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

本文分为四个方面探讨了儒学世俗化的现代意义：首先，指出儒学在现代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困境，当是现代民众在“情感上拒斥儒学”；其次，分析了儒学被冷落的原因，认为就儒学自身找原因的话，这只能归咎于儒学后来的精神发展在价值取向上坚持“贵族化”倾向，越来越背离原始儒学重“世俗”的精神蕲向；再次，以方东美与牟宗三为例，说明现代新儒家不但没有改变以往儒学的精神方向，反而更以现代理性的方式，把原始儒学原本十分明白易懂的说教变成了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能体悟的“绝学”；最后，就如何改变现代新儒家发展儒学的路数，以求实现儒学世俗化谈三点具体意见：１．须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２．须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要求；３．须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     

从文化融合看儒学分期

牟宗三的儒学三期说、李泽厚的四期说和黄玉顺的新三期说,都是依据某种儒家形而上学的立场给儒学分期,都主张判教,这有悖于文明对话的时代.文明对话势必导致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如果从文明对话、文化融合的角度给儒学分期,则能更好地明确中国文化当下的任务,汲取前两期儒学的经验与教训,处理好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从信仰到文物典章制度,民力国力、技术器物应用的全面复兴中国文化,中国人期盼着儒学能如是展开,成就自己的第三期.     

“返本开新”的新进境——李明辉儒学研究述评

自牟宗三去世以后,新儒家进入了一个权威“空场”时期。作为当今显学的新儒家是否会走向消解?其内部是否会形成所谓方向性的变化?这都是儒学研究不能不关注的问题。最近,作为牟氏亲炙弟子的李明辉接连出版了两本儒学研究的专书,对上述问题都有所涉及,也都一定程度上有所回答。新儒家的“返本开新",已经形成了新的气象与新的进境。     

牟钟鉴先生新仁学述评

"新仁学"是牟钟鉴先生二十多年来对儒学的未来发展不断思考与探索的理论结晶,主要包括"三大命题"、"十大专论"、"新仁学与当代新人文主义"等内容,具有广阔性、开放性与创新性等理论特色。首先,就广阔性而言,"新仁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广阔的理论视野;其次,就开放性而言,"新仁学"在内容上以儒家为主综合各家之长,在方法上兼收并蓄综合各家学说,而且本身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最后,就创新性而言,"新仁学"超越了当代新儒学的形上学情结,突破了儒家"由内圣开出外王"的理论局限。     

傅伟勋堪当现代新儒家论

傅伟勋一直被看作现代新儒家之外的儒家批评者,文章则从三个方面证明他完全有资格归入现代新儒家阵营。首先论证他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使命感的学者,在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中,他必然要选择文化保守主义,从而走向现代新儒家。其次就他的四个学术思想倾向来论述他只能归属现代新儒家。最后论述他具有第三代新儒家共通的思想特征,即:①推崇儒学,但不将儒学价值绝对化;②虽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却能客观地评价马克思主义;③坚持多元价值观,虽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但从不拒斥西方文化,虽强调儒家精神的现代意义,但决不轻率断言认同儒学乃人类未来文化发展的惟一方向。     

道德的形上学与本体诠释学比较研究

相承先秦儒学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现代新儒家以谋求“儒学之第三期发展”而自任。由于儒学之第三期发展或曰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家传统经过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零落困境之后兴起的,如何既保守儒家传统而又使之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就成为儒学之现代复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所周知,儒家传统素重道德理性或曰德性精神,而现代社会则以理智理性的发达为其基本特征。因此,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就进而落实为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对此,现代新儒家有着明确的理论自觉。第二代新儒家的重牟宗主将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纲领概括为“内圣开出新外王”,堪称是代表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这里所谓“内圣”就是儒家所素重的心性之学,而“外王”则是指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由于儒家传统的心性之学鲜明地保持了德性优位性,而民主与科学则均是现代理性主义生活实体的产物,显然,“内圣开出新外王”实际上所论的正是德性精神与理智理性的联结问题。     

《整合与重铸——牟宗三哲学思想研究》出版

颜炳罡著《整合与重铸——牟宗三哲学思想研究》于2012年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属于郭齐勇教授主编的"现当代新儒家研究丛书"之一,全面系统地评述了著名哲学家牟宗三先生的哲学思想。作者就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良知自我坎陷、三统并建、儒学第三期之发展说、真善美之分别说与合一说、宋明儒学三系说、天台宗华严宗的     

现代新儒学基本理论的自我消解

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理论主张可概括为 :儒学主流说、儒家道统说、新内圣外王之道、良知自我坎陷说、儒学复兴论。现代新儒学第三代重要代表人物已经偏离或放弃了这些基本的理论和主张 ,走上了文化多元化之路。这无疑意味着现代新儒学基本理论的自我消解。现在 ,这股文化思潮的高峰已经过去 ,已经成为历史。     

儒家伦理对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的价值及其局限

对于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提供了一种理论资源和研究进路,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一方面,儒学是一个历史概念,儒家伦理有其历史局限性和文化相对性,另方面,生命伦理学有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性质、任务和方法,因此,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儒家伦理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儒家伦理不能自发地成为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分析工具和核心价值.只有在认真地清理传统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在不断地对儒学进行"现代诠释"或称之为"儒学创新"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儒家生命伦理学才能在后现代多元文化处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成德之教——牟宗三儒教思想论

对儒学蕴含的宗教精神进行诠释和发扬,是现代新儒家应对时代要求以发展儒学的重要理论视阈。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深入开显儒学的宗教精神,正面阐扬为"即道德即宗教,道德宗教通而一之"的成德之教,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更融会古今、中西,建构起作为哲学之极成与宗教之极成的圆善与圆教说。     

