方法》的报告。在“马克思主义”小组里Ф.В.康斯坦丁诺夫作了《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的报告。在我们所作的、并为全会所讨论的报告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某些原则性的     

试论Л·С·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发展观

维果茨基(1896—1934)是苏联建国初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他在心理学的许多领域内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创造性的研究,奠定了苏联心理学后来发展的基础。他所提出的许多心理学思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苏联心理学今天的面貌,因此他“在苏联心理学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苏联心理学六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在许多方面都是受维果茨基心理学思想的启发与指导而取得的。例如对人的心理的历史观、活动观、内化观、系统观以及今天在我们教     

关于苏联哲学史科学发展的阶段問題

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约夫楚克是六卷本《哲学史》(现已全部出版)的主编之一,近年来他曾写过几篇关于哲学史方法论、哲学史分期的文章,这篇文章则专门谈论哲学史科学在苏联发展的阶段问题。作者把苏联的哲学史科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文章分别阐述了这三个时期的哲学史研究工作。整篇文章贯穿着明显的修正主义观点。作者的主要意图之一,就是想把哲学史变成为一门纯客观的、非阶级性的科学。作者在论述苏联哲学史科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时,大肆攻击斯大林,列举了他在哲学史问题上的一系列“罪状”,说他“片面地有时甚至虚无主义地对待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说他在评价德国古典哲学和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作用上犯了严重错误,说他毫无根据地批评了恩格斯的一些著作,等等。他们认为日丹诺夫在1947年的哲学讨论会上关于哲学史的对象的定义的提法是“片面的”,“没有揭示出哲学史过程的认识本质,也没有赋予哲学史中的继承性以应有的意义”,说日丹诺夫的定义会“引起对一些唯心主义思想家在哲学史上的作用估计过低”。作者认为,在现代的哲学史方面的著作中,主要是研究哲学学说、体系和思想家的观点,这在哲学史研究的第一阶段上是必要的,第二阶段则应当研究哲学问题本身的产生和发展及其解决,研究哲学范畴和概念发展的历史。这样,他们就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对立世界观的阶级斗争从哲学史中抽掉了,把哲学史变成只研究哲学范畴和概念发展的历史了。鲍格丹诺夫是哲学副博士、苏联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夫楚克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哲学博士。     

列宁論无产阶級專政形式的多样性

作者在本文一开头就大量断章取义地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言论,以便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和平过渡”的路线作辩护。作者把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基本上划分为两种:一、苏联的苏维埃,即一党专政的无产阶级政权形式;二、各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即以共产党或工人党为领导的、联合各民主党派和其他政党或团体的专政。作者重弹苏共纲领关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修正主义的老调,“论证”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已不复存在,苏联已变成为所谓“反映全体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全民国家”。作者说:苏联之所以曾经实行一党专政,是由于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尖锐性;而东欧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则与苏联当时情况不一样,没有像苏联那样尖锐的阶级斗争。所以,有的人民民主国家成立后不久,就取消对剥削阶级选举权的限制。作者妄图使所有国家的人民相信当今世界上的阶级斗争已“缓和下来”,苏联的一党专政是例外,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多党制的专政,就是五花八门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根据这种修正主义的论点,作者公开无耻地为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政权形式吹嘘。     

苏联当代哲学家П.В.科普宁

1987年4月在苏联召开了以“哲学与生活”为题的哲学会议。主持会议的《哲学问题》杂志原主编B.C.谢苗诺夫教授指出:“苏联哲学发展中曾经涌现出著有许多不朽之作的名人巨匠”,并认为科普宁是其中之一。这位苏联哲学界的“名人巨匠”生于1922年,死于1971年。194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4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1947年莫斯科师范学院哲学系研究生毕业。1947—1962年在托姆斯克、莫斯科和基辅等地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195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8年为教授。1963—1971年任《哲学问题》杂志编委。1962—     

