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为己

正"学以为己"是指教育或学习的目的是追求个人道德生命的完美,它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理念。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己之学",是说学习的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的修养,成就自己的人格,学习是出于自己的兴趣。与"为己之学"相对的是"为人之学",其目的则是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学问,而与自己的人格完善不相干,学习并不是出于完善自己人格     

非对象化之道:再读《老子》第一章

《老子》第一章的重心是"常道",疑难问题是"常道"为何不可说。本文在回应郭永秉与曹峰二位先生的基础上,对第一章进行全面解读,指出"常道"有四个特点:动而无死、生而无名、妙而可观、虚而可法。这四个特点可用现代哲学词汇表述为"非对象化"(non-objectification)。"常道"是主客二分之前的非对象化存在,而言说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对象化行为,所以"常道"不可说。"不可说"指无法用一般性的名言概念去说。《老子》中的对象化的道是由非对象化的"常道"派生而来,即正反相成的"规律之道"、以柔克刚的"处事之道"与无为而无不为的"治国之道",分别代表老子在认识论、人生论与政治论上的主要观点。     

论老子“自然”思想的逻辑展开

采用哲学语义分析法,是厘清老子"自然"思想丰富义蕴的思路与方法。但此前学者们对老子"自然"的意义层级与类型的区分,存在着过于简化、概括不全的问题。本文将阐明,老子的"自然"存在着"四种主体,五个层级":"道法自然",是自因的"道"之自然;"辅万物之自然",是自在的"万物"之自然;"希言自然",是无为的"圣人"之自然;"百姓皆谓我自然",是自为的"百姓"之自然;而"莫之命而常自然",则是道之玄德"恒使万物自己而然"的"自然"。     

正反循环与利害抉择——《老子》是如何证成“无为”的?

《老子》如何证成"无为",关乎对其义涵的把握,故仍是一项值得深究的议题。总体上,老子是从"道动"之"返"亦即正反循环的现象中推导出"无为"的。具体有二:一是天道证成,即从天道静作循环之静,推明"无为"的正当性;二是人道证成,即基于对历史上祸福相转的洞悉,向执政者揭示长保自身的利害抉择,以说明政治博弈中的"无为之益"。需辨明的是,人道证成在老子思想中其实更加核心,由此才导致他对天道"无见于伸",过于"贵柔",强调"无为"要能"慎终如始"。这一提法包含了老子"无为"思想中对周人"慎始敬终"勤政模式在东周走向疲敝的反思,有其深远切实的政治洞见。     

论《韩非子》法家思想的内在理路及其与儒道的关系

韩非著《韩非子》书,世谓集法家思想之大成,以法、术、势三个原则定之,实际上,首先是势,也就是君王的权势,这是韩非认为国家衰弱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君无势,大臣夺国,只顾私家之利益,于是国弱兵疲,只能等待被瓜分或歼灭而已。国君要有权势,就需要有御下之道,关键是行法,统一各种事物的做法,并附之以严格的赏罚,赏罚二柄在手,这是术,国君就有了虎豹之势,而臣下人民只能听命于他,则一事权,统百官,摄国力,便无畏于强邻环伺了。《韩非子》书中不少对儒家的批评,但笔者认为,法家对儒家的批评,都是概念上的错置与误用,假仁假义假贤假儒者多,但不能以现实上的伪儒以为真儒与真儒学而批判之,儒法两家都是国之利器,必须互为融通。《韩非子》书中有对老子的吸收,事实上,道法两家性格不同,法依君王说,道依臣下说,君王之"无为"为不显露己意之隐匿之举,老子之"无为"为不驰骋私欲而关爱众人以团结人心而成就大事,实有别矣。儒法有正面冲突,但可实际融通。道家庄子与法家就绝对背道而驰,道家老子与法家也是性格不同,但可相融,史上有"黄老道家",实际上是老子的臣下谦和之道,与法家的君王御下之道的结合,也就是把老子臣下的无为智慧,转化为法家君王的无为之术,是为道法家。可惜,历史上的韩非,对于真有黄老智慧的政治家行径反而不契,对于伪儒又多批判,因此行文中显出了许多有待商榷的观点,本文则一一予以澄清。     

《管子》四篇“《老子》注”研究——兼及《管子》四篇的老学思想

《管子》四篇并非专门注解《老子》的著作,只是为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解读、发挥老子思想、注解《老子》文本。《管子》四篇的"《老子》注"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分散于《管子》四篇。并且,主要是对《老子》"道经"的部分内容的注解。而且,其注解《老子》具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构成了其注解《老子》的特色,也是其注解《老子》新意之所在。从《管子》四篇注解《老子》的文字,并结合《管子》四篇对老子思想的阐发来看,《管子》四篇认为老子思想包括道、圣人、人生修持等方面。这些,大体不谬。《管子》四篇把老子道之无为解读为"道贵因",以"因"释"无为",是其《老子》注的最大特色。     

论朝鲜儒者朴世堂的《新注道德经》

朴世堂作为韩国朝鲜时期的儒学者,虽以儒教为正统,但对朱熹的老子观有异见.朴世堂以体用一源等儒家思想与观念,注解与理解《老子》的道与名、无与有、道与德等被理学家批判的思想与观念,阐明《老子》以道体名用、无形有理、道无迹德有迹为基,是修身治人之学.由此,可以发现朴世堂倾向于脱朱子学,而想要找出儒道所共有的至善.     