文化比较视域中的新儒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之理解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儒学思想价值的理解问题,不仅是其文化自身的生命力和现代生活的需要问题,更是一个经典文本意义上的阅读、理解、诠释与传承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解释学问题。不同的解释视角、方法与情境往往使文本呈现不同的意义,得到新的诠释。多元化、差异化新视野与新方法上的儒学研究所展现的是一种儒学文化精神与走向的新气象和新方向,也由此形成了关于儒学意义的新理解与新把握,而这正是现代新儒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诉求和思维方式。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文化比较的方法去看待、从最新的理论新思维中去理解和诠释儒学的多重价值和时代意义,应该成为儒学研究中的更高理论追求,也构成当代新儒学建设与发展的新方法论与新方向。     

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两难抉择——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困境及其出路

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由于当代新儒家采取了理性主义态度,从而使其不仅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而且也没有陷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结。当代新儒家在"如何在中国实现代化,而又要避免西方现代化弊端"的问题意识中,既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又具有显明的后现代品格。由于当代新儒家对中西文化的不平等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之间的理论冲突。但这种冲突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因为在当代新儒家身上有一种优秀的后现代品质,即理性主义的文化态度,而这一点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表现出极大的一致性。只要当代新儒家能够继续以开放的、多元的、理性的文化态度来审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问题,就可以像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一样,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统一起来。     

第三代新儒家对儒学的诠释与创新

第三代新儒家在儒学诠释与创新中做出了超迈前贤的成就,代表了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四个新趋向:儒学本位坚持下的思想多元化的倾向;对知识论的注重与方法论的自觉,彰显"道问学"的转向;凸显批判精神和对话意识;批判"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儒学重建方向的肯定.与此同时,其思想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论韩愈的儒学文化观及其历史意义

韩愈的新儒学理论 ,尽管后世有不少疵议 ,但现在人们讲新儒学史 ,大体都要追溯到韩愈。韩愈倡导的儒学文化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 ,韩愈站在维护儒学文化主体地位的立场上 ,排诋异端 ,攘斥佛老 ,成为后世儒学革新的动因之一。其次 ,韩愈对儒学基本精神的阐扬 ,以及对儒学精神传承脉络的爬梳 ,揭示了一条中华文化的发展主线 ,启迪后人。在儒学文化的各个层面中 ,韩愈突出对心性论的关注 ,开启了后世新儒学之先河。韩愈以后 ,很多新儒学家都致力于理论创造 ,发挥儒学奥旨 ,并以道统的继承人自居 ,推动儒家文化的向前发展。韩愈着重发掘儒学文化的基本精神 ,不为章句训诂之学 ,推动了儒学研究方法的革新。     

理一分殊与儒学重建——兼与蒋国保先生商榷

蒋国保先生通过对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说明当下儒学复兴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路向皆不足取,"世俗化"应是其所应遵循的路向。同样是基于儒学三次复兴历史的考察,我们对此却有不同看法:其一,鉴于儒学三次复兴游走于世俗与神圣、现实与理想、形下与形上"两极"之偏执,我们提出儒学重建要回归孔子之"道",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为其普遍规约(理一);其二,当代社会问题的纷繁复杂以及儒家传统本身的多层面、多维度决定了儒学的当代重建也应是多元多样的(分殊),否定多元开展径直以儒学走世俗化道路是一种危险的尝试。     

乾坤大义的现代启示(上)──当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综论

引言：当代新儒家与《周易》追溯儒学“道统”,考辨文化源流,弘扬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沿承光大华夏文明之“慧命”,使之在现、当代急遽变动的现实社会中发扬足以启迪人心的道德智慧,乃至发挥理性实践上的积极作用──这是当代新儒家①孜孜以求之目标。在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时代风浪冲击的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熊十力、梁漱棋、冯友兰等,作为当代新儒家的“开山祖师”,挺身而出,自觉担待承接儒学“道统”之使命,卓然而立,开启学风,影啊、感召了同时代及相继起的一批学者;张君劢、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     

当代海外新儒学的文化资源论

如何对当代海外新儒学进行恰如其分的定性 ,应当根据他们自己的如是说。海外新儒学力图融合中西方精神并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其观点、方法和目的都很有特色 ,突出地表现为所谓“文化资源论”的深刻理念 ,而且与“新传统主义”有所区别。     

比较的时代:论当代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CSSCI

比较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儒学哲学思想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法,以至于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如果说17至19世纪是理性的时代,20世纪是分析的时代,21世纪——至少对哲学而言——则是比较的时代。自上个世纪,面对时代的挑战,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梁漱溟都开始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发展儒家哲学。比较研究的转向,不仅利于儒学更好地解决新的问题,也利于其在世界哲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后,儒家哲学的比较研究应成为更好、更积极、并具有综合性的研究方法。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来贯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体,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     

牟宗三对佛学研究的两次转变及其意义

牟宗三是现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有着两次意义深远的转变,佛学最终在其思想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早年受其师熊十力的影响开始对佛教有所涉猎,但更多偏重于知识性的了解,直至一次特殊的机缘方才对佛学用力。这一转折所引发的"悲情三昧"直接影响了牟氏哲学的整体进路。《佛性与般若》这部巨著则标志着牟氏佛学思想的成熟,其中肯定了天台圆教有一特殊的"佛教式的存有论"可以对法之存在等问题作出圆满的交代。这一"存有论转变"的意义在于,牟宗三最终认识到不必亦不可用儒家之体用义、创生义去衡量佛教,而应以"不以佛教为忌"的态度正视之。牟宗三跳出了拒斥佛老的窠臼,亦由此展现了新儒学之"新"的另一面向。