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1977年5月,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主席团、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哲学(方法论)研究班学术委员会和该院历史、文学、哲学研究所,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举行了会议,讨论“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作用的相互关系和形式——科学探索的战略”问题。西伯利亚分院主席团付主席Д.К.别里雅耶夫院士主持开幕。他谈到探索如何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最好地结合起来和为这二者提供     

现代美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

本文原发表在美国《科学与社会》1965年春季号上。翻译时作了删节,并且略去了一部分注解。在本文中,作者(E.R.J.Primbs,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企图对美国近二十年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情况作一些评述。作者认为:现代美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还不如欧洲国家,在国际上没有“崇高的声誉”;已有的这些批判著作和论文都是“非常肤浅的”,而且存在一种倾向——曲解辩证唯物主义,撇开它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主张的意图,把它当作“固定的法则和规则”来批判,而忽视了近来辩证唯物主义的变化。例如,“苏联思想体系在这个时期有重要的变化”,但是胡克、梅约、攸拉姆等人仍然用过去的眼光看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过去的主张强加给现代辩证唯物主义。作者提出了他的看法:一,无论是恩格斯的辩证法三个规律、列宁的辩证法十六个要素还是斯大林的辩证法四个特征,“都不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表述”,都不是“僵硬的、固定的法则和规则”;二、辩证唯物主义是卢卡奇、克劳斯和美国批评家们所说的“一种方法”,“有价值的实用工具”,“进步的、现实的态度和气质”或“后天习惯”;三、马克思和列宁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局限性,现代“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这个思想;四、斯大林逝世以后,特别是“二十大”以后,“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地随历史事实的变化来修正理论”,例如关于矛盾问题,他们接受克劳斯和沙夫的看法,“抛弃恩格斯的陈腐的或错误的观点”,但是,美国的批评家却不如鲍亨斯基(瑞士)和威特尔(奥地利),看不到“最近几年来苏联学者在哲学讲述方面的引人注目的改进”。作者最后提出用“批判性的评价”和“理智的批判”代替上述美国流行的这种特殊倾向,认为“压制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压制对它的理智的批判”。在本文中,作者同他所批判的那些人一样歪曲辩证唯物主义。他根据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观点去曲解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的提法,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提法。普里姆同他所批判的那些人的不同点是,他特别注意苏联和东欧各国哲学界在近十多年来的变化,根据这种变化,他向人们推荐一种对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方法——按照卢卡奇、克劳斯、沙夫和苏联修正主义哲学家的观点来“评价”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具体社会学研究在其中的地位

近几年来,苏联和东欧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界有不少人在大谈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具体社会学研究问题。苏联建立了全苏社会学协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社会学研究组,许多高等学校成立了社会学实验室,许多大城市建立了具体社会学研究中心,举行了许多次有关具体社会学研究的讨论会,在许多工厂和农庄进行了大量的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仅在1960-62年就发表了三千种专著、小册子和论文,派出了庞大的代表团去参加西方资产阶级的国际社会学会议。在东欧某些社会全义国家中也发表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波兰还出版了专门的《社会学研究》杂志。苏联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对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作了很高的评价。苏共中央书记、苏联科学院副院长П.伊利切夫说:“具体社会学研究不仅对于从哲学上去理解现实是必需的,它还是认识现实的极重要的方法;这种认识对党、企业、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实践活动是必需的……虽然在社会研究的领域内,这一工作才刚刚开始,但现在已经不仅取得了理论的成就,而且取得了实际的成绩。”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科学院副院长П.Н.费多谢耶夫说:“具体社会学研究不是一个特殊的知识领域,不是一门特殊的科学,而是唯物主义方法的必然要求。在任何一个社会科学领域中……,都需要进行具体研究。对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的广泛社会学概括,也需要进行其体研究。”对于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具体社会学研究,近几年来苏联哲学界一直在进行争论。其中主要争论问题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马克思全义社会学”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具体社会学研究的关系;具体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等等。为了反映这一争论的情况,我俩这一期选译了苏联近一、二年内发麦的六篇文章。由于篇幅限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有关这一争论的文章都没有选入。本期附有苏联和波、德、捷、匈、保、罗哲学杂志1962-63年社会学论文要目,以供查考。     