论《易》《老》义理架构与思想主旨一致性

《老子》立"道"之本体,下贯为"德"之妙用,其运行之规律为"反",我们应以"无为而无不为"来彻贯其体用,以"慈"来对待战争,此为《老子》之哲学体系;《易经》立"太极"之本体,下贯为"元亨利贞"之妙用,其运行之规律为"阴阳",我们应以"无思、无为"来感通其体用,以"贞正"来对待战争,此为《易经》之哲学体系。两者虽遣词不同,然旨趣同归。在"本体论""辩证法""贵德论""无为论"和"战争论"五方面,均有具体之表现。     

王艮源于“身”的治理思想研究

"身"是王艮治理思想的逻辑起点与核心思想。首先,王艮视身与天下国家统一于"一物",以"本末"分析此物,得出"身"为本的结论。"身"具有个体、身躯与精神的三重内涵,王艮视身躯之"生"为根本,进而推衍出"身"生为身之根本。他以"即事是道"解"道",故"尊身为道",又将"道"具体化为"百姓日用"。其次,王艮以"身"生为普遍原则,从个人之安身与百姓之安身两个层面构筑社会治理的理路,而治理效果最终落脚于个人修身层面。最后,王艮将身与心分离,从顺性乐心与反己自修的统一来推进修养工夫的落实。王艮从"身"本体出发向"身"本性的回归,由"身"思天下,以安身治社会、反己修身的治理思路超越了以往阳明学致思模式,有别于传统儒家政治治理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荀子对早期儒家“为己之学”的贡献

荀子对与精神修炼有关的话题高度关注,他主张人心建构起"价值的秩序"的最终支持来自于"道",从工夫上来说,则是由于心灵因有"征知"而能"知道"。普通人应首先了解"道"的真相,然后再通过有效的修身技术来引导自己按照这种正确的方式生活,使自己成为所谓的"君子"。改变自己的努力,则在于如何去"伏术为学",通过"积善而不息"的过程,达到"化性起伪"的效果。专注于精神修炼方面,荀子的"心术"依旧从孔孟之间儒者已经开辟出的分别与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相关的思与气两个维度上展开,在实践上呈现为"解蔽"的问题与"治气养心"之术。将"知道"与"虑"作为精神修炼的基础,明确将"思"视为精神修炼活动和其他修身活动乃至整个"为己之学"的起点,或可被视为荀子对早期儒家"为己之学"的最大理论贡献。     

“为学”与“为道”——《管子》“四篇”与《老子》法哲学思想之别

从法哲学视域,通过对"为学"与"为道"的诠释和对《管子》"四篇"与《老子》的比较发现:二者均以自然之道为规制人生和社会的根本依据;二者所论之道有可知可得可效法之同和可言说与不可言说之异;由此形成二者法哲学思想致思取向"为学"与"为道"的不同。《管子》"四篇"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是通过对礼法的改革和完善,在现实世界中彰显和实现道,其致思取向是"为学";《老子》规制人生和社会的目标在于回归道,其致思取向是"为道"。在一致崇尚自然之道的同时,对人为的礼法,《管子》"四篇"建设多于否定,《老子》否定多于建设。     

有无之辨和对老子道的偏斜——从郭店楚简《老子》甲本“天下之物生于有/无”章谈起

关于《老子》讲的道,历来有两种解释倾向。一种是水平域的,强调道的"有无相生";一种是垂直的,强调"有生于无",道就是无。从战国直到现在,垂直的解释占了上风。郭店楚简《老子》甲本却将通行本40章的垂直表述变为了水平表述,让人看到《老子》道论的更古朴也更内在一致的结构。这就促使我们重新打量"无"的含义,它与"有"之间为何会是那样一种"对生"关系,并让我们反省自黄老学、韩非、王弼以来对于老子之道的解释的问题乃至误解。其中的要害处在于,黄老学和法家出于政治目的,为了赋予君主以一个绝对超越和控制臣民的地位,提出"道生法"、"循名责实",要以"道无"来统辖"法有",但实际上又做不到"心术"要求的虚无因应,于是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肯定"无"的更高级的实体地位,以保证形名之学统一于道。郭店《老子》与流行本《老子》在40章中的差异,可能就出自这样的思想需求。之后,才有了魏晋的"以无为本",乃至现代人将道看作高于万理的总道理,或比万物更普遍和抽象的本体的观点。     

老子“六和”思想发微

"道"乃老子思想之核心,亦为老子幸千学之最高范畴,然老子"道"之指称却义充满模糊性、多义性,此亦是"道可道,非常道"之要因.无疑,道之"多义性指称"为后人创造性"解读"拓展了无限的空间.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可以用‘和合'二字来概括",窃以为,老子之"道"亦包含丰富的"和合"思想.自然,此"念"固然与笔者"和合"的主观解读意向有关,但终其要旨仍归于老子之"道"本身确实蕴涵、孕育着和谐之思.     