全国公共课心理学教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在屯溪市召开

全国公共课心理学教学研究会于1984年8月15日至21日在安徽省屯溪市召开了第二届年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的高等师范院校和教育院校的公共课心理学教师八十五名。会议收到教学经验总结材料四十二份。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张德同志主持了会议。会议完成了三项基本任务:①交流了近年来公共课心理学的教学经验,明确了公共课心理学的改革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会同志还就公共课心理学教学目的任务,教法改革,特别是教材建设方面交换了意见;②组织了学术专题报告。东北师大副教授陈宝翠同志和杭州大学副教授龚浩然同志,分别介绍了美国和苏联的心理学发展状     

科学精神的语义问题

“科学精神”目前引起了许多论者的关注，但在不少的文章中，常常只是从科学家身上而不是从科学本身去概括和归结科学精神的种种表现，即把“科学精神”等同于科学家所具有的精神品性；这种观点还根据许多科学家也具有人文精神的事实，认为在科学家所具有的科学精神中，本然地也就包含着人文精神，甚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没有区别的一回事．如果不这样看，就是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对立”起来，就不符合许多科学家具有崇高人文情怀的事实，如此等等。如果从一个较为基础的层次上去分析，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如何从语义上解释“科学精神…     

费多谢耶夫谈当前苏联社会科学

苏联科学院访华代表团团长、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耶夫院士,于1987年5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改革阶段的苏联社会科学”的报告,现将其中与哲学有关的部分摘要如下。费多谢耶夫说,在十月革命后的七十年中,苏联在社会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版了许多专题性的学术作品,并在此基础上,就社会科学的基本方面写成了基础性的、概括性     

社会发展的哲学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批评苏联学术界中的经验主义倾向。他指出,苏联有一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过分沉溺于研究十分烦琐细小的题目、积累材料和对材料作简单的描述,而低估哲学概括的意义。但他胡说这种情况也是所谓“个人迷信的环境”造成的。他说,过去对波克罗夫斯基等人的严历批评,不能不引起社会科学中贬低理论思维的现象。他主张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而反对建立一门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列的“具体社会学”,也反对把对经济、劳动,文化、家庭、日常生活等等的研究包括到社会学的对象之中,反对把社会学理解为关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科学。作者断言,“历史唯物主义在某些地方巳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社会生活和人文科学的需要”。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阶级对抗和其他社会对抗已被消灭的条件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否被对立面的完全一致所代替呢?如果不是,那么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矛盾是怎样的呢?他还认为,关于个人及共本质、权利、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问题,现在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居日益重要的地位。作者以一节的篇幅论述意识、精神因素在现时代的巨大作用。他说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主观因素的作用也以特殊的形式在增长着。他认为证明这一点的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在经济关系领域内的作用正在增长,它力求把某些计划因素引入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而且“在资本主义列强的相互关系中出现了整体化的倾向,市场关系局部地得到调整”。他还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可能抑制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规律的作用。在最后一部分里,作者公然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许多基本原理。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各阶级为达到共同目的所采取的一致行动。又说,在目前的苏联,国家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而是全体人民用来解决共同任务的政治工具。他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庸俗化,,的幌子下,反对阶级观点,宣扬阶级调和论。他故意把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仿佛民族解放斗争就不是阶级斗争。他不以阶级观点分析民族民主国家的阶级实质,却笼统地说什么“民族民主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捍卫民族独立而把一切反帝力量联合起来,并在适当条件下转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宣扬世界热核战争的危险性,说“达种危险性迫使一切反对军国主义的力量不顾阶级差别而力求团结起来”,而且“甚至垄断资本的个别集团也是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挑起热核战争的企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