《文子·自然》研究——兼论对“道法自然”的理解

《文子》的《自然》篇详论"道""无为""因循",而略于"自然",但篇名却为"自然",说明"自然"必以"道"之"无为"为前提,通过"因循"的方法,然后才能导出。实现了"自然","天下大治"便易如反掌。这种政治场景下的自然观是对《老子》类型自然观的传承与发挥。《自然》篇即便成书不在战国中晚期、秦汉之际,其主要内涵也是那个时期黄老思潮的生动写照。《自然》篇的内容还为"道法自然"的解释提供了新思路。河上公的注释和王弼的注释其实包含着两种类型自然观,一种服务于"道性自然",一种服务于从"无为"到"自然"。     

闻道反己:郭店儒简的修身论

郭店儒简对儒家的学术价值是"提供了从孔子到孟子的桥梁"。这种学术思想的过渡性特征,同样既丰富又深刻地贯彻在郭店儒简的道德修身论上,具体说来:在道德修身方面,郭店儒简注重发挥了孔子那个"为仁之方"的"求己"与"内省"方法,所谓"君子求诸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之类,并藉此深化了诸如"君子敦于反己"和"闻道反己,修身者也"的修身之道,而且这种修身之道又肇端了孟子诉诸"反求诸己"来"尽心""知性"以及"知天"的心性修养之源。     

早期道家“统治术”的转变(下)

早期道家统治术有一个从老子"道政"到黄老学"法治"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老子的"道生之"转变为"道生法";老子的以无为和柔弱为主要特性的"道政"转变为通过客观化的非人格的制度来治理;老子的"反智用道"被改造为"弃智用法";老子以道的无名为中心的"无名主义"转变为"循名"和"正名";老子的赤子之心被一种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然人情所取代;老子的"小国寡民"设想则被转变为一个对强大国家的设计。     

论《老子》语境中的“仁”

在《老子》文本中有两种仁,一种是以否定性语汇而出现的,如"不仁"、"绝仁"等;另一种则是以肯定性语汇而出现的,如"善仁"、"上仁"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爱民"、"慈"等概念。前者旨在批判与无为之道相悖的儒家之仁,后者才是老子对其仁爱观的正面阐述。老子关于"仁"的思想与其所主张的无为之道相统一的,且根植于他对原始氏族社会的设想,是一种自然的、朴素的、没有尊卑等级之别的仁爱观;同时,老子的仁爱观也是其无为之道在其理想的社会政治层面的具体呈现,具有无私性、包容性和平等性等超功利性特征。老子的仁爱观对我们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构建和谐、民主、博爱的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无为之境--《老子》无为思想的有为价值

《老子》一书,思想深沉,内涵丰富,其“无为”思想旨在通过对道的复归与把握,实现在大宇宙、社会、人生中“无为而无不为”积极有为的目标。“无为”思想在现代社会人生中有极大的借鉴价值。本文着眼于《老子》的“无为思想”,通过阐发如何通过体认与把握“道”进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之境,进一步让现代人领会《老子》“无为思想”中的有为价值。     

论老子“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

多数学者对于《老子》思想的研究,经常会特别关注老子提出的"道",着重于老子关于"道"之根源意义、形而上的探究;因而学界中以思维方法探究《老子》思想,属于较少的研究进路;而在探讨老子之思维模式的研究中,多会关注到老子的"辩证思维",如"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动"等观点,所以有学者直接以"正言若反"作为《老子》的思维模式的特色。不过,这些论述较不容易突显《老子》既探究天道、也分析人事的思维模式。在此以"思想单位"的研究方法,重新探讨《老子》的思维模式:首先,还原《老子》文献可能想要回应的问题,归结出老子经常回应的四个问题,即"如何治理天下?"、"如何修养自己?"、"道是什么?"和"要怎样处世?"等;其次,藉由情境构作、情境处理老子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说明老子不仅重视探求宇宙的根源问题,更关怀人如何面对环境、如何处事的问题;最后,通过分析《老子》中关于"道"、"人事"的"思想单位",说明老子思想隐含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模式。     

老子治化思想辨微

本文拟关联老子的"法自然"之道与不言之教,寻绎其"为身"而"为天下"的措思脉络,抉发老子治化思想的微旨,勾勒出老子论治化的原始要终的致思线索,即朴—朴散—复归于朴,对"无为"而"治"之意趣有所推阐,并从人生无待与有待的视野检讨了老子治化